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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少数族裔小说的空间叙事与身份问题初探 石梅芳 史耕山 张静摘 要： 英国的少数族裔作家关注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空间性特征。一方面，传统的线性因果叙事难以实现他们对多重语言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探索和表达，因此少数族裔小说在结构上常常表现出典型的空间形式。另一方面，他们执着于书写迥异于传统英国文学的地理空间与想象空间，表现出少数族裔作为边缘群体对生存空间的不确定性和无根性的焦虑。少数族裔作家通过作品，表达了改变单一的文化结构，重构“英国性”，建构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未来文化空间的决心。Key：少数族裔;空间叙事;身份;英国性：I106 文献标志码：A ：1674-7356（2019）
2、-02-0044-04二战后，移民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族裔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据英国政府2011年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有色的少数族裔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已从1991年的5.9%增加到2011年的14%11。與美国族裔人口的复杂多样性相比，英国的有色少数族裔人口的构成相对稳定，大多来自前殖民地地区，大致可以划分为亚裔、加勒比裔和非裔。其中亚裔约占总人口的7.5%，来自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黑色人种约占3.3%15。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少数族裔文化也正在逐渐融入以单一性为特征的英国文化，为其补充异质、多元的新鲜成分。以文学领域为例，前有奈保尔
3、、拉什迪、石黑一雄等人为代表的“移民三雄”，后有第二代族裔作家库雷西、阿里、列维等人，他们为英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过，有色人口的增加和少数族裔文化的繁荣也暴露了英国社会身份认同问题。201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首次关注了常住人口对民族身份的认同状况，调查发现91%的常住人口认同至少某一种英国身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和不列颠）110。但是，这种身份认同也往往遭遇民族、肤色、语言、阶层等多重困境。族裔身份与民族国家身份的关系即“英国性”的问题是困扰少数族裔人群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英国性”是包括文学在内的英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集中探讨的问题。对于浸润在原民族国家文化的少数族裔移民
4、和成长于英国的移民后代而言， “发端于18世纪早期的英国乡绅贵族，并在1707年联合法案之后由以阶级为标志的身份认同发展成为民族性的认同”，以“土地、阶级和种族”为基础的“英国性”显然无法将其容纳进来2。因此，在文学的领域内，族裔作家群的崛起同时伴随着一种自觉的身份建构意识和对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的异常关注。具有异质性的少数族裔文学为英国文学带来了新的阶层、语言、文化及新的话语权诉求，这种诉求在作品中表现为族裔作家对迥异于传统英国文学的地理空间与想象空间、现实空间与超自然空间的执着书写。无论是对伦敦的都市想象还是对印度的历史书写，或者对西印度群岛以至非洲的记忆，都反映了少数族裔作家作为英国社会的
5、边缘群体对生存空间的不确定性、无根性的焦虑，同时也记录了他们从艰难寻求自我身份的痛苦过程。因此，小说文本的空间形式和文本中呈现的地理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冲突是小说空间叙事的重要表征，与少数族裔作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密切相关。一、小说文本的空间形式英国的少数族裔小说多数创作于二战后，属于现代和后现代作品的范畴，非常重视叙事技巧和叙事结构。同时，由于少数族裔作家对时空的断裂感和矛盾冲突的深刻体验，传统的线性因果叙事难以实现他们对多重语言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探索和表达。因此，少数族裔小说在结构上常常表现出典型的空间形式。加勒比裔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1959-）创作的小说的空
