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疗同意”你该知道的 丹尼尔·索科尔（Daniel Sokol）医生对患者隐瞒信息，此举可以接受吗？一些人认为这不但可以接受，而且应该这样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希望是康复的关键，不能让令人绝望的诊断扼杀病人对康复的希望在1803年的著作《医学伦理学》（Medical Ethics）中，英国医生托马斯·帕茨瓦尔（Thomas Percival）将医生的角色描述为“希望使者，患者福音”，他指出，有时医生应该隐瞒警示信息不让患者知道患者的生命，帕茨瓦尔写道，不但可能因为医生的行动而缩短，也可能因为他的言辞和方式而缩短加拿大医生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诗人惠特曼的医生）也对希望的治疗效果深信不疑事实上，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他的“可靠但有时并无保证的乐观”是他最杰出的人格特点在1958年的医学伦理和法律教材上，另一位名医写道：“隐瞒一些情况在临床上常常能收获奇效并且符合患者的利益几年前，我就这个话题访问过一位家庭医生他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他的第一次“出诊”当时，他和一位资深同事来到一位生性乐观的新教牧师家中，这位牧师本人不知道，由于结肠癌恶化他只有几个星期的性命了。
这位资深医生建议给患者开大剂量止痛药，并告诉患者这是治疗“传染病”的抗生素我们这位资浅医生对这种欺瞒手段很不快，要求牧师的妻子允许他们告诉患者真相几经犹豫之后，妻子同意了这一要求牧师听到病情后陷入了彻底的绝望，拒绝使用镇痛药他认为自己一定会堕入地狱4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医生告诉我：“时至今日，我仍能想起他的面容这是我整个行医生涯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如今，这类医疗家长作风（medical paternalism）在许多国家已不再是通行做法为了避免深陷玩忽职守指控—甚至偶尔出现的刑事攻击—医生必须披露越来越多关于治疗风险、利弊和替代疗法的信息，不管它们多么令人绝望，从而让患者能够给出“知情并同意”的表態维持患者的希望，同时又满足披露义务，这是医生所面临的最困难任务这需要对人类心理有深刻的理解;一个词语，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目光都能提振或打击患者的神经许多医生为获得患者和家属的“知情并同意”而心力交瘁一个问题是，医生很少接受过正式的获得患者同意的训练，因为医学院只教授基本知识结果，许多医生不了解法律和专业机构眼中的有效同意的微妙含义—而随着关于“有效同意”的规则的变化不定，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医生认为获得同意是一项繁琐的任务，资深医生有时会把这个任务下放给经验较浅的同事此外，医生常常急于获得同意，他们的方式听起来几乎像是在排练，完全不顾患者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这一傲慢态度反映在“让患者同意”这一术语中—好像这是对患者做的事，和抽血和注射一样：“史密斯医生，请让琼斯先生同意相反，同意应该被视为患者的一项宝贵权利，患者可以放弃这项权利，如果他遇到足够确定的情况的话同意不应该被剥夺，就像火车票被检票员拿走一样当同意在大手术前几小时，或上一次手术会诊后几个月才获得时，问题就更严重了这会导致患者被迫“同意”他不理解—或不想要—的程序一位医生同事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某次，一位患者要护工用担架车把她推到她一直期待要进入的手术室患者说，只要一旦被“治愈”后她就可以组建家庭了—而事实上她马上就要接受的可是子宫切除术护工当然马上通知了医疗团队，患者的手术被叫停在这个例子里，要么患者没有被告知信息，要么她没有充分理解她获得的信息作为患者、未来患者或患者亲属，我们都能从提高“同意标准”中获益当然，一些人也许更喜欢旧式家长作风但我们应该能够做出选择，让医生知道我们更愿意充分知情还是尽少知情。
类似地，如果我们想获得更多信息，我们应该提更多问题我们可以要求关于整个程序的更多细节和其他选择如果我们对答案不满意，可以寻求第二选择我们可以问医生站在我们的立场他会怎么选，或者当患者是他本人的孩子或父母时她会给出什么建议而如果我们仍不确定，我们可以要求更多时间考虑我们的选择获得同意的技能很重要，但常常被医生忽视理解为何如此多的医生为此烦恼，是提高“同意标准”的第一步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尔·索科尔是前伦敦帝国学院医学伦理和法律荣誉高级讲座教授，在伦敦12 King’s Bench Walk Chamber出庭律师会所任律师兼生物伦理学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