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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阎步克回归历史自身的逻辑 阎步克：回归历史自身的规律 编者按：本文是阎步克教授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5册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中译本所作的序文，原无标题，本微信号添加了标题。 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中国的历史，将以中文出版，奉献给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其中有九州大学教授川本芳昭先生的著作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川本先生的专业为东亚古代史。他以中国为中心，对东亚的政治史、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等举行过长期的研究。这部中华的崩溃与扩张深入浅出，文笔兼平实与活泼之致，颇具可读性；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的表达和阐明，来自川本先生长期研究的个人心得，也能反映日本学界对此期历史的大量看
2、法。被移译为中文的日本中国史论著，越来越多了。中国的历史这个系列，包括川本先生的这部著作，应能推动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因地缘邻近的关系和悠久的文化交流，日本对中国史的了解较早且相当深入。其传统学风本来就具有细密扎实的特点，中国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强化了其浓重的实证精神。明治以来，欧洲史学的学风、方法和论点，又催生了现代的崭新眼光。对中国语言的熟谙，更是其超过西方学者的得天独厚优势。有的中国学者这样评价：在中国之外，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劳绩，在总体上超过欧美。在宏观框 架和概括史实的解释上，中日学者各有见仁见智之处。这一点自是读者所当留神的，且最有启迪的。例如，川本先生在本书的“
3、前言”片面申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被称为贵族制的时期。这纵然是由于东汉末年的混乱中所展现的身为贵族的文人学识分子既成为乡村社会的领导，又进入中央和地方政界的统治阶层，从而备受后人的关注。”所谓“贵族制”，乃是日本学者长久研讨的论题，涉及其对魏晋南北朝的总体看法。文史专业的中国读者，对之当然不会目生；而对非文史专业的读者，就未必都领会了。近代以来，在用新眼光扫视中国史上，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先行一步。“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把中国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所谓“上古”或“古代”，至东汉中期而止，被看成是中国文化的形成、进展和扩张期。经东汉中期到西晋的过渡，进入了六朝这个“中世”时代，其
4、最大特点是“贵族制”：“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著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君主是贵族的共有物。”（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唐宋之际，中国又向“近世”推进。这个“三段论”的模式，看上去与西欧史的古代、中世纪、现代三段论，有某种可比之处。“近世”的各种变化，是参照西欧“近世”而被阐述的。又，法国学者白乐日、谢和耐所勾画的中国史分期，与之有类似之处。“古代国家”、“六朝贵族”、 “唐宋变革”等论题，此后被京都学派的学者们不断充实、深化。在“贵族制”的长久议论中，各种观点纷纷涌现，异彩纷呈。矢野主税、越智重明等
5、学人，与京都学派不尽一致，对中古“贵族的自律性”的评估没那么大，对此期的君权和官僚身份，那么有更多的强调。矢野认为，“贵族因国家权力的存在才得以成立”，“贵族就是寄生官僚”（门阀社会成立史）。越智看法，贵族阶层因国家权力才能得以成立，从而凸显了君主对于贵族阶级的优越性（魏晋南朝之贵族制）。 川本芳昭教授川本先生是越智的学生。其对“贵族制”的认知，构成了本书中相关人物、事情、制度的背景。例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阐述了“公权力之私有化与公之再建构趋势”；第四章的标题是“江南贵族社会”，其第一节的标题是“东晋的贵族社会”。都反映了这样一点。这是中国读者所当留神的。又如，第四章第三节的标题被译为“向贵族
6、制的转变与宋齐军事政权”（原文是“貴族制変容宋斉軍事政権”），所申说的实际是“该政权并非由贵族所建，而是由军人创立”，“军人政权可以说是宋朝以后各王朝的一大特征”，“贵族的式微因寒门、平民的抬头而日益彰显”。这就是在提示读者，由贵族制到军人政权，其间已发生了某种“转变”。按，此前越智已提出，自刘宋到梁武帝天监年间，由于皇帝改革，通过起用寒人阶层而加强了皇权，贵族便流失了“自律性”。宫崎市定对此期政治变动的阐述，是“军阀帝王与贵族结合的政治”（九 品官人法的研究序）。中国学者田余庆先生，那么把刘裕集团视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东晋门阀政治）。相关论点的同异，不妨对照观看。中国现代史学的萌发过程中
7、，一代宗师也在不断涌现。除了各个专题、断代研究的巨大进步外，在历史分期方面，二千年传统史学家们闻所未闻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概念，被学人纳入视野，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其中郭沫若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借助“五种生产方式”所建构的框架，最富理论性。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称之为“一个划时代的功业”（二十等爵制研究序章）。在郭氏的最终看法中，夏商周是“奴隶社会”，战国进入“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殊性之一，在于“豪强士族地主”。因种种理由，郭氏的分期之法进入了大学与中学教科书。好多非历史专业的人士和书刊，至今依旧习用着“战国以来的封建社会”的说法。魏晋南北朝史的若
8、干名家，在历史分期上看法“魏晋封建论”。何兹全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头提出，战国秦汉是“古代社会”，汉末三国进入封建社会，此期展现了如下变化：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读史集）。唐长孺先生说：“魏晋户口下降的理由虽有多方面，但根本的理由在于魏晋时期封建大土地全体制的进展，使大量户口沦为私家的佃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王仲荦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时 期，封建土地全体制的形态，是世家大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耕依附农人部曲、佃客。（”魏晋南北朝史）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因以唯物史观为本，中国学者更多聚焦于“全体制”的辨析
9、之上。而日本学界对“贵族制”的议论，通过各种事象辨析皇权、贵族、官僚之关系，相对更为细密，其分析方法，即便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也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当然，对士族门阀现象，中国学者仍有分外卓越的研究，如唐长孺先生对士族升降沉浮等现象的议论，如田余庆先生对“东晋门阀政治”的阐述。同时在“二战”之后，唯物史观深刻影响了日本史学，对经济关系大为重视了，进展出了把汉唐间的社会视为奴隶制、农奴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新看法；京都学派的“三段论”，也更多地从经济层面（如租佃制）和社会层面（如“共同体”）推进了。“战国封建论”与战国秦汉的强烈社会转型合拍。这时发生了一个强烈转型，古人也作此观感。王夫之有“战国者，天地一大变革之会”之论，赵翼有“盖秦汉间为天地间一大变局”之说。“魏晋封建论”把汉晋之交处理为两大社会形态的转捩之点，自此之后，就一向“封建”下去了。在这里，以及在京都学派的“三段论”中，战国的那场历史巨变不够鲜明。“唐宋变革”的提法，令中国史的中后期波澜再起，以此来阐明唐宋间的各种变化，研究者会感觉很“给力”。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界对“唐宋变革”的关注大增，若干唐宋学者乐于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方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