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之法律问题研究 邓可人摘 要：以真实案例出发，探讨股东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的几个法律问题：一、股东之间签订的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中各股东的法律地位；二、承包金的性质以及该如何分配；三、股东协议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影响范围；四、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Key：承包经营合同；有限责任公司；盈利分配；公司治理；小股东利益保护： D913.6 文献标志码： A ：16720539（2016）04004606一、案情简介淮安华盈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盈公司）于2008 年11 月27 日成立，公司成立时股东分别为王国富、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范志荣2009 年7 月1 日，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范志荣作为甲方，王国富作为乙方，无锡市华银不锈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银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一份《承包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1）乙方同意将华盈公司经营权承包给甲方2）甲、乙双方商定年承包金为800 万元，此800 万元为甲、乙共享，各股东按股份享有，为税前所得3）甲方承包期间盈亏全部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与乙方无关，盈亏额度不论多大，乙方享有本协议确定的承包金不变。
4）甲方按约定期限支付乙方应得的承包金；甲方在支付乙方应得的承包金时，有权代扣代缴所得税，并向乙方提供代扣代缴纳税凭证5）丙方自愿为甲方承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甲方不能按时足额付款给乙方时，承担向乙方连带付款责任6）如遇不可抗力本协议自行解除，双方都不承担责任2012 年3 月19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范志荣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张建勇，张建勇承继范志荣的股东权利和义务，《承包协议书》对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继续生效后由于承包公司期间公司连续亏损，2012 年11 月25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五名股东均到会，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要求终止2009 年7 月1 日的《承包协议书》履行，并认为此次会议之前的承包金应当支付，但终止之后不应再支付，而王国富不同意终止合同履行之后，王国富将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和华银公司诉至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前四位被告支付拖延的承包金合计243.2 万元、违约金80 万元，且鉴于被告明示拒绝继续履行合同，要求提前支付尚未到期的后四年的承包金合计608 万元，判令第五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提出反诉，声称因道路施工，影响公司营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公司经济困难，诉求解除合同。
二、判决提要和审判分析一审法院判决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和张建勇支付承包金243.2万元和相应违约金，华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驳回王国富其他诉讼请求和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和张建勇提出的合同无效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从合同法契约自由的角度出发，解释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承包协议书》，认为甲乙丙三方是出于意思自治订立的合同，合同内容未触犯公司法强制性规定，所以合法有效，甲、乙、丙都为适格的案件当事人，但是因为《承包协议书》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因此应当继续履行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一审法院的判决合法合理，但是一审法院忽略了一点，即该《承包协议书》是一个公司股东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合同内容涉及到公司经营权的分配，因此还应当同时考虑《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合同法只有在《公司法》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参照适用二审法院在主体适格的问题上与一审法院一致，也承认《承包协议书》的效力，认为该约定的实质是华盈公司全体股东对各自如何行使公司法规定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安排，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在《承包协议书》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之一争议点上二审法院有不同的观点，它认为《承包协议书》应于2012 年11 月25 日解除，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应当向王国富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原因是承包法律关系具有高度人合性，在双方对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发生冲突时，即不应再强制双方履行承包合同，而应予以解除，并由违约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二审法院判处解除《承包协议书》，原审被告承担相应的违约金相较一审，二审法院试图以公司法原理解决本案纠纷，但是其考虑仍欠周全，仍然没有厘清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法律关系，且其“人合性”理论也经不起推敲（1）王国富对此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二审判决，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相较前两审，最高人民法院厘清了承包经营合同的关系，认为案涉《承包协议书》虽然形式上是甲方、乙方与丙方签订的，但是实际上是华盈公司将公司经营权承包给甲方，由丙方华银公司为承包方提供担保的协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12年11月25日股东大会解除协议的决议有效，具有法律依据依据《公司法》第38条，公司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而2012年11月25日股东大会所做出的终止《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决议正是公司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这一权利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综合考虑了法理、事理与情理，其判决也实现了实质公平，对同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2）三、理论分析（一）如何认定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主体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出现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产生，它的出现实现了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