6、间形式格外明显。出生于加勒比的圣基茨岛、成长于英格兰的菲利普斯，强烈的身份错位感促使他创作了主题丰富的作品，涉及奴隶贸易等等。他笔下的故事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从形式上看既有桔瓣式、链条式结构，也有圆圈式结构。他的作品常采用时空交叉、主题并置的空间形式，即桔瓣式空间形式。这种形式的作品往往将几条时间线索和故事情节并置或并列，每个故事看似随意、凌乱，实则“都集中在相同的主题、人物或情感上”3。换句话说， “即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中的主人公的 不同经历并置，作品往往是对多位不同性别、不同种 族和不同民族的叙述者的跨时空的流散经历的描述，也因此往往呈现出一种跨世纪的、碎片式的、多重故事线相交
7、织式的特点。”4他的小说更高的地面（Higher Ground，1989）由三个发生在完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故事构成，分别发生在19世纪的非洲、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和二战后的英国。虽然主人公之间彼此并无直接联系，肤色有黑有白，故事的主题却共同指向种族歧视和压迫带来的个体及族群的苦难。被迫与奴隶贩子合作的非洲人、被囚禁在美国监狱中的非裔美国人和生活在英国的加勒比移民和波兰犹太女性，而这些要素彼此间“通过反应参照而获得空间形式”。5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渡河（Crossing the River，1993），既有主题并置的桔瓣式结构特征，也类似链条式结构。小说中的四个故事虽然彼此独立，整篇小说却由开篇
8、和后记中的非洲老人联系起来，每个单篇故事中的主人公分别是老人的三个子女和贩奴船长，故事的地点与更高的地面一样，仍然发生在非洲、美国和英国三个地理空间，故事之间的时间跨度达两百多年。菲利普斯惯于把非洲和加勒比黑人的苦难史与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和大屠杀联系起来，呈现人类历史的循环往复，也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圆形结构的空间形式。血的本质（The Nature of Blood，1997）一书采用了多个故事的平行叙事，主题并置的同时隐含了圆形结构呈现人类精神和情感的共通性。在此书中，菲利普斯毫不隐讳地探讨了大屠杀问题，以及种族歧视、偏见、仇恨和孤独。不管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德国犹太人伊娃，或者抛妻弃子前往以色
9、列建国的斯特凡，还是被空运到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犹太黑人迈尔加，他们面临的都是多重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以及难以定义的“家园”。小说文本的空间形式往往与多重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间相关，因此英国的少数族裔作品中常常出现多重的地理空间和想象空间。作为移民或移民的后裔，他们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往往走过了从渴望认同英国传统到回归本民族传统，再超越这二者确立一个既非传统英国性、也非原住国的身份的过程。二、文本中的地理空间与想象空间对空间的书写是保留时间记忆和经验的一种方式，对于曾在至少两重文化空间中迁移的族裔作家而言，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永远难以摆脱原住国的空间记忆和体验。学者伯曼曾指出， “20世纪70年代的文
10、化中心主题之一，是恢复种族历史，将这种名誉恢复看作个人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但是，对于移民英国的有色族裔而言，恢复个人的种族身份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自觉的行为，而是一个异常艰难痛苦的过程。因为这涉及他们对原住国的生活体验、文化传统的空间记忆与英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巴基斯坦裔小说家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1954-）的一系列作品就不断地再现和强调空间记忆和文化冲突为印巴裔移民带来的身份错位。错位的原因往往是印巴移民积极融入英国中产阶级社会未果，被迫回归印度传统，寻找新的身份定位。他的代表作郊区佛爷（The Buddha of Suburbia，1990）在讨论印度移民对民族传
