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3”计划4位首倡者科学报国的人生 孟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发展史上，“863”计划是向世界最高科技进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计划，因相关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作出批示的时间均在1986年的3月而得名，而其首倡者是曾为“两弹一星”的研制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和杨嘉墀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人搞起了“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在国际引起了很大震动如何应对美国人的挑战？这4位爱国心切的科学家不约而同地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深深思索着……他们有切身体会，真正的高新技术、核心技术，外国人是不会卖给中国的；真正的现代化是买不来的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于是，1986年，他们联名向中央建议发展中国的高技术，邓小平对此高度重视，亲笔作出重要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从而促成了我国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此后，中央迅速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会议，经过认真研讨、论证，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拨款100亿元，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开始了高技术的攀登那么，这4位于1999年被党和国家及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著名科学家，都谱写了怎样的科学报国的精彩人生呢？王大珩：殚精竭虑遨游光学世界逞英豪王大珩，江苏省吴县人，是著名的应用光学家、“中国光学之父”。
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未满周岁时随家人回国他聪明好学，天赋颇高，17岁便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于1936年毕业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从1938年至1948年，王大珩曾在英国学习和工作10年期间，他除了在伦敦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攻读光学及玻璃制造专业外，还在相关的工厂和公司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48年，王大珩从英国回到尚未解放的上海其时，王大珩满脑子都是光学理论，但当满怀报国之志的他踏上阔别多年的中国大地时，却发现偌大的中国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古老的科技文明已远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后来在其老师、科学家吴有训的邀请下，他来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在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6年后受命筹建中国科学仪器馆1952年儀器馆在长春正式建成，后来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被任命为馆长、所长当时，王大珩面临的是国家急需制造大量精密科学仪器，却拿不出原材料光学玻璃的困境于是，王大珩带领大家从制造光学玻璃做起先是把在秦皇岛工作的龚祖同调到长春光机所，负责炼炉的建立又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及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全部铺展开来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果1953年12月，中国自己生产的光学玻璃出炉，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学事业揭开了发展的序幕。
之后，在王大珩带领下，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6年的时间里，相继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光学成果，史称“八大件一个汤”（“八大件”指8种光学仪器，“一个汤”指融化态光学玻璃），一举填补了中国光学领域的空白，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也轰动了全国科技界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是为了巩固国防，中国需要铸造自己的核盾牌王大珩又一次在危急之际挑起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机械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众多学科于一身的重任为研制试验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测试工作必须跟上他利用长春光机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采用以高速摄影机和测量光冲量的途径，作为获取核爆炸后的部分性能信息的措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提交了合格的光学测量仪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研制的光学测试仪器在试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迈开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步伐，同时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如返回式卫星装备对地观测相机，就既要能经得起发射时的震颤，还要能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和他同事们的肩上。
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他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经过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两种相机同时问世，伴着卫星飞上太空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地球村的全貌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光学设备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王大珩和同事们承担起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仪的研制任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探索作为总设计师的王大珩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进行光学设备的实验，特别在发射远程运载火箭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等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1983年，68岁的王大珩调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部长此时，他考虑最多的不是将来的退休生活，而是今后中国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科技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为了确保21世纪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发表了关于“星球大战”的著名演讲。
根据未来“星球大战”的要求，要构筑起庞大的战略防御体系，这对尖端科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苏联制定了“高科技发展纲要”，而法国也提出了“尤里卡计划”当世界一些大国已经吹响了向高科技进军的号角时，中国该怎么办？王大珩十分忧心为了缩小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技的差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王大珩与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等科学工作者在商议后，联名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863”计划）1983年离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并不长，尽管当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党中央对中国科技未来发展的方向仍十分关注王大珩等的这份重要建议送上去不久，邓小平即写下“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后来按照邓小平的批示，依据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的建议，有关部门组织20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和多次修改，终于制定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获得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根据中国的国情，《纲要》在全面跟踪世界高科技的基础上，突出了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激光、能源、材料等7大领域同时，为了实施《纲要》，国家不仅在资金投入、人才培养方面加大力度，而且还建立和完善了相关的激励制度。
863”计划实施至今，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而且也使我国的科技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近年来，面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春天，王大珩备感欣慰后来，王大珩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进行专题咨询，颇有成效作为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80年，王大珩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2年，王大珩与其他5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成立几十年的科研实践使王大珩深深懂得，激光技术和光学技术的发展都需要年轻科技人员的参加，他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培养年轻人身上，他指导曾在他门下攻读研究生的蒋筑英，在国内首先建立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還有王乃弘，50年代就研制出红外夜视仪；唐九华在电影经纬仪的研制中做出重大贡献；王之江成为激光和光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光学专家王大珩长期担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主持研制出诸如电子显微镜、光电测距仪等一系列光学玻璃新产品这些高水平的精密设备，在研制我国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过程中，成为探测、观察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王大珩也因此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获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王大珩和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春天，他又就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亲笔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这份建议中，他恳切陈词，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大飞机王大珩屡屡为发展高科技奔走呼号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京逝世，享年96岁殚精竭虑、无悔付出”，是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长、和王大珩长期共事的研究员宣明对他的评价这正是王大珩一生生动真实的写照王淦昌：以身许国探秘原子世界王淦昌，1907年5月生于江苏常熟县枫塘湾，是一位世界级的著名核物理学家，他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粒子物理研究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1920年他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在物理系学习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就读清华期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让这位热血青年逐渐成熟起来1926年3月18日，北京多所高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罪行一起上街游行却遭到反动政府的大屠杀游行队伍中的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学惨遭杀戮，义愤填膺他找到老师叶企孙倾诉，获得了老师的启迪：“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如果我们像历史上汉朝、唐朝那样先进、那样强大，谁敢欺侮我们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
王淦昌开始改变读书的目的，他努力学习，不再是为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王淦昌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聪颖、后天勤奋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王淦昌毅然决定回国有教授想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王淦昌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回国后，王淦昌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在战乱中的浙大教书14年1950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中，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企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核工作。
1960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被调去九院，负责核爆中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王淦昌当即对领导响亮地承诺：“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是从他心里迸发出来的从此，王淦昌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秘密研制核武器，开始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多年后，说起当时毫不犹豫的决定，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1963年春天，王淦昌告别自己的亲人，一头扎进新创立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王淦昌坚持深入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