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节日风俗刍议 西夏文化具有明显的多元性特征[1]，在节日风俗方面，即表现为在保留本民族的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入了周边民族的节日习俗本文现拟从民族节日、宗教节日和中原历法节日三个方面，对西夏节日风俗作如下分析一、民族节日党项羌人早期居住在西北，“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2]5290，对他们的生存造成极大威胁，他们不得不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和庇佑，所以早期西夏社会盛行自然、鬼神及祖先崇拜，其中对“天神没那”的信仰尤为突出现存西夏文献中有大量有关“天”的记载，渗透着西夏人对上天的虔诚和膜拜《文海》中记载“乾：此者天也，宵也，众生覆避依处也”[3]405《圣立义海·天之名义》中更给予本来“天”无所不能的至高荣誉：“西云，生成根本昊天，世间主宰天尊，福遍凡世天穹，蔽覆凡间白霄，诸宝本源[4]50又由天神的信仰衍生出天神祭祀，西夏社会早期即有杀牛羊祭天的习俗，大型祭天活动一般以三年为期张迎胜根据吐蕃祭天仪式，对西夏祭天的时间、场所、祭品等作了考察，认为：西夏祭天一般在高山设坛，与盟会结合进行[5]54-60这可以看做是本民族以祭祀为基础的聚会，并以此加强民族认同感。
随着党项自身的发展的需要以及吐蕃的侵扰，党项羌开始内迁，从青藏高原迁到庆、灵、银、夏等州一带，内迁后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其聚居方式逐渐由以血缘为中心向以地缘为中心转变，这为西夏节日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缘关系的框架里，社会更需要一定的节日作为促进社会成员交流的纽带特别在制定了本民族历法后，党项的历法节日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据李范文考察，西夏的天文历法起源很早[6]638，后“曩霄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7]209是故，西夏比较有代表性的民族节日，比如冬至、中秋，都与本国历法有关西夏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冬至是重要的历法节日《宋会要辑稿》载，“枢密院言：诏闻西人最重节与寒食，兼以十二月为岁首，多是诸监军及首领会聚之时”[8]兵二八之四二,可见党项“旧俗止重冬至”[7]212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如此隆重的节日，“帝室庆朝宾大殿”[9]272，有规模宏大的朝会活动，“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7]152，百官朝贺，帝王宴请；豪门大族则全家团聚，大摆家宴，为老人祝福添寿，所谓诗云“豪门贺寿拥高堂”[9]272；受汉人献履贡袜习俗的影响，他们亦有“舅姑履袜争新献”[9]272的习俗。
可见，虽然冬至属于西夏传统的历法节日，人们的庆祝方式却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八月谷物丰收，西夏人遂“演戏游乐，设纲伺鹊、捕兽”[4]53，不仅有演戏游乐等文化活动，也有伺鹊、捕兽等狩猎项目，这正是游牧传统和农耕文化结合的体现除娱乐活动外，西夏人还祭祀庇佑农业丰收的神灵，他们于“中秋碾谷时节，供养谷神波女”[4]53，表达对其庇佑的感谢故中秋既是西夏人娱乐放松也是祭祀神灵的节日除中秋祭祀谷神外，依然存在专门的祭神节日，仁宗时依然规定：“有神马、祭牛、神牛一种者，年年四月三日于冬夏分别时，于旧宫内天神下当送马中散茶酒[10]畜患病门,582这应是对党项原始崇拜和祭祀的延续可见，西夏的传统节日与其所处地域的气候条件以及本民族历法有密切的关联，其节日习俗里既保存了大量游牧民族的传统，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节日不仅丰富了西夏人的生活，也较好地保存了党项民族独有的文化韵味二、宗教节日西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不管是社会上层抑或下层对各种宗教都持有较为宽容的态度其中，对西夏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佛教西夏立国之前，其土地，其民众，已久有佛事[5]105之后，随着与周边政权求经、译经等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在立国后设立了大量佛教节日，西夏佛教在国内的地位更加显赫。
