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硏究论文■李绅新论【内容提耍】李绅诗主要通过追怀往昔，感时叹逝，抒发一己的身世之感，他的诗歌无论从创 作动机、情感内容及其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主观抒怀倾向,对其诗歌 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値，宜重加审定品味将其文学地位等同于新乐府诗人，是 欠妥当的关键词】李绅《追昔游诗》牵思所属感时叹逝身世感现今为止，一些版本的文学史都把李绅说成是新乐府运动的参勻者他在人们印 象中,似乎是创作动机的政治功利性很强的元、白诗派的成员然而，李绅诗主 要通过追怀往昔，感时叹逝，抒发一己的身世之感，即其《追昔游诗》序所自白 的“牵思所属”，主观抒怀色彩极浓，将其作为客观性、功利性的诗人似乎欠妥一《古风》及《乐府新题二十首》的创作背景和动机说李绅是新乐府运动成员的公认理由之一，是他创作的《古风》诗其实，《古 风》是他三十歹时举进士、赴长安，干谒吕温的行卷之作李绅于何时谒见吕温？《新唐书》卷一六 《吕温传》：“贞元末擢进士第，与韦执谊厚，因善王叔文， 再迁为左拾遗，以侍御史副张骞使吐蕃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吕温于贞 元十四年登进士第又据《旧唐书•德宗纪》，张骞使吐蕃的时间为贞元二十年 五月，温当于此吋随行。
考李绅行踪，贞元十六年前，他与吕温并未相见，贞元 十八年又落第南返，客游江浙如此，以《古 风》诗求知于温，当为贞元十七年 的事，同对韩愈一样，属于行卷性质李绅有与元稹《莺莺传》作于同时的《莺 莺歌》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元稹年谱》论证《莺莺歌》写作时 间为贞元二十年九月已详，这里补充一点证据:既然元稹即“张生”（《元稹年 谱》笺证已详），那么，《莺莺传》中“张亦有所娶”的时间可推定为贞元十 九年元稹与韦丛的婚期同文继云“自是绝不复知矣”，便排除了元稹当年婚后 九月便撰传奇的可能，况同年七月李绅尙在苏州因此,《莺莺歌》组诗与元稹 传奇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举子行卷，往往用各种文学样式逞才，来引起被谒者 的注意和提携，李绅的《古风》诗和差不多作于同时的《莺莺歌》一样，是出于 “以诗为贽”的行卷需要，有逞才的动机李绅的《古风》创作，实出于他的品格和性情，并无以诗“载道”的政治功利动 机李绅的为下层民众着想，从他任地方官期问的刚严吏治、宽缓爱民的作为中 就可见一斑这在他的《转寿春守》序、《宿越州天王寺》序、《却渡西陵别越 中父老》、《拜三川守》序，以及白居易《李公家 庙碑》中关于他在宣武军节度 使任上治绩的记载，都有详细表述。
李绅重感情，对亲友都体贴入微，甘苦与共 他回忆与家人离合坎坷的《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等诗中对此表现得体贴深挚， 极富美感他与李德裕、白居易、刘禹锡等聚则畅怀同乐，分则始终互相牵挂、 书信往来，包括寄药、寄衣、寄马读其往来之作，那种同气相求的真诚沟通和 终生不渝的友情令人感慨系之说李绅是新乐府运动成员的第二个公认理由，是从元稹和诗所知的李绅在元白之 前首作的《乐府新题二十首》其实，这是因为李绅初任国子助教、有机会接触 大量国史类资料后的一个创作新歌词的尝试他本擅歌行，乡试之年其作就多被 传唱，这次创作也是在与元白对此体裁一致认同后的初次尝试，并无上达宸聪、下裨教化的政治功利目的由元、白、李三人 创作新乐府诗前后的行踪，可以发 现其共识形成的背景环境、新乐府创作的偶然性以及聚少散多等情形为简明扼要地说明问题，兹列表如下：《全唐诗》卷四一八元稹《乐府古题序（丁酉）》云：“沿袭古题，唱和重复， 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尙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 之意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余 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丁酉为元和十 二年，在这以前，李绅于元和元年登第后东归回乡途经金陵，被镇海军节度使 李 留辟掌书记李 