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研究综述 摘要：内蒙古地区有14处辽代佛塔及其遗迹本文在建筑史分期基础上，概括总结了不同时期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及特点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调查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开始，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研究进入了资料积累的基础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第一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基础资料日益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数座辽代佛塔得到维修和勘察，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进入了更加深入地科学研究阶段，前期的研究成果以古建筑勘察测绘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从古建筑和考古学领域，逐渐发展到美术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阶段关键词：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码：K247 ：A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重要一支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国号“契丹”，后称“大辽”，建元“神册”公元1125年，辽为金所灭历时219年，传9帝辽代早期宗教信仰以萨满教为主，至辽代中期，随着疆域逐渐扩大，多民族杂居，受汉人影响，佛教日渐兴盛辽代崇佛，《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载：“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
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迴，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中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符传箭于诸部[1]可见自太宗时起，“白衣观音”成为“家神”，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得到契丹皇室认同由于佛教兴起，辽代疆域内也开始大兴土木，修建佛寺建筑一、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概况（一）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分布佛塔是佛教的代表性建筑塔”为梵文“窣堵波”、“塔婆”之音译，最早是安置佛骨舍利及其相关遗物的建筑建塔之风起源于印度，阿育王为宣传佛教而广泛建塔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建造佛塔的习惯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国，自佛教传入以来，佛塔始终是佛教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辽代佛塔上承唐五代，下啟金元，影响深远辽代疆域广阔，为加强统治而实行五京制度五京分别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辽上京道的东部，中京道的西北部及西京道的北部地区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内蒙古地区分布有14处辽代佛塔及其相关遗迹，其中上京道现存佛塔4座，遗迹1处：为上京南塔、上京北塔、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塔遗迹、庆州白塔、敖汉五十家子塔;中京道发现了5座佛塔和1处佛塔遗迹：有中京大明塔、中京半截塔、塔子沟白塔、武安州塔、松山州塔、武官营子塔（现已不存）;3座属于西京道，为万部华严经塔，西白塔，呼和浩特蟠龙山辽塔。
二）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基本信息上京南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南8公里的土龙山上上京南塔为八角七层密檐式砖塔1999年修缮，维修后高25.47米上京南塔东南50米处，发现了一处大型建筑基址据1972年林东镇塔子沟村发现火葬墓中骨灰匣的墨书“天庆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开悟寺前开龙别贮沙门积行灰衬”[2]推测，上京南塔东南方向的建筑基址可能为辽代开悟寺，上京南塔原位于开悟寺中但《辽史》中缺少开悟寺的相关记载根据墨书题记，开悟寺应建于天庆元年（1111），但上京南塔的具体修建时间不详上京北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北2公里的山岗上，与南塔相对上京北塔为六角五层密檐式砖塔，高约15米经1980、1990年两次维修1967年林东镇北山砖瓦厂小型火葬墓中发现了一合骨灰匣子，其匣盖墨书“大康八年十月廿日三更宝积寺首坐沙门善忍灰衬匣子”[3]据匣盖中“宝积寺”三字，推测善忍应为宝积寺中的僧人辽代佛寺布局，佛塔位于佛寺之内，据此推测上京北塔为宝积寺内的佛塔宝积寺在《辽史》中也无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塔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遗址内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通过对遗迹的发掘和遗物的研究，西山坡为辽代始建的一座寺庙遗址，遗址西侧有三座六角形佛塔建筑基址，塔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及广场[4]庆州白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辽庆州故城西北部为七角八层楼阁式砖木混合结构，高73.27米庆州白塔1988-1992年进行维修塔内发现的砖刻记铭，记载了该塔由兴宗生母章圣皇太后供奉，于重熙十八年（1049）竣工根据铭文可知该塔原名“释迦佛舍利塔”，但《辽史》中缺少该塔的记载塔内发现了大量遗物，如佛像、菩萨像、舍利塔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5]敖汉五十家子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玛尼罕乡五十家子村西的古城城址内[6]该古城为元代沿用辽代城址，辽代为降圣州，元代为宁昌路[7]敖汉五十家子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高约34米，初建于辽，后经元、明修补增筑元代时称“万寿白塔”项春松称其为“龙化州塔”，并认为其建筑年代在辽末金初[8]中京大明塔，又称“感圣寺佛舍利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遗址内据大明塔附近发现高出地面的龟首形台基，推测该处原为感圣寺大明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80.22米有记载的修复工作在清咸丰四年（1854）1983年又重修加固。