11、统的认同问题时，呈现了英国和印度（巴基斯坦）在地理空间和想象空间上的冲突对立。哈龙和安瓦是五十年代来英国攻读学位然后定居伦敦郊区的印度人（印巴分治前），为了积极融入这个社会，几十年如一日努力地纠正口音、积累单词。但是，遭遇不断的种族歧视和无尽的生活挫折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归记忆中的印度传统。在政府任职的哈龙迷上了瑜伽、冥思甚至中国哲学，在社交活动中扮演起灵魂导师的角色。开杂货铺的安瓦则陷入另一个泥沼，遁入郊区的杂货铺和清真寺，拒绝与外部交往，不惜以绝食的方式强迫女儿接受包办婚姻，嫁给自己从印度找来的女婿钱格兹。但是，他们这种对民族传统的回归并非源自对印度的热爱，因为他们拒绝返回地理空间
12、意义上的印度“印度是个烂地方，我干嘛要再回那里？那里又脏又热，想做事情寸步难行。”797换句话说，他们所执意回归的是，仅是在自我想象中建构起来的印度，这个印度并非实体的地理空间，而是一种想象空间，且只能是一个想象空间。正如哈龙所言，“我们这些老派的印度人越来越不喜欢英国了，我们已经回到了一个想象中的印度。”7111反过来，伦敦和英国也是身在印度的知识分子们的想象空间。安瓦的女婿钱格兹来自印度的大户家庭，他来伦敦前所要求的嫁妆在安瓦等人看来非常可笑亚瑟柯南道尔全集。因为钱格兹对英国，特别是伦敦的想象完全来自所谓的“经典作品”，是小说作品中所描绘和建构起来的空间，而非真正的地理空间和现实空间。正因
13、如此，钱格兹初到伦敦时整日无所事事，流连于书店、画廊、歌剧院等地，拒绝接手安瓦的杂货店，因为后者是他拒绝承认的印巴裔移民在伦敦的真实生存空间。哈米尔、安瓦与钱格兹虽然属于两代人，却表现出相似的认知冲突，无论是前者无处安放的思乡情结，还是后者无法面对的异国都市，都在地理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层面出现了严重的冲突。身为第二代移民的作家库雷西曾明确地指出，“对于移民和他们的家庭来说错位和陌生始终是他们的存在状态。”8三、身份问题多重空间的并存、对立与冲突与少数族裔的自我身份的认同密切相关。不过，对英国的少数族裔而言，错位的不仅是地理空间或想象空间，还在于肤色、语言、文化所导致的身份认知差异和阶层固化。科恩
14、认为，与美国的种族主义相比，“具有英国性的更加排外的身份带有阶级上的、语言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的含义。”9苏西托马斯也指出“库雷西的所有作品都突出强调了一点，种族会对阶层产生多大的影响，反之亦然。”10尽管如此，对第二代移民而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无论别人是否认同，大都坚信自己“英国人”的身份。郊区佛爷的叙事者，母亲为英国白人的克里姆在小说开篇就曾宣称：“我叫克里姆阿米尔，差不多能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人们常认为我是那类可笑的英国人，就像是从两种古老历史里冒出来的新品种。但我不在乎我是个英国人，在伦敦南郊长大，正准备走向某个地方。”73 在现实生活中，与白人相比，英国有色人口的工作性质和社会
15、阶层的固化、标签化现象格外严重，社会等级向上的空间小、流动性差。这看似是英国的普遍问题，爱尔兰移民的早期境遇常被拿来作比。但肤色与“英国性”关系极为密切。实际上，克里姆这种看似坚定的“英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在现实中其实面临着重重危机。作为混血儿，他不但在学校时常被欺侮，舞台演出时也只能扮演黑皮肤、缠着兜裆布的原始人“莫格利”，为了演得逼真，他只好模仿钱格兹的言行举止。牙买加裔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1975）的处女作白牙 （White Teeth，2000）的故事也发生在族裔混居的伦敦，同样直接谈及了“英国人”和“英国性”的问题。身为德国和波兰移民后裔的中产阶级，马库斯萨尔芬认
16、为英国人就是白人，白人才是英国人。父亲为英国白人劳工阶层，母亲为牙买加人的艾丽琼斯与萨尔芬一家人交往，原因是“她想要他们的英国性。他们的萨尔芬性。纯正的英国性。”11328在思想尚未成熟的艾丽看来，萨尔芬一家比英国人更英国，同样身为移民，他们似乎从未被“英国人”的问题所困扰。但是，假如白人才是英国人，即便艾丽成为萨尔芬家的一员， “英国性”也没有她的容身之地。肤色如同一道门槛，一道屏障，将她结结实实地挡在了外面。面临同样身份认同困境的牙买加裔作家安德莉亚列维（Andrea Levi，1956-），在作品中宣称： “如果英国性定义不了我，那就重新定义英国性。”12对英国性的重新定义，必然包括打破18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化传统。基于土地、阶层和种族的英国性显然无法容纳有色移民，因此少数族裔若想将自己纳入其中，只能寄希望于将英国性改造为认同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