被诛，南卜•回乡元和三年春被浙东观察使薛苹招游越中， 元和四年春回长安任校书郎而元和四年三月,元稹使蜀还，分司东都五年贬 江陵府士曹参军，九年移唐州从事，十年正月召还长安，三月下旬复贬通州司马， 至元和十三年作《乐府古题》吋,仍在通州任上（据朱金城《口居易年谱》） 可见李绅与元白共同探讨诗歌创作就只有贞元二十年至永贞元年应试时了元稹 所谓“少时”（元稹永贞元年二十七岁）即指此时可见当时李绅与元白时相往 来，商讨学业，切磋诗艺，在创作新题乐府诗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据上表可见， 贞元二十年至永贞元年，李绅虽然参勻过关于新乐府诗的讨论，但是李绅勻元白 三人的有关讨论只是在应试闲暇时切磋诗艺的话题之一，偶然涉及，且为时不长 三人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应试，不可能在其中投入更多的功夫元和四年丁母忧后 的元稹二月至长安，三月即使蜀,李绅与元白三人只能会面匆匆旋又分散李绅 的《乐府新题二十首》作于本年春由浙东返长安任校书郎后，其诗已佚从元稹 的十二首同题和诗可知原题，其题材也是沾漑于可大量接触国史类书的便利。
比 较起来倒是这几年一直供职长安的白居易可以稍冇闲暇考虑新乐府诗的政治功 用他从李绅原题受到启发,创作了《新乐府五十首》组诗这与他时当年盛、 有奋进之思是分不开的白居易将新题乐府的创作动机，由几年前二人“即事名 篇,无复依傍”的共识进一步升格为“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政治工具论,而有关 李绅的资料中并无支持此论之据事实上白居易只是一时提及，三人在元和初年 短暂的唱和之后，聚少散多，无暇形成创作群体，自身都未能坚持，更不用说感 召更多的践行者了値得注意的是元和十年春，元稹回长安后，曾拟选李绅的“新 歌行’、张籍古乐府等，编《元白往还诗集》，白居易参与选诗，因俱贬而未遂 李绅“新歌行”，即为元稹所和之《乐府新题二十首》白居易元和十年冬初作 于江州的《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云：“苦叫短李伏 歌行句后自注：“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见《全唐诗》卷三九）从元稹拟编李绅“新歌行”、“李二十尝自负歌行”及“苦 教短李伏歌行”等情况看来，白居易此处所云李绅所自负的“歌行”和自己的“歌 行”，俱为新乐府诗这些地方都可见李绅创作新题乐府的以诗会友、唱和娱乐 性质，并未寄予它们多少政治功利目的。
二“叹逝感时，发丁凄恨”一一追怀往昔的身世感内容李绅的一百三十六首诗中，除《古风二首》、《新题乐府二十首》等极少数的早 期之作外，绝大部分都是感时叹逝、抒发一己之情的作品朋党之争的经历给他 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晚年用大量篇幅描述了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明枪暗箭 的争斗情形以及自己的困窘怨愤，在作品中频频表现出迷惘幻灭的心绪其作缘 于其生活常情，如《迫昔游诗》序自白，皆因“牵思所属”从创作的实际情形 来看，将李绅划归为新乐府诗人也是欠妥的作者几次较集中地作于贬谪、迁徙途中的诗作很能说明问题一是长庆四年贬端 州途中及到端州后作的一组，穆宗、敬宗两朝，牛李党争日趋激烈长庆三年三 月，李逢吉利用宰相大权，使李绅离翰檸士的内职而改任御史中丞，同年十月， 又挑起李绅与韩愈的台参纠纷，欲使他离京外任李绅向穆宗面陈原委，得留任 户部侍郎然而李逢吉并不善罢甘休，令门生故吏结托宦官，在敬宗即位时对李 绅齐加诬陷，使年轻昏庸的敬宗下诏贬李绅为端州司马忌绅者“日上书言贬绅 太轻,上许为杀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医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言冤， 李绅方免于死贬谪端州一路上，李绅感物伤事、触景生情,所作有《涉沅潇》、 《至潭州闻猿》、《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朱槿花》、《江亭》、《红蕉花》、 《忆汉月》、《闻猿》等，抒发无辜被害的怨愤，是典型的一己之情。
