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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美）奥利弗.威廉姆森/著商务印书馆第章合同人第页2区分的标志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某些交易要按这种方式来组织，而其他交易则要按那种方式来组织，这其中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原因。但是这些方式的走向如何?其道理又何在呢?要得出一种预测经济组织发展趋势的理论，就必须找出是什么原因使得各种交易彼此不同，并且要作出详细的解释才行。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其发生的频率。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使交易成本经济学与解释经济组织的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特点。但这样说并不否定其他两个标志的重要作用。21 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
2、city)资产的专用性是有条件的。要了解这些条件是什么，至少可追溯到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观点。但关于签约和组织经济行为的各种细节问题却无人问津。这也难怪，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马歇尔所说的那种准租金本来就不重要。的确，迈克尔波兰尼在其研究“个人知识”的名著中就收集了若干种解释什么叫工艺技术的说法。其中讲到，经验丰富的工人身怀绝技，但外人要透彻地了解或猜测出他有这种技术却很困难(波兰尼，1962年，第5253页)。雅各布马尔沙克同样认识到，资产的性质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这样表述经济学家那种随时接受或运用可替代假定的能力：“有些工人、教师和管理人员具有那种超群绝伦的、无可替代的研究能力：就像有些
3、工厂和港口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样。这类独特的或不拘一格的产品，的确被经济学教科书忽略掉了”(马尔沙克，1968年，第14页)。不过大多数人则相信，这些独一无二的条件不是极其罕见，就是(或者)并不重要(1962年，第5253页)。至于波兰尼和马尔沙克的看法还有哪些细微的差别，我们不妨在脚注中予以注明。但是在过去十年中，这种观点却发生了戏剧性的颠倒。一度持相反观点的阿尔奇安现在却承认：“老板和雇员的关系问题，甚至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都只有靠资产专用性才能说明；否则就没有公认的道理来说明企业何以存在。”不同的交易具有不同的特殊属性，这一命题可以广泛地、系统地解释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这一命题最初是
4、在研究纵向一体化问题时提出的(威廉姆森，1971年)。这样，以固定资产投资即具有交易专用性的资产投资为依托，各种交易就产生了“锁定”效应；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就可以用统一的所有权(纵向一体化)代替独立法人之间的自主交易。因此，尽管从一开始就有大量有资格的竞争者角逐竞标，但如果“在最初合同的竞争中，赢家是成本上占优势的一方；比方说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或者知识先进，包括掌握了尚未公开的或不外传的技术、管理程序以及专门的劳动技能”；那么当合同到期时，竞争均势就会被打破其结果是，如果要分头续签合同，人们事先就会敲定，在合同中要写上哪些(可资比较或另行补充的)限制条件(威廉姆森，1971年，第116页)。a
5、具体说明资产专用性问题起源于合同执行期间的问题。即如本书第一章从总体上分析合同问题时所说的那样，交易双方通常都会作出选择：第一，专项投资；第二，一般性投资。假定合同能按签约方的意愿履行，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签约人常常会同意采取节省成本的方案。但这种投资的风险在于，如果合同不能如约履行或不得不提前终止，就不可能在毫不牺牲生产性价值的条件下改变这种专用资产的用途。而一般性投资就不会遇到这个难题。因为履约中如果发生“问题”，双方可以利用这种投资的普遍适用性这个特点来自行解决。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以下问题作出评价了：进行专项投资，从技术上说固然能节省成本；但由此形成的资产已无法改变用途，也会造成战略上的
6、危机；两相比较，哪个更合算呢?对由此提出的权衡比较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测算。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前面所说的研究经济组织的那些方法不同，它考虑的主要是交易的前提条件。并且，这种权衡比较从本质上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这种交易所决定的治理结构的改变而变化的。因此，还需要对各种组织进行比较，以便作出这一估计。把投资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仅仅是会计记账上的区分。而与合同问题关系更密切的，则是一种资产究竟属于用途可变的资产，还是用途不可改变的资产(克莱因与莱弗勒，1981年)。有很多资产，从会计角度讲是固定资产，但实际上其用途可以改变。如处于中心位置、用于一般目的的建筑物和设备就属此类。耐用但可移动
7、的资产如普通卡车和飞机，也属于用途可变的资产。至于会计作账时列入变动成本的其他成本，其对应的资产却可能很难改变其用途，如企业专用的人力资产就是如此。图22可以帮助我们作出这种区分。 图 略F：会计上的固定成本 V：会计上的变动成本k：签约中的专用资产成本v：签约中的非专用资产成本图22 成本的区分图22中的成本分为固定成本(F)和变动成本(V)。但还可以按资产专用程度进一步区分为以下两类：绝对专用的(k)和非专用的(v)(我们只按专用程度作这两类区分，但不意味着资产不属于这一类就属于那一类；因为还有很多半专用的资产，具有k与v混合的性质)。该图底部阴影区代表签订合同时会引起麻烦的那些资产；其中
8、就包括专用资产。其专用性就是导致下面第3节所称“根本性变化”的原因。资产的专用性至少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的资产。投入的是哪一类资产，就会有哪一种组织形式。有关组织问题的专著提供了此类具体内容的最好分析纵向一体化、非标准合同、雇佣就业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政府调控问题等等；这些内容将在此后各章分析。这里只要提到以下几点就够了：(1)资产专用性是指为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一旦最初达成的交易没有到期就提前结束，这种资产改用于最佳其他用途或由其他人使用，那么发生在这种投资上的投机成本要低得多；(2)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参与这场交易的是些什么人，
