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分析 邵桂华++满江虹摘 要：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分析了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研究表明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活动表现出主客体颠倒的特色，竞技体育胁迫政府不断加大体育投资，导致了体育投资分配的不合理和竞技体育项目布局的不科学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系统中的人也发生异化，人们不仅抛弃了人的类本质特征，而且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异化严重阻碍了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唯有意识到异化的存在，分析异化的原因，才能促进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举国体制；竞技体育；马克思异化理论：G80-05 文献标志码：A ：1006-7116（2015）04-0017-05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alienation under the“nationwide system”SHAO Gui-hua1，MAN Jiang-hong2（1.Research Department，Jilin Sport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2.School of Spo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Jilin Sport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Abstract： By applying Maxs alienation theory，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phenomen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alienation under the nationwide system，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ompetitive sports activities under the nationwide system show such a feature of alienation as subject and object mix-up； competitive sports force the government to keep creasing sports investment， which has resulted in irrational sports investment allocation percentages and unscientific competitive sports event layout； the people in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under the nationwide system are alienated， they have not only abandone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eings， but also started to have sharp confliction between them； competitive sports alienation under the nationwide system has seriousl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enterprise in China； people can boos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enterprise in China only if they realize the existence of alienation， analyze alienation causes， and sublate alienation in practice.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nationwide system；competitive sports；Marxs alienation theory“异化”一词本为德国古典哲学术语，原意是指使某物与某人疏远；或从某人处夺取或窃取某物，使之与某人疏远[1]。
历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发展，“异化”演变为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产生了客体，但这一客体却变成了主体的敌对力量，主体最终被自己产生的客体所控制和奴役的现象对异化现象研究最为深刻与透彻的当属马克思，他发展、丰富并形成了独特的异化理论，并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巨著中进行了明确的阐释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劳动、人与物质、人与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错位现象进行分析，指出人与劳动产品对立、生产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以及人与人相互对立等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中工人被动参与劳动，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与劳动成果、劳动本身之间对立等社会的异化本质关系[2]虽然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初衷是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积弊，但异化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分析理论，却为我们分析主体与客体关系，探索人为造成的对立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中国竞技体育，虽然在近几十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同时也招来众多的非议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角度看来，这些非议的根源正在于“举国体制”这一为促进竞技体育发展而采用的运行机制，却在实践中成为控制和奴役我们的力量，它导致竞技体育系统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严重对立，也使竞技体育活动以及竞技体育活动中的人本身产生异化，从而带来了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竞技体育发展。