李绅第二 次创作比较集中的时期是他大和六年罢郡寿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以及 擢为浙东观察使后的一路上他饱经坎坷后仕途又趋顺利，心情轻快，借景寓怀：“寄谢云帆疾飞鸟，莫夸回雁卷轻毛《入淮至吁哈》）神似长流夜郎遇 赦而返的李白寿州罢郡所作的十首诗（今存八首）也有类似特色翌年闰七月, 贬谪多年的李绅任浙东观察使，衣锦还乡心灵饱受创伤的诗人对家乡山水感到 从未有过的依恋，一路上写了很多情景交融的佳作,如《却望无锡芙蓉湖》五首 之四：“I口山认得烟岚近，湖水平铺碧岫间喜见云泉还怅望，自惭山叟不归山 它如《过梅里七首》、《忆西湖双瀚口》、《早梅桥》、《翡翠坞》、《忆题惠 山寺书堂》等李绅一生第三次集中之作是在开成二年秋至三年八月在宣武军节 度使任上编定的《追昔游诗》，此集基本上按时间顺序逐一回忆一生经历，并按 时间顺序，将j些此前之作列入集中从他的《追昔游诗》序对创作动机的自我 表白中可见，其感时叹逝的身世之感和一己之情是非常明显的：“《追昔游》， 盖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而作也或长句，或五言,或杂言，或歌，或乐府齐梁， 不一其词，乃由牵思所属耳……词有所怀,兴生于怨，故或隐显不常其言，冀 知者于异时而已。
道出其诗主要是纪写人生、感时叹逝，与白居易提倡的“歌 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创作之旨迥异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 人通读其集，贯穿其作品的人生短暂、命途多蹇的幻灭感非常明显这常融于 动静变化的景物意象里，如作于端州的《朱槿花》描述花的倏忽美好：“每叹芳 菲四时厌，不知开落有春风”，《守滁阳深秋忆登郡城望琅珈》的“菊迎秋节西 风急，睢引砧声北思多”，《发寿阳分司》的“云遮北雁愁行客,柳起东风慰病 身”等诗人还常用水意象表现长路无尽、前途莫测的迷惘心境贬端州路上作 的《涉沅潇》描写茫茫水路：“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这实际上是宦 海沉浮的象征，笼罩着烟水的是难平的心绪《泛五湖》则更典型：“浴FI当层 空，浮天淼无畔……岂复问津迷?休为吕梁叹它如《溯西江》、《水寺》、《却渡西陵别越中父老》、《回望馆娃故宫》等，都是如此李绅表现的主要心态之二是疲惫感封建集权制下文人的命运取决丁•统治者的意 志和派别斗争胜负等不确定性因素，所以人人如履薄冰，而自我价値实现、功业、 家计三位一体的官本位环境又决定了他们必须走这条路不幸处于党争涡流中的 李绅，对此表现了由衷的厌倦疲惫。
他往往借景物意象表现身处险恶而不得不为 的无奈，如他所自白的：“穷通泛滥劳，趣适殊昏旦”、“漂沉自诅保?覆溺心长 判”（《泛五湖》）李绅的刚直、不会阿谀逢迎，从元和二年任镇海军节度 府掌书记时不为叛臣李年奇草表、长庆三年他与时任京兆尹的韩愈的台参纠纷、 晚年任淮南节度使时査办吴湘赃罪等事中都表现了出来李绅元和末、长庆初“与 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情意相善”（《旧唐书•李绅传》）， 私交颇厚，乂是长庆元年重试进士事件的促成者，所以后来武宗朝李德裕当政期 间仕途得以顺利特别是大和六年前后李党势力稍振时，他被提携，很快位极人 臣因为这些史实，他被人们认为是李党要员事实上李绅并无意趋附一党，这 从他与牛僧孺的友谊即可见李绅之所以开罪于李逢吉和李宗闵，而有长庆四年 贬端州、大和九年五月由浙东观察使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等挫折，主要有这么 几件事:一是长庆元年的重试进士中愤慨于主考官钱徽的舞弊而作旁证说了实话; 二是长庆二年与韦处厚劾李逢吉排挤裴度还有族子、假隐士李虞参与诬构等因 素官场的险恶就此给李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加上耳闻目睹身边友人 的浮沉经历如刘禹锡被长期远贬等，增加了他对官场险恶的心理积郁。
迁徙辗转 而前景莫测的疲惫，借流逝的景物表现为一种行迸感，其中最多的是借舟行的表 现如“柳经寒露看萧索，人改衰容口寂寥”（《宿瓜州》）；“惆怅路岐真 此处，夕阳西没水东流”（《却入泗口》）却思海矫还凄叹，近涉江涛更 凛然”，类似心态的直抒胸臆俯拾皆是，如《别双温树》题下小序提到因赴任无 暇登临自适;大和七年任浙东观察使路上作的《望鹤林寺》小序慨叹“仍岁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