随着公司制的引进，公司的有限责任与权责分明的治理模式使承包经营制逐渐式微然而，公司承包经营制没有被淘汰，有许多企业仍然采用承包经营制来经营[1]公司承包经营制的合法性曾一度受到学者的质疑，但是经过商业实践的检验，这一制度逐渐获得了学者们的支持有学者认为，现代公司制度与承包经营合同具有兼容性，作为组织法之公司制度与作为行为法之合同之间可以取长补短换言之，凡是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本质之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均属于有效[2]我国的承包经营类似于大陆法系中受托者自担经营风险的营业委托，它是公司或企业的一种营业方式，是商人自治的体现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是公司与承包人签署的、由承包人承担公司之经营管理工作与经营风险、由发包公司依约定收取相对固定投资收益之商事合同[3]它的特征有：（1）公司作为发包人将承包经营所需的经营管理权概括授予给承包人，承包人定期向公司支付一定的承包金作为对价2）公司承包人享有获取承包期间公司盈利的权利，同时对承包期间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承包人能否获取承包收益完全取决于公司的经营效益和市场风险等因素，而公司能获取固定、可预期的承包金收益由此可见，承包经营合同的发包方是公司，而承包人就是具有营业能力的第三人，该第三人可以是公司外部人，也可以是公司内部人。
当承包人为公司内部人时（如公司董事、经理或股东），该内部人便拥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承包人，另一方面即为所在公司的股东或者高管；相应地，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亦分为基于股东资格与公司之间发生的股权关系和基于承包人资格与公司发生的承包合同关系[3]275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关系极易被混淆，这也是本案中存在的问题、争议焦点之一本案中，四名被告既是公司股东，又是公司承包人，本案所涉承包经营合同极易让人误认为这是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而事实上这份合同是华盈公司与丙方签订的合同经营权为公司的重要权利，而承包经营属于公司经营的方式之一，因此承包经营权是公司的重要权利，而不是某一单一股东的权利股东企图通过协议将公司的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是无权处分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股东企图通过协议改变公司架构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法人，其行为要通过公司的内部机关做出，换言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人，才是公司的决策与执行机关，只有决策机关才能做出将公司承包给他人的决议（3）由于本案中协议双方都是公司股东，该份协议的签订只能被解释为华盈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将公司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华盈公司为发包方，四名被告为承包方。
二）如何认定公司承包经营期间的盈利分配协议在承包经营合同中还会涉及到盈利分配的问题，其中重要一项即为股东分红的问题本案当中，一审原告与四名被告在《承包协议书》中有相关约定：承包人每年缴纳800万元承包金，该承包金五位股东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享有；同时，无论公司盈亏，原告都可以获得与其出资比例相应的固定的承包金152万关于这一约定主体的认定也易发生混淆《承包协议书》是发包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因此公司被承包后，承包人缴纳给公司的承包金应当视为公司收益，被纳入公司资产，对于承包金的分配实际上是公司对盈利的分配，属于股东分红的范畴本案当中，五位股东试图通过该协议对公司资产进行分配，该行为应被视为抽逃出资，有违《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因此，该约定只能被解释为另一个合同，即公司与一审原告王国富之间签订的股东红利分配合同，或者被解释为公司的分红决议；当原告得不到约定中的分红时，原告应当以公司为被告，诉请公司依照分红协议向其支付红利被告所未支付的承包金应当由公司来主张，若公司怠于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告有权依《公司法》第152条提起“股东派生诉讼”，代公司向被告主张权利本案除了被告不适格外，还涉及到盈利分配协议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
依照《公司法》第167条的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收益之前，依次应当先交税、弥补亏损、取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然后才能向股东分配利润在公司分配之前，股东若以契约的形式预先进行处分，则不但可能构成处分，侵犯公司权利，也会使公司处于违反法定义务的不利状态[4]被告声称公司一直面临亏损，那么协议中约定的800万承包金在交税后就应当先用来弥补公司亏损，然后才能给股东分红；然而，本协议约定无论盈亏，王国富都可以定期获得与其认缴出资比例相当的承包金，这一条款显然与《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相违背，因此，该盈利分配协议的这一条款是无效的，原告是否有权请求公司支付其承包金，还需法院进一步查明事实后才能做出判断三）如何看待承包经营合同制度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影响承包经营制是公司对于内部治理的自治选择，它突破了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将其经营管理权承包给他人，其自身的权限与治理结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股东大会将董事会或经理的公司经营权让渡给承包人，承包人享受日常经营管理权；承包人可以代替或者任免公司经理职务，享有董事会授予经理的其他权利；在承包期间，董事会的职能被架空，其职能局限于对承包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由于小型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性，公司法对其给予较为宽松的规制，允许股东在较大限度内进行自治，包括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合理变更。
然而，股东自治的范围不是无限的，否则公司无异于合伙企业，控股股东滥用权力可能会损害小股东、债权人利益甚至公共利益因此，公司法对股东大会的自治协议应当留有底线，即股东自治禁止违反公司强制性规定，禁止损害小股东、债权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1.域外视野本案中的华盈公司为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与美国的封闭公司极为相似20世纪30年代，法经济学家罗纳、科斯提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长期关系合同，通过这一合同把一个个生产要素联系起来并共同促成了企业[5]这一“合同网”的经济学思想成为了“公司合同理论”的理论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合同理论被公司法学家广泛认同，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有关于公司本质的学说公司合同既包括公司成立时发起人订立的章程，也包括公司存续过程中的股东协议与决议股东有权在一定自治范围内对公司进行治理，但是根据公司类型与特质的不同，股东自治的范围有所区分本案所讨论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规模小，股东人数少，股权大都由几个大股东集中持有，他们往往也自己亲力亲为地管理公司；针对封闭公司的人合性，美国法学家认为股东是公司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法律应当尊重股东之间的协议和股东的意思自治，因此美国对封闭公司中的合约安排持有非常包容与尊重的态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