企业科技工作者人格和工作倦怠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一、问题提出科技工作者是掌握某种专门科学技术和知识技能的人，包括各种专门的科技人才在当今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科技工作者作为重要的人才资源，他们的劳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企业科技工作者是在企业中从事科技研发工作和技术推广等活动的专门工作者，他们是企业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力量然而《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面临很大的压力工作时间长、强度高、压力大是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最突出问题之一企业科技工作者大都属于高学历人群，对自身和职业要求较高他们工作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他们极易产生工作倦怠工作倦怠不仅严重影响科技工作者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益，而且还影响到个体所在组织的绩效和发展本研究旨在深入考察企业科技工作者的人格类型、应对方式和工作倦怠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提高企业科技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改善他们的工作现状以及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供参考和实证依据工作倦怠（Job Burnout）是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在研究职业压力时提出的概念，是指在职业环境中长期的情绪紧张和人际关系紧张所形成的应激反应及所表现的一系列心理、生理综合症[1]。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aslach[2]认为工作倦怠是对在工作中长期遭受到的情绪和人际关系压力源的延迟反应，它由三个维度构成，即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的降低日趋激烈的竞争和快速变迁的工作环境使人们面临过高的工作压力，持续的压力使人的能量消耗殆尽，久而久之就可能导致工作倦怠工作倦怠使个体在生理、情绪情感及行为等方面出现耗竭它既受情境因素的影响又受人格特征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关于教师人格特质与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及工作倦怠等关系的研究有不少，但关于企业科技工作者人格特质和工作倦怠的研究却不多见有效运用人格测验来对企业科技工作者人格特质和工作倦怠进行研究，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针对不同的人格特点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效益A—B型人格类型是由美国心理学家Friedman和Rosenlnan(1974)提出的，根据人们在性情、时间紧迫感及好胜心等方面的特点，将人格划分为A型和B型A型人格特质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更有竞争性，更能为成功而努力奋斗，他们在对待成就性工作时比B型者更努力，而且可以不顾外界压力；第二有时间紧迫感，他们认为时间紧迫，不能浪费；第三在对待挫折情境时更容易产生攻击性和敌意[3]。
而B型人格的主要特点是性情温和，举止稳当，对工作和生活满足感强，喜欢慢节奏的生活，属于安定型人格早期的研究发现，A型行为模式是心脏病的一个很好的预测源（Cooper,Detre&Weiss,1981)一项为期八年半的研究表明，A型男性比B型男性患心脏病的可能性高两倍（Rosenman,1975)[3]根据A、B型人格不同的特点，他们对待事物不同的态度和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可以预知，A、B型不同的人格类型所产生的工作倦怠状况将会大不相同关于“应对方式”的定义，心理学家们没有得出统一结论Lazarus和Folkman(1984)[4]将应对定义为：是个体面临应激情境时为减少压力或伤害而做出的认知或行为努力，是对情境变量、时间因素以及从影响适应结果的一系列事件中得来反馈的反应应对方式可简单理解为人们为对付内外环境要求及有关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大体可分为稳定因素和情境因素[5]稳定因素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和人格特征人格因素受情境因素的制约，并影响着应对方式的性质和类型应对方式是影响工作倦怠的一个重要因素同等压力下, 倦怠程度与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有研究表明，适当的应对会缓解工作倦怠。
本研究拟探讨人格、应对方式和工作倦怠三者之间的关系，从人格分类的角度探讨A、B型不同的人格类型对企业科技工作者工作倦怠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在人格对工作倦怠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本研究作出如下假设：假设1：人格与工作倦怠相关显著，A型人格与工作倦怠各维度呈正相关，B型人格与工作倦怠各维度呈负相关假设2：人格与应对方式相关显著，A型人格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而B型人格则相反假设3：应对方式与工作倦怠各维度相关显著，积极应对方式与工作倦怠各维度呈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工作倦怠各维度呈正相关假设4：应对方式在人格和工作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二、研究方法（一）被试本研究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抽取济南市23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科技工作者，共发放问卷2000份，删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957份，有效率为97.9%其中男性科技工作者1272人，女性科技工作者673人；有5年以下工作经历的有723人，工龄为5年以上有1228人；初级职称878人，中高级以上职称993人注：因部分被试对问卷相应选项没有作答，故各人口学变量人数统计有一定缺失）（二）测量工具1.A型B型人格问卷使用A型B型人格测试问卷。
本测试共25个题目，采用两点计分法，同意选“是”；不同意选“否”有一半以上的题目回答“是”就有A型人格倾向，题目越多倾向越明显，反之则是B型倾向本研究中，此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具有较好的信度2.简易应对方式调查问卷解亚宁结合中国人群特点特点对Folkman 和Lararus 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进行了简化和修改，编制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该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分量表组成，共20个题目，为自评量表，采用4级评分法按0～ 3分评估，在每一应对方式项目后，列有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和经常采用4 种选择( 相应的评分为0、1、2、3)其中积极应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的α系数为0.78， 消极应对量表的α系数为0.793.工作倦怠问卷采用李永鑫编制的工作倦怠问卷CMBI（Chines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测量工作倦怠采用7级记分，“1”为“完全不符合”，“7”为完全符合，由“1”到“7”代表符合程度由低到高包括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降低三个分量表，并将个体的倦怠分为四个水平：零倦怠、轻度倦怠、中度倦怠和高度倦怠，其中轻度倦怠和中度倦怠又分别分为四个水平。