9、要看他们是否珍惜继续保持这种关系；如果珍惜，那么(3)为支持这种交易，就产生了对合同以及组织建设应该采取哪些防范措施的问题，而在我们更熟悉的新古典经济学(即没有专用性问题)涉及的那些变化中，是不需要采取这些措施的(因为那里可以避开这种成本)。因此，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发生交易的市场，也就是那种“互不相识的买者和卖者一见面就按照均衡价格互相交换产品”的市场(本一波拉斯，1980年，第4页)，以专用资产投资为依托进行交换的人却既不可能互不相识，也不可能一见面就能成交。从这种条件中就推出了治理结构问题。b重要性 资产专用性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如果人们对风险的厌恶程度相同，
10、那么即使不损害、也会削弱那正要形成的激励人们签订合同的机制(阿克洛夫与宫崎，1980年，布尔，1983年)；与此相同，如果资产没有专用性，交易成本经济学就没有了说服力。 因此资产专用性既是划分在交易问题上重要派别的依据，也是造成了大量可批驳的歧意的根源。虽然只是对有限理性或投机问题来说，以及存在不确定性时，资产专用性才显出其重要意义；但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资产专用性具有的预测作用，才推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没有这一条，整个合同世界都会大大地简化；一涉及资产专用性，马上就产生了签订非标准合同的问题。早期签订合同的传统之所以具有垄断性倾向，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看到资产专用性这个问题。22不确定性a概论
11、交易成本经济学所涉及的很多有趣的问题，都可以还原为对适应性、对合同签订以后的决策的评价问题。具体说，就是要根据将被兑现的交易来确定评价的基本前提，即为了有效地解决对履行合同的干扰，需要建立不同的治理结构。如果理性不受限制，人们可以事先订出各种具体措施以防患未然，当然也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因此，假如没有投机问题，人们本来可以按照与前述相同的那个“一般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然而，由于人们的理性有限，又要对付投机问题，因此就有必要从制度上对其他类型的治理结构作出比较、评价，以了解人们能否适应这些制度。正如哈耶克认为的那样，人们之所以对经济组织的问题感兴趣，只是由于它和不确定性有关
12、：“一个社会中的经济问题，主要是能否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问题”(哈耶克，1945年，第524页)。而“干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分清问题的原因是有道理的。要理解交易成本经济学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们的行为是不确定的。 上文的讨论中曾提到一点，就是人的行为可以导致不确定性(威廉姆森，1975年，第2637页)，但人们一般对此却不置可否。加林库普曼斯曾把不确定性区分为原发的和继发的(primary and secondary)两类，这已经超出了大多数学者的眼界；并认为，社会经济组织中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但即使是他本人，也没有把行为问题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1
13、957年，第147页)。原发的不确定性就是那种随机发生的问题，而继发的不确定性则产生于“缺乏信息沟通；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作出决策时，无从了解其他人同时也在作的那些决策和计划”按照库普曼斯的说法：“原发的不确定性，是自然无序行为和无法预测的消费者偏好的变化造成的；而这种继发的不确定性，至少在数量上与前者同样重要”(1957年，第162163页)。库普曼斯所说的那种继发的不确定性，其实并无害处，或者说不是有意为之的。当然它也是由于缺乏信息沟通造成的，但与那种故意掩盖、有意误导或歪曲信息造成的不确定性无关(歪曲信息是指故意提供虚假或误导的信号，但不包括不提供信息)。而且，库普曼斯所说的那种；他人制定
14、的计划，只是无从知晓而已。至于交易双方有可能针锋相对地制定战略计划，并造成合同签订前的不确定性以及签订后令人吃惊的结果这一点，他并未提及。战略上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投机，并且被称作行为不确定。人们认为，这种不确定性类似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说的事件概率(case probability)；而“案件概率是我们解决人类行为问题所独有的一个特点。在这个问题上，关于概率的任何提法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报告处理的都是独特的事件(1949年，第112页；着重号系作者所加)。因此，即使事先能把投机行为的一般特点概括出来；甚至明知你正在与某一投机分子、而不是其他投机分子打交道，因此可能一眼就看出其庐山真面目，你
15、还是说不清楚这种交易中到底包含哪些不确定性。至于那些后加上去的不确定性，就只有对投机者拐弯抹角的回答(及其特有的答案)进行猜测以后再作评价了。而且即使要进行评价，也要考虑具体合同的具体情况。并且，就算掌握了专门的知识，也不能保证以后不会感到出乎意外。人类头脑中标新立异的能力要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范围。莱夫约翰森已经恰当地提出了这里说到的这些问题。他看到，各种经济代理人各有自己的动机，他们彼此要采取各种经济行为；但对这些行为的研究却由于以下事实而被搞得复杂化了：“他们在包括调动工作在内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发出一系列的消息、承诺、威胁等等；而这些事实是很难予以界定的。令对手吃惊的想象能力可能就很
16、重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具体日程往往还会被推迟”(1979年，第511页)。对于令人感到吃惊的工作调动，往往会引起很复杂的解答。这样，人们很快就认识到了理性是有限的因为即使对不算太难的复杂问题，也无法形成一整套决策体系(费尔德曼与坎特，1965年，第615页)。如果已知，交易不会受到外部干扰，那么，即使交易双方行为不确定，也不会给合同造成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什么意外的情况需要人们去适应了，单方面修改合同的想法也应该，而且会被法庭或其他第三方所制止。这样，随处可见的就只是按最初条款行事。然而，一旦出现(或很可能出现)需要人们去适应的情况，就别再想轻轻松松地履行合同了。因为这样一来就需要考虑以下问题：第一，对于因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不适应，是否应该听天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