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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战前后德国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刘新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50年代起，美国史学界率先开始的新史学运动倡导结构功能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主张用系列数据研究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传统的不仅政治、军事和宗教的，而且经济、社会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功能作用，以达到在“总体”上理解和叙述人类过去的全部经历的目的。由此，改变过去的以政治事件和伟大人物串连起历史的方法，以作为历史基本内容的持续相对“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为主线，以人类经历的一切方面为研究对象，采用所有能够借用的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成为本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在史学研究的主潮流中
2、，曾经为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基础，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西方史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的德国史学界，不仅没有推出象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美国的克莱奥学派那样的能够作用于研究特征的历史学家和刊物、著作，而且直到60年代以后才慢慢地走出传统历史主义的象牙塔。因为二战前后德国史学研究的主旨取决于史学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一20世纪初，德国史学界出现了一次“兰普莱希特争论（Lamprecht-Streit）”。K兰普莱希特出版19卷德国史，提出“文化史”的概念。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心理发展的过程”。历史研究应该以除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及外交活动以外的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文化活动）为对象；应当
3、在坚持传统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学科先进的方法，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合作。 兰普莱希特：德国史(K.Lamprecht,Deutsche Geschichte)，柏林佛莱堡1891-1909年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史学家以舍夫尔为首，站在强权国家的立场上，反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僭越”。认为所谓“文化史”，其建构既没有可靠的科学根据，又没有合理的基础知识；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进步的同时，历史科学更应该保持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独特的优势，而不是相反。乌尔夫：舍夫尔和代尔布吕克，法国革命以后德国史学的民族目标，（G.Wolf,Dietrich Schaefer und Hans Delbr
4、ueck,Nationale Ziel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seit der franzoesischen Revolution），哥塔1918年版。所以，当美国史学家借鉴兰普莱希特的“历史是一个受普遍法则制约的整体”的理论将新史学运动的目的确定在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开拓历史学家的视野的时候，当法国史学家根据历史独有的时间特征提出“长时段”的研究构架的时候，兰普莱希特的社会-“文化史”设想在德国被完全湮没在新一轮的历史主义国家政治史研究的热浪之中。 与此同时，马克斯韦伯在理想型式（Idealtypus）一文中提出的“理想型式”的概念，也在德国
5、史学界引起争议。韦伯认为，历史学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应该确定一种理想型式，一种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的客观的正确型式（Richtigkeitstypus）；它既饱含着人类的全部经历，同时又包含着价值、意义的所有制约性因素。“毫无意义的无可穷尽的世界大事”可以在这样的理想型式中借助于问题的提出，确定其框架结构。 韦伯：方法论集（Max Weber,Methodologische Schriften），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8年版，第67-68页。德国史学界以李特尔为首以历史杂志社为核心强硬地坚持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坚决反对韦伯的理想型式，强调历史科学的对象就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历史现象和事件，没有任
6、何历史规律性，因此不能使用任何带有概括性质的型式、模式。“理解每一个历史现象的特点，并从某些历史时代特殊的、就某一点上说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前提出发这是我国历史科学的座右铭”。李特尔：德国史学的现状及未来的任务（G.Ritter,Gegenwaertige Lage und Zukunftaufgaben deutsch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载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70年，第7页。因此，当美国史学界在马克斯韦伯“理想型式”的启发下使新史学运动的宗旨确定在改变简单地描述性地重现过去的做法，力求在史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进行系统
7、地分析和阐述的时候，当法国史学家为了揭示长期起决定性作用的、超越并制约着个别政治事件的背后因素而努力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时候，韦伯的理想型式在德国受到了全面的抵制。除此之外，早在以兰克为首的西方历史主义的鼎盛时期，马克思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说，历史是人类的劳动发展史，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人类自身的劳动和实践活动的发展之中；价值不是社会历史的根本尺度，但价值尺度与社会发展规律又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人类历史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当是多层次的，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32页。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马克思的
8、历史唯物主义几乎没有引起反响。半个世纪以后，在1912年，新史学运动的创始人鲁滨孙在新史学：论现代史学观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过去的现象，比之以前任何一种解释要强得多。”鲁滨逊：新史学（J.H.Robinson,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8页。从此以后，英国史学界出现了以社会基本劳动者、下层人民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法国史学家运用“历史时间的辩证法”，运用历史长期的连续性和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过去长期起决