我们根据现有材料对西夏主要的佛教节日梳理如下元昊立国后，“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7]152，即在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一日全国礼佛以最高行政命令的手段设立佛教节日，必然会提升佛教的社会地位，对全国的佛教节日活动和礼佛风俗产生深远影响情况的确如此，直至元朝初年，西夏人依然保留着极为虔诚的礼佛习惯，“境内有庙寺不少，其中满布种种偶像（即佛像），居民虔诚大礼供奉”[11]190除正月外，五月、九月也是佛教中的善月敕修清规曰：“正五九为善月”[12]1039，于此三月间持长斋、行善事由于史料不足，我们还不清楚五月是不是有专门的佛教节日，但五月确是重要的礼佛月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物中，有一残页汉文日历保存下来，其中记载“若于五月初五日日落黄昏时九拜佛尊，可消一千八百罪孽”，这份是西夏仁宗人庆五年（1145）的日历，而且是抄自宋朝所颁赐的日历[13]318-319因五月五日为元昊生辰，是为圣节，但100多年后的五月五日则逐渐变成大众百姓拜佛消灾的日子，可见佛教对西夏的影响持久而深远据《圣立义海》“善月中宣”条记载“九月十五，神圣聚日，禅事兴日，君德民孝，敬爱皇王”[4]55，僧侣圣贤聚会弘法。
西夏的佛教节日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逐渐成为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体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盂兰盆节，同时也是道教的中元节在西夏，七月十五体现的佛教色彩更为浓重《圣立义海》记载：“七月十五，报父母之恩，供神石，设具场，乃众神会聚之日也[4]52“国内设礼”条有：“君、臣、民等报恩孝顺父母，故期设石神器，悔过也[4]52这与汉地盂兰盆节设盂兰盆供，结道场，以解救逝去父母的“倒悬”之苦相似，西夏人也继承了佛教报答父母恩情的宗教内涵和方式 由此可见，西夏有很多大型的佛教节日，而这些佛教节日里的政治内涵也很突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佛教是标榜西夏政治文化的灵魂道教也在西夏流传，虽然势力远不如佛教，由于道教与政治结合并不很紧密，所以受道教影响而传入的上元节，其宗教寓意就远不如佛教节日明显，而是更多地显示出夏汉文化的交流融合西夏庆祝上元节的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有所变化，由最初较为传统的插杨树枝辟邪、供奉紫姑神、点灯等习俗，发展到后来更富休闲意义的享乐活动《上元》一诗对此描绘说：“皓月婵娟随绮绣，香尘馥郁逐车[辇]□□铁[铸]皆无□，处处笙歌达曙天[9]369元宵之夜处处笙歌，还有人家驾车游览赏月，更具太平盛世的意味，这也是西夏社会逐渐汉化的表现。
三、中原历法节日西夏内迁后，奉中原正朔，用汉地历法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诏赐赵德明冬服及仪天历”[14]景德四年十月庚申条,1502尽管后来西夏立国制定了自己的历法，但宋庆历五年（1045），宋朝又向西夏颁赐《崇天历》，复用中原历法，故西夏行用历法与宋朝历法有渊源关系[15]随着宋朝历法的颁赐和使用以及与汉族的聚居，大量中原节日传入西夏汉历以正月为岁首，除夕、正旦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圣立义海》“腊月之名义”载：“腊月三十夜，狐祟驱除，辞别旧岁，迎接新年也[4]55其中除夕夜驱除狐祟与西夏原始信仰有关系：西夏人认为阴历月之终日为晦日，晦日夜无月光，阴森可怕，各种鬼神都会出来活动，加害于人，所以他们在一年最后一个晦日驱除鬼神，以迎接新年；党项人信巫术，除夕驱除狐祟的方法中应该保留有巫术驱鬼的活动；根据西夏汉文诗《上元》“俗祭杨枝插户边”[9]369的记载，可知杨树枝有辟邪之功效，或许除夕也有插杨枝辟邪的传统除驱鬼辟邪外，西夏人过新年的方式与中原有些相似但又有不同与中原一样，在除夕、正旦，西夏人也大摆筵席、亲人团聚、磕头拜年但受佛教影响，他们的活动和聚会主要在寺院进行，寺院是主要的节日欢庆场地。