中京大明塔修建年代，在开泰三年至寿昌四年（1013—1098）之间[9]中京半截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遗址外西南角因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大地震而倒塌损毁，故称半截塔[10]台基呈八角形，地表上保存有第一层塔身和其上的三级台阶因塔中发现 “清宁三年（1057）”字样的青砖而确认为辽代佛塔1984年曾进行加固维修塔子沟白塔，又名静安寺佛牙舍利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美丽河镇大营子村北的孤峰山上，山下有辽代静安寺遗址，现已在原址上复建了静安寺静安寺后山坡有辽代耶律昌允及其夫人兰陵郡夫人萧氏合葬墓静安寺塔为八角七层密檐塔[11]，残高约 14 米，直径 6 米，基座每面边长 2.45 米，由塔座、塔身、三层密檐、塔顶组成，塔顶以上部分不存据《耶律昌允妻兰陵郡夫人萧氏墓志》，并结合《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推断静安寺建于咸雍六年至大安七年（1070—1091）之间[12]该塔于1996 年确立为第三批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敖汉武安州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丰收乡白塔子村附近，武安州故城内为密檐式八角空心砖塔，塔顶及塔刹部分缺失[13]塔北侧发现了一处建筑基址，且在地表发现了大量建筑构件，推测为寺庙遗址。
《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中京道武安州条记载：“武安州，观察唐沃州地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埚新城”， [14]项春松称其为杏埚新城舍利塔[15]松山州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郊区西部的松山州故城城外城址东距赤峰市区35公里城址外西北部的山坡上分布塔基、建筑台基各一处塔基座在龟形土台上，大部分被破坏地表散布大量砖塔构件[16]据出土建筑构件等遗物推测，该处遗址应为辽代寺院，经金、元两代后逐渐废弃武官营子塔（现已不存），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武官营子村1954年7月，宁城县武官营子村北后山乱砖中发现了一座用石板砌筑的石函，并出土了石殿模型、铁器、铜器、银器、瓷器等热河省博物馆（今河北省博物馆前身）曾进行调查，认为该石函应为辽代佛塔下所藏石函背面墨书“前乡贡进士社文□邑□三□妻李一民□□家女郭文谏千人邑□元是白州府郭家寨生重熙十四年阴五月九日造□”[17]据墨书中的“重熙十四年”推测，石函上方辽代佛塔的修建年代应晚于重熙十四年（1045）万部华严经塔，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東郊白塔村该塔是辽西京丰州城一寺院内的佛塔，如今寺院建筑已经不见，地表只留一塔万部华严经塔为八角七层楼阁式，高61.45米，可能为藏经所建。
其建造年代应在兴宗时期（1016-1035）[18]金、元、明、清对该塔都有增补修筑，历代文人墨客登临挥墨，因而塔内留有女真文、契丹文、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等题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西白塔，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北5公里古城城址因洪水冲击，保存状况不佳城址南门外发现了一处砖构古塔残基，残高约15米城内发现的各类遗物的年代大多为辽金时期塔基附近发现的宽边兽面纹瓦当与城址中发现的瓦当一致，据此推测该塔原为辽代修筑[19]呼和浩特蟠龙山辽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东北部的大青山中塔砖为常见的辽代沟纹砖基座部分与辽代丰州万部华严经塔极相似，推测为辽代建筑[20]二、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调查与研究历程根据研究测量手段和学科参与等特点，辽代佛塔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的调查，较早对辽代佛塔进行研究的是鸟居龙藏，其后许多日本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辽代佛塔其中，关野贞对辽代佛塔的研究比较全面透彻，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开展研究，以资料积累为主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是辽代佛塔研究的科学调查阶段。
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辽代佛塔，研究方向也逐渐向多学科领域发展一）第一阶段：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的调查中国辽代佛塔的调查研究，始于日本学者20世纪初期，日本派遣大量学者抵达中国进行考察研究日本考古学者和建筑学者纷纷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踏查记录，辽代佛塔也在其中当时曾到达中国研究辽代建筑的学者，有鸟居龙藏、常盘大定、伊东忠太、关野贞、竹鸟卓一、村田治郎、神尾式春等人鸟居龙藏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满洲辽西东蒙古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及辽宁西部地区）的古遗迹进行调查研究鸟居龙藏对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的描述分别为 “稍完全只有一座”以及“辽之行宫，有一完全砖塔因涂白色，故一名白塔子”[21]鸟居龙藏认为上京南塔发现的大日如来像和天人象，证明了密教在辽代时已经传入了蒙古地区他以上京南塔发现的有羽翼天人像与中国本土没有羽翼的天人像对比论证，认为上京南塔的天人像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的影响，说明辽代已经有了西方文化的渗入鸟居龙藏是较早将考古学与古建筑学结合在一起研究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日本学者他的研究开启了日本学者研究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之先河鸟居龙藏以外的学者有常盘大定、关野贞、村田治郎、神尾式春、野上俊静、竹岛卓一、河野清晃等。
常盘大定是著名宗教学家，对中国佛教颇有研究关野贞是研究辽代佛塔比较全面的建筑学者，他曾经到达过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调查并且拍摄大量图片，为其后期研究中国辽金建筑积累了丰富资料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二人合著的《中国佛教史迹》[22]和《中国文化史迹》[23]对中国佛教研究与古建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村田治郎在其著作《辽代佛塔概说》中列举了庆州白塔、万部华严经塔、上京南塔、中京大明塔、中京半截塔以及辽宁、北京、河北等地区的辽代佛塔，并且从多个方面对辽代佛塔进行归纳论述[24]神尾式春在《契丹佛教文化史考》中对辽五京的佛寺和契丹塔、喇嘛塔、纯汉式塔进行了考证探讨[25]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的建筑与其佛像》[26]和河野清晃的“印度中国朝鲜的佛塔种类”[27]都对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有所涉及日本学者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日后国内外学者开展辽代佛塔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学者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调查研究并不全面二）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研究以中国学者为主，主要为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基础性工作，依然处于资料积累阶段。
古建筑方面，有关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专题性研究不多在考古学方面，有学者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