共15题，每个分量表5题，总量表及三个分量表的α系数依次是0.75、0.82、0.77、0.67,信度良好三）施测及数据处理使用以上三种测评工具在济南市23家科技企业进行施测，统一收回问卷用心理教育统计软件SPSS11.5对所得数据进行录入、处理和分析，主要数据分析方法有信度分析、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三、结果与分析（一）企业科技工作者人格类型、应对方式与工作倦怠的现状分析根据统计，所收集的样本数据中属于A型人格倾向的企业科技工作者有823人，占总人数的42.05%；B型人格倾向的有1129人，占总数的57.96%；中间型5人，占0.25%表1：企业科技工作者应对方式状况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企业科技工作者积极应对方式的平均数远大于中值，消极应对方式的平均数小于中值，说明企业科技工作者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而较少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企业科技工作者工作倦怠的检出率：零倦怠者为137人，占总人数的7%；轻度倦怠水平一15人，水平三1547人，约占79.82%；中度倦怠水平二255人，占13.03%；高度倦怠0人可以看出，科技工作者处于轻中度工作倦怠水平，未达到高工作倦怠程度表2：不同科技工作者工作倦怠的方差分析表注：*p<0.05，**p<0.01，***p<0.001，下同。
从表2中可以看出，性别、职称因素对人格解体和成就降低维度作用显著，企业类型、辞职意向因素对倦怠总分及职业倦怠各维度均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婚姻状况对倦怠总分和人格解体维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参加工作的年限则对成就降低维度作用显著可知，婚姻状况、企业类型等是与企业科技工作者工作倦怠相关的主要人口学变量二）相关分析表3：企业科技工作者人格、应对方式、工作倦怠的相关系数矩阵表3是人格、应对方式及工作倦怠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人格类型与应对方式相关显著，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A型人格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而B型人格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人格类型与耗竭维度、人格解体两个因子及倦怠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表明A型人格比B型人格的工作倦怠水平更高，尤其体现在耗竭维度和人格解体两个维度上；应对方式两个维度与倦怠总分及各因子之间相关显著，积极应对与耗竭维度、人格解体、成就降低各维度及倦怠总分呈显著的负相关，消极应对与工作倦怠各维度及倦怠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采用积极应对的方式有利于降低工作倦怠三）回归分析相关分析表明人格、应对方式及职业倦怠之间两两相关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关系。
表4：回归分析结果第一步，建立工作倦怠对人格的回归方程，如表4所示，人格类型能够预测工作倦怠(β=0.234,p<0.001)从校正后的确定系数来看，回归方程能解释总变异的5.4%第二步，建立应对方式对人格的回归方程在积极应对方式对人格的回归中，标准回归系数为-0.069；在消极应对方式对人格的回归中，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为0.188，均达到显著的水平从校正后的确定系数来看，回归方程能解释总变异的3.5%，人格可以作为应对方式的预测指标第三部，建立工作倦怠对人格和应对方式的等级回归方程，以人格作为第一层变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作为第二层变量进入回归方程，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36，p<0.001），F=256.998，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从校正后的确定系数来看，回归方程能解释总变异的28.2%四）中介作用分析图1 应对方式在人格预测工作倦怠中的中介路径注:a、c分别代表人格预测应对方式和工作倦怠时的单独效应，b、c’为人格与应对方式共同预测工作倦怠时的共同效应鉴于人格类型对应对方式和工作倦怠都有显著影响，我们参照Baron和Kenny (1986)的程序，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中介路径，并采用回归分析和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程序如下：表5：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从表5可以看出，依次检验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指前面4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所以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显著。
由于后两个t检验也是显著的，所以应对方式在人格和工作倦怠之间是部分中介效应人格类型对工作倦怠的总效应（β=0.234，P<0.001），间接效应分别为0.069×0.378 =0.026，0.188×0.376=0.071（P<0.001），以及直接效应（β=0.136，P<0.001）其中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136/0.234 =58.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0.026/0.234 =11.1%，0.071/0.234=30.3%四、讨论（一）企业科技工作者应对方式、工作倦怠的现状分析积极应对平均分大于中值，消极应对平均分小于中值，说明在应对方式方面，企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应对显著高于消极应对，企业科技工作者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这与他们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他们从事高技术含量、高使命感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作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有利于他们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因而他们能够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本研究对企业科技工作者工作倦怠的研究结果显示，轻度倦怠水平三有1547人，中度倦怠水平二有25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