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宋方敏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在此，笔者试析几个长期被人曲解和混淆的观点来说明问题一、要害是姓“社”姓“资”在改革开放中，要不要明辨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毋庸置疑的常识问题，却在较长一个时期，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被搞得很混乱社会上有人把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某些话，曲解为改革开放就要大胆解放思想，不问姓“社”姓“资”，甚至鼓吹突破姓“社”姓“资”的界限，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当然，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谈话，主要是针对当时“改革开放迈不开步，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顾虑来作分析的他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这些话的意思绝不是说可以不问姓“社”姓“资”，而是指出了姓“社”姓“资”问题的要害性意义，并且在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特别强化了生产力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生活水平是属于“人民的”这三个必要定位。
邓小平还紧接着强调：“特区姓‘社不姓‘资因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他在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还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坚定地把姓“社”不姓“资”当作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前提和原则，把“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当作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根本目的和归宿邓小平1985年总结改革经验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并强调“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一点个体经济、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国独资经济，“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仍然强调非公经济要“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可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关于“主体”和“补充”的定位是始终不变的，并且根据所有制与分配的内在规律，深刻揭示了公有制为主体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条件这就告诫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不可动摇的底线，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国家独立自强的根基、人民安身立命和共同富裕的根基今天，不能不看到，我国非公经济发展的比重已经占据大头，公有制主体地位岌岌可危这种状况，远远超出了邓小平的科学估量和判断，应当引起我们的严重警醒！在这种情况下，上上下下围绕深化国企改革方向问题竟然还争议很大，有些人企图通过国企改制搞私有化，改变所有制结构中“主体”和“主导”经济成分的性质，从根本上摧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完全背离人民利益和意愿，也是和邓小平理论背道而驰的联系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可以看出，他是高度重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他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他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可见，他当时自信大于担心不过，他是有底线思维的在回答非洲朋友的忧虑时，他断然说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这些话，很值得我们今天反思针对改革开放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這些话，实际上给全党敲响了警钟，告诉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围绕着姓“社”还是姓“资”问题，性质根本不同的两条改革道路斗争客观存在，不可调和！随着时间推移和实际情况变化，邓小平所强调的这个问题，现实意义愈来愈彰显当今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实质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是要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还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搞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这样一个根本方向问题正如所强调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二、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用左和右表示政治思想倾向，起始于近代法国1789年6月法国国民代表议会上，在讨论新的共和政体是否保留封建王室权力议案时，主张完全废除王室否决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坐在议会大厅左边，就被称为左派；主张给予王室绝对否决权的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坐在右边，就被称为右派；而观点动摇不定，采取折中态度的人坐在中间，就被称为中间派后来，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流行开来，都以左、中、右，分别代表对社会革命和进步的三种政治态度正因为这样，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革命群众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称为左派，而把反人民、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称为右派毛泽东说过，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而从列宁开始，用加引号的“左”来表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超越现实条件可能的“幼稚病”错误倾向，当然，其含义与左派完全不同毛泽东作过精辟概括：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的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左”、右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偏离党的正确路线而会给革命、建设造成损失，所以真正先进的左派政党，必须予以坚决防止和反对。
至于当今社会上有些所谓的“精英”人士，动辄就以反“左”的名义而反左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完全是混淆概念、颠倒是非，用心极其险恶不少党员干部和群众上了他们的当，有的以为左派、右派都不好，当中间派最好；有的甚至把反左不反右当成官方“正统”，这真是糊涂到底了，危害极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话的确是邓小平说过的但只是孤立地强调这一句，符合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倾向斗争思想的完整含义吗？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党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一个根本原则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发生的历次“左”右倾错误，都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造成的后果邓小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靠实事求是正是从实事求是的基点出发，他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经常遇到的“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科学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而且，“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党内国内的思想政治情况复杂多样，且在不断变化着，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什么错误倾向如果不管什么时间，不问具体情况，只用一个反“左”为主或者反右为主的固定模式来套，只会让自己重蹈历史的覆辙纵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抓反倾向斗争的历史轨迹，他始终坚持既戒“左”又戒右，强调“要批判‘左的错误倾向，也要批判右的错误倾向”从一开始，邓小平就确立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两手抓”的方针，为戒“左”戒右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办法而且，始终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防止片面性比如，“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又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针对当时思想领域搞精神污染的情况，强调“當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但同时又指出，“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来批右，“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进行批评和纠正”。
邓小平曾经客观评价：“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一般来说，“左”的倾向是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但也要看到有些极左思潮，是形“左”而实右，具有阶级斗争背景邓小平曾经指出：“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值得我们警惕对改革中发生右的危险倾向，邓小平从来没有轻视，相反，站在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敏锐察觉，坚决斗争，绝不让步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他还一针见血地揭露这种右的倾向“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应对几次大的风波，都是反对右的而不是“左”的错误倾向。
继反对精神污染斗争后，他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厉批评“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