1 “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活动的异化 “劳动活动的异化”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劳动过程是人类所创造的，其本身应该是人类一种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人们乐于参加劳动并在劳动活动中发挥自身本质特征，体验幸福而一旦劳动活动成为人类这一主体的对立面，“作为生命活动的劳动与劳动者相分离，变成外在的繁重的、强制的东西”[3]，甚至成为劳动者初衷与愿望的对立面，异化就会出现竞技体育无疑是人类具有特色的劳动活动之一，国家根据社会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情况，对竞技体育进行适当的投资，采取科学的管理，以实现“人类的表现欲望、竞技意识和娱乐本能”[4]在这一劳动过程中，政府是主体，竞技体育是客体，主体对客体应该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但现实中我国的竞技体育却呈现出不同的情况，竞技体育这一人造系统“反客为主”，成为决定管理者行为和意识的“主宰力量”，为了服从于竞技体育的需要，政府被裹挟起来，不得不一再加大竞技体育投资，甚至不得不牺牲其它系统的利益保证竞技体育“争金夺银”目标的实现，竞技体育活动由此显现出异化现象1.1 从国家对竞技体育投资看竞技体育活动的异化“以政府为主导，以体育系统为主体，以整合、优化体育资源配置为手段，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目标一致、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利益兼顾”[5]是“举国体制”的核心特征，就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看，“举国体制”的初衷在于强化国家政府这一主体的主动性与主导性，充分发挥其对竞技体育的引导与决定作用。
然而，随着我国竞技体育辉煌成绩的不断取得，以及其效应的不断形成，这一主客体关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来自于社会大众对竞技体育的期待以及来自于竞技体育系统内部的利益需求，使“金牌”这一竞技体育的附属物逐渐独立出来，其作用不断被放大金牌战略”不仅是竞技体育最为明显的标签，也使竞技体育成为强势的一方而政府则变成被动者，为了竞技体育“金牌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得不被迫持续加大对竞技体育的资金投入，从而背上严重的财政负担通过近几年我国政府对体育的投资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2008～2012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政府每年支出的体育经费高达近300多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各级政府对体育的其他投资在如此高额的体育投资中，直接投入群众体育的资金仅占8.41%和9.2%，即使“其它体育支出”中仍有一部分用于群众体育，“体育场馆”建设资金中有一部分资金用于群众体育设施改造，“行政管理”资金中有一部分用于群众体育行政管理，那么用于群众体育领域的资金比例，也不会超出体育财政支出的20%，而另外的80%均用于竞技体育领域事实上，在“举国体制”和“金牌战略”作用下，各级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关注程度更高，因为金牌数是一个硬性指标，更容易体现出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体育实力，也更容易成为领导的政绩。
因此，各级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投资相当巨大，在每一届全运会的备战周期之内，均以高额的资金来确保本省在全运会赛场上的“争金夺银”这种投资，包括基层运动队和各省级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和比赛经费，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奖金，各体育场馆的建设等各项经费在内虽然由于我国竞技体育财经数据统计的不透明性，数据的总额和分配的比例难以完全精确获得，但其数据无疑是惊人的如全国第11届全运会后，山东省对全运会金牌的奖励标准为50万元，仅此一项，山东省的奖励金额就高达3 000万这还不包括对银牌、铜牌以及其它成绩的奖励，也不包括除省政府外，其它各级政府对运动员的各种实物及现金奖励，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竞技体育方面的投资力度而若某个省成为全运会或某国际大赛的主办城市，其投资数据则更加巨大如山东省为举办第11届全运会，在场馆建设、城市改造、公共交通等综合投资达到2 000多亿元，其中场馆建设的费用也高达100多亿而山东省2009年全年的地方性财政收入总共才2 198.53亿元，全运会的投入几乎是全省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2010年亚运会的东道主城市——广州，为举办亚运会的投资也超过了1 200亿元，其中的场馆建设及运动会的运行成本高达近140亿元，也占到了广东省2010年全年地方性财政收入（11 842亿元）的10%以上，比整个广州市2010年全年的财政收入（790亿元）还要多。
而1 200亿元，是同年度在南非举办的足球世界杯赛事投入的5倍再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投资规模约为430亿美元，超过了以往历届现代奥运会投资的总和可以说明，我国在竞技体育领域的投资无疑是不计成本的不论是从财政收入与体育投资的比例还是从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投资的比例关系来看，这样的体育投资结构显然是不科学，不论是体育科学研究者还是各级政府的管理者，都会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事情的一再发生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竞技体育活动异化了，政府不再是“自愿”管理体育，“自由”分配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之间的投资比例，而是屈从于竞技体育本身之外的目标，其投资是被迫的，甚至是被强制的正如马克思[6]94所言：“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不论这种“需要”是表面的“金牌”战略还是背后的“政绩”需求，都使竞技体育成为主宰者，使政府被挟裹着骑虎难下，使“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7]成为现实更为关键的是，如果我们不采取立即行动的话，这种异化现象会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正如前文所述，在“举国体制”下，中央与各级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在各级体育部门的行政经费、人员工资福利、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及运动员薪酬福利、体育训练比赛场馆建设经费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在丧失政府主动性的同时，也进一步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加剧了竞技体育的严重依赖性。
一旦离开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其前景将是灾难性的换言之，竞技体育之所以能够取得“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是因为政府投资力度逐年的“更快、更高、更强”，也由此导致竞技体育在“脆弱程度”上的加剧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系统走向，它意味着在当前异化的竞技体育活动中，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投入越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