从汉文诗《元日上招抚》中我们还知道西夏新年有正旦饮椒酒的习俗：“书□□列持椒酒，咸祝□□辅紫宸[9]369西夏人取椒酒所蕴含的健康之义，寄寓彼此祝福在汉族，登高、插茱萸、赏菊花是庆祝重阳的主要方式，重阳节也是文人墨客赋诗酬唱的日子，随着儒家文化的传入，西夏人也开始过重阳节汉文诗《重阳》讲西夏重阳风俗：“古来重九授衣天，槛里金铃色更鲜玄甸安中应咏赋，北湖座上已联篇孟嘉落帽当风下，陶令持花向户边好去登高述古事，畅情酩酊日偏西[9]366《圣立义海》也有“九月九日酌酒饮，民庶安乐祥和也”[4]54的记载可以看出西夏人也喜于重阳节结伴登高、饮酒、作诗，与汉族文人相差不二可见，从中原传入的节日风俗多与传入地类似，但同时也会融入党项民族的风俗传统四、余论促成西夏节日风俗呈现上述特点的首要因素，是西夏社会物质条件的不断完善早期居住在青藏高原时期，西夏生产力低下，人们对非物质的要求基本维持在较低的状态下，其突出特点即表现为原始崇拜和祭祀内迁到银夏等地后，逐渐转向定居放牧，到李继迁、元昊时期，由于占据河套平原及河西走廊，西夏人开始大量转向农耕其物质条件较兴起初期已得到很大改善西夏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建立和巩固与周边政权的贸易关系，通过互市交易，以畜产品换取粮食、丝织品、珍珠、茶叶，甚至武器等，满足社会所需。
互市为西夏提供了大量物资，在灾荒时期甚至成为其救灾的重要物资渠道，故西夏有“要想有钱汉榷场”[16]7的俗语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党项，从唐到宋除了战争期间关闭沿边榷场、互市限制贸易之外，中原王朝大都能采取鼓励和扶持双方贸易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西夏的物资从西夏自身来看，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牧业、农业、工商业等的不断发展，促进了西夏经济状况的极大改善这样，不管在物质基础上还是人民心理和生活需求上，大量节日的出现成为必然从文化层面来说，汉地文明和佛教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可谓至深中原节日和习俗的传入不仅丰富了西夏人的日常生活，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人心态上的变化随着汉文化和习俗的传入，西夏人性格中的文人因素得以彰显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17]卷下，49除研读中原诗歌外，西夏本土作家也进行诗歌创作，拜寺沟西夏方塔中出土的汉文诗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引用了大量的汉文典故，其文学功底可见一斑， 故“西夏文学深受唐宋诗文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修辞、创作手法的影响[18]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制约，游牧民族一般较为重视体力强壮的年轻人党项早期“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19]1845。
这种状态下，老年人得到的照顾和尊重是有限的佛教教义中报父母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夏的这种习俗，有利于老人安度晚年如前引《圣立义海》中关于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报父母恩即如此加上儒家慈孝文化的影响，西夏人对老年人的照顾和尊重相对完善起来，不仅出现了《新集慈孝记》等宣传慈孝的文学作品，而且在《天盛律令》中也有：“诸人父母不情愿, 不许强谓‘我另往别住’, 若违时徒一年父母情愿, 则罪勿治[10]出典工门,390“子女对自己亲高、曾祖及祖父、祖母、父、母、庶母，及儿媳对此数等人撒土灰、唾及顶嘴辱骂及举告等之罪法: 撒土灰、唾等,实已著于身、面上, 及当面说坏话、顶嘴等时绞杀[10]不孝顺门,127—128等敬老的规定，西夏政府对子女不孝敬老人有十分严厉的处罚规定可以说，“孝性”与“佛性”是西夏人的立身之本，意识形态上是佛性居首要地位，伦理观念上是孝居统治地位[20] 参考文献[1]陈广恩.试论西夏文化的多元性[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3）.[2]刘昫.旧唐书·党项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4]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5]张迎胜.西夏人的精神世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6]李范文.西夏通史·西夏的教育与科技[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7]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M].龚世俊，等校证.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