9、定作用的因素，努力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相比之下，德国的史学教授们一方面坚持德意志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主线，另一方面强调历史的个别性、特定性及偶然性，使德国史学游离出20世纪前半期欧美史学的主潮流。之所以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以前新的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都没有在德国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所造成的压力及德国史学研究传统的强大势力以外，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德国学术界所固有的沉重的民族使命感。就研究传统来说，德国史学界从17世纪初就开始热衷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当然，为现实政治服务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西方史学家的共同愿望。但是，在德国，对于政治制度的历史，或说对于德意志帝国法律秩序的历史考察，自
10、17世纪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而是德国知识思想界所自觉承担的民族义务。16世纪末期及以后，西欧各主要地区，如法兰西、英吉利等均开始以国王集权为核心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民族日益强盛，国家日益强大。同时期的德意志，不仅没有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方向努力，反而国家政权日趋分裂，竟至在17世纪前期出现了长达30年的内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代早期德国的历史异化？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角度，学者共同认为，存在已近千年之久的德意志帝国的法律秩序是德国统一的关键性障碍。正是因此，从普芬多夫匿名发表德意志帝国宪政塞维里努：德意志帝国宪政（S.v.Pufendorf & Severinus de Monzamb
11、ano,De statu imperii Germanici），1684年匿名出版。到奥斯特莱希出版帝国宪政史奥斯特莱希：帝国宪政史（G.Oestreich,Verfassungsgeschichte vom Ende des Mittelalters bis zum Ende des alten Reiches），慕尼黑斯图加特1974年版。，德国史学思想界的主导力量一直倾注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政研究。18世纪末期及以后，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爆发，伴随着德意志“第一帝国”的解体，不仅阻碍统一的帝国法律秩序瓦解了，而且德意志民族的“国家”也不复存在。由此，“德意志民族的国
12、家失落在哪里”的问题成为关乎于国家生死、民族存亡的时代课题。几乎每一位将德语作为母语的思想家，尤其是把人类的历史、现状和前途与职业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家，从1764年写出古代艺术史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柏林1809-1815年版。的温克尔曼到1848年将普鲁士史十二卷兰克：普鲁士史十二卷（,Zwoelf Buecher Preussischer Geschichte），莱比锡1874年版。公之于众的兰克，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历史杂志上发表有关史学研究方法的重型文章的几位作者，他们都将对德意志的民族统一、民族国家以及在
13、德国统一中起主导作用的普鲁士王国的研究当作时代赋予的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少数几位能够高瞻远瞩的思想家因为站得太高，走得太远，远离了现实民族的视野。马克斯韦伯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也是这样。历史进入20世纪，困惑德意志知识界200余年（从30年战争到普鲁士统一）的“民族国家”问题，和引起两个多世纪以来（从启蒙运动到二战结束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包括德意志文化精英在内的世界思想家思虑的德意志“民族特性”问题，对于德国的史学家来说，应该让位于德意志的“灵魂存亡”问题。这是纯粹的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带有义务、职责和使命感的思维轨道。曾经，在没有统一国家，没有民族整体的时候，在欧洲地理的标图上，有莱茵兰、萨克
14、森或普鲁士等等，没有德意志；但是，在欧洲精神的战场上，德意志用语言文化联结成一个“民族”（ein Volk），成为最具战斗力的军旅之一。那时，德意志的历史文化就是德意志民族。民族国家诞生以后，“不问政治的”德国文化精英几乎承载着民族所有的功过是非；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创造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德意志民族由此而借“伟人”独立起来。20世纪前期，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及战败，面对全世界的遣责和怨恨，德意志民族跪下了：“我们是孤独的，以往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象我们这样孤独；我们蒙受了耻辱，以往没有别的民族蒙受过这样的耻辱”。维舍特：向德意志青年人讲话（E.Wiechert,Rede an die deut
15、sche Jugend），慕尼黑1945年版，第40页。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使德意志最优秀的思想家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德意志民族本身；他们的人格就是民族的特性。“德意志曾经取得过的唯一的民族存在，是德意志古典主义中的纯粹理性的民族存在”。E.卡勒尔：德意志人，黄正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4页。正是因此，直接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认识到罪责的民族性，所有的德国人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动，为发动战争”负政治责任。“德意志民族对于纳粹罪行的责任，不仅是因为其在道德观念上给予支持，而且还因为其在政治上、人道上以及宗教信仰上的堕落”。雅斯泊：罪责问题（K.Jaspers,Die Sch
16、uldfrage），海德堡1946年版；泰伦巴赫：德意志的困境，罪责和命运（G.Tellenbach,Die deutsche Not als Schuld und Schicksal），斯图加特1947年版，第49页。同时，在战场上连续两次战败的民族自觉地作“自我检验”，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战胜者相互谅解，克服“同西方和各族人民的自然法思想的脱节和德国的精神孤立。”迈内克：在普鲁士科学院公开会议上的讲话（F.Meinecke,Sonderausgabe aus den Sitzungsbericht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Festvortrag in der oeffentlichen Sitzung vom 23.Jan. 1936）再者，同样深受战争创伤的民族努力地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