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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意义 作为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公共政策学在我国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是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固然经受30余年的进展，但其课程教学效果并不抱负，同学反映的突出问题是教材所叙述的内容都是西方理论，与中华的政策实践脱节明显;进而，无论是在高校人才培育方面，还是在国家智库建设方面，公共政策学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要转变这种状况，务必要加快完成公共政策学教材的本土化过程。有鉴于此，本文就我国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意义、现状与路径进行探讨。 一、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意义 包括公共政策学在内的任何社会科学的产生都是鉴
2、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不管具有不行否认的客观性和通用性，但必定具有不同程度的特别性，因此在引进和进展的过程中务必要有本土化的过程。而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首先需要学科教育的本土化，学科教育的本土化则直接依靠于教材的本土化，由于本土化教材是供应本土化教学内容的直接载体。假如将视角从公共政策学扩展到整个公共(行政)管理学，纵观其进展历程，可以发觉教材的本土化是西方国家进展本土化社会科学的历史阅历。众所周知，现代公共行政学是以美国公共行政学为蓝本的，而美国公共行政学是借鉴了欧洲公共行政的思想。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WoodrowWilson)在公共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学讨论中直接表明“
3、它是一门外来的科学”。 1但是美国的公共行政学一开头就是一个突出本土化的学科。2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美国公共行政学诞生之后在高校教材的编写上坚持“美国化”的原则，简直全部美国的公共行政学教材都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例如，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怀特(LeonardDWhite)撰写的公认为第一本高校公共(行政)管理学的教科书行政学导论(1926)，在由行政环境、行政组织、行政协调、人事行政、行政伦理、行政律例和行政监督等内容构成的框架体系中，全部贯穿美国背景，理论的分析和叙述均以美国的现实问题为基础。除此之外，中华公共(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和讨论者最为熟识的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学经典教材，诸如尼古拉斯亨利
4、(NicholasHen-ry)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1989)、罗森布洛姆(DavidHosenbloom)和克拉夫丘克(obertSKravchuk)的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2022)更是如此，全部的理论分析全部鉴于美国的政治架构和现实问题。公共行政学教材的本土化策略不仅助推美国公共行政学执西方公共行政学之牛耳，而且还孕育制造了完全美国式的公共政策学。无论是公共政策学创始人拉斯韦尔(HaroldDwightLasswell)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进展(1951)，还是以色列人德洛尔(YehezkelDror)的政策科学“三部曲”(19681971)，其内容都有着深厚的美
5、国颜色。这一点更为鲜亮地体现在西方经典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上，这里列举两本我们熟识的代表性教材:安德森(JamesEAnderson)的公共政策制订(1975)，在叙述政策计划选择、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公共政策过程的主要环节时，分析的依据全部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策大事;邓恩(Wil-liamNDunn)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1994/2022)叙述的每一种方法分析的都是美国公共政策问题。由此，美国公共政策学成为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典范。 从上述美国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进展的阅历来看，教材的本土化在学科进展和人才培育上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于教材的本土化能起到3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引导同学眷注本土问题，
6、假如叙述的都是国外的问题，无异于是学习“屠龙术”，只有本土化的教材才能诱导同学从现实中发觉问题;其次是引导同学训练本土思维，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在分析问题时考虑的角度不同，教材的本土化能够引导同学用本土化的语言和规律去解读现实问题;再次是引导同学提出本土化的计划理路，鉴于本土化教材的教学能够让同学逐步养成从回应现实问题需要的角度提出解决计划，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在外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若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建议。鉴于这3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积累，眷注本土问题、回应本土现实就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取向，进而推动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立。 二、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现状 由于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是
7、在引进西方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大量引进和翻译了国外的经典教材。2000前后，华夏出版社开头间续出版由赵宝煦主编的“21世纪高校教材译丛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列教材，其中包括卡尔帕顿(CarlVPatton)和大卫沙维奇(DavidSSawick)的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等公共政策学经典教材。2022年，中华人民高校出版社也开头出版张成福主编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其中包括邓恩的公共政策分析等公共政策学经典教材;2022年开头，中华人民高校出版社又推出了由陈振明和张成福主编的“公共政策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包括弗兰克费希尔(FrankFischer)的公共政策评估等
8、经典教材。2022年开头，三联书店出版由薛澜主编的“公共政策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包括迈克尔豪利特(MichaelHowlett)和M拉米什(Mamesh)的公共政策讨论: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等经典教材。除了翻译的教材之外，中华人民高校出版社2022年开头出版了“公共管理英文版教材系列”，北京高校出版社2022年开头出版了“公共管理学经典教材原版影印丛书”，其中就包括金登(JohnWKingdon)的议程、备选计划与公共政策等西方公共政策学的权威教材。这些西方教材的引进和翻译，为推动我国公共政策学的进展起到了不行替代的作用。但存在的问题是，从教材本土化的角度看，是直接“照搬”西方的教材内容，不存
9、在任何本土化的成分，许多内容对于本科生而言是难以理解和消化的，即使是任课老师，也是难以完全操纵的，甚至还营造了公共政策学课堂言必谈“西方学者、西方教材、西方理论”和“无西方不上公共政策学”风气。除上述西方公共政策学教材之外，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使用得更多的是国内学者自己出版的教材。在20世纪80年月后期就有学者尝试出版公共政策学的教材，3到2022年前后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已经有30多部;4之后，公共政策学的教材飞速增加，到2022年达到106部。5不管教材的数量不少，但其内容构成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公共政策学学问体系框架，有的甚至是西方教材的“翻版”。这些教材的内容全部围绕4个部分张开，除作为导论的
10、“公共政策学学科历史”外，核心部分是“公共政策系统”“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分析”3个板块。假如将这些教材与国外的经典教材对比，就会发觉每个部分都有明显的西方“蓝本”。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公共政策学的教材都没有跳出上述西方教材“蓝本”的3大板块。例如，2022年刚刚修订的MPA核心课程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指导纲要中设定的主要教学内容章节仍旧是按上述框架支配的。 6只不过不同的教材所强调的侧重点各有差异，因而教材也就存在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学或公共政策分析等不同的命名。称为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学的教材更注意“公共政策系统”和“公共政策过程”2个板块理论的叙述，而称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则更注意对政策分
11、析方法和技术的叙述。不仅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的整体框架是西方理论体系，而且在详细章节里面叙述的内容依旧是西方的理论，例如“政策执行”部分。在这个部分，国内教材的做法是列举式地推荐政策执行的原则、程序、手段和影响因素后，重点推荐政策执行的模式。但只要叙述政策执行的模式，不外乎史密斯(TBSmith)的过程执行模式、麦克拉夫林(MMclaughlin)的互动执行模式、马丁雷恩(Mein)和弗朗希F拉宾诺维茨(FFabinovtiz)的循环执行模式、范霍恩(CEVanHorn)和范米特(DSVanMeter)的系统执行模式、高金(MLGoggin)的沟通执行模式、梅兹曼尼安(DMazmanian)和萨
12、巴蒂尔(Sabatier)的综合执行模式等。只有极个别教材能叙述到“中华特色的政策执行”模式。4为了弥补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不足，部分编著者尝试在教材中加入案例或单独配套编写公共政策案例教材。但除了清华高校中华公共管理案例中心开发出了一批规范的本土案例，并于2022、2022、2022年分别出版了三辑中华公共管理案例外(其中绝大部分还不是公共政策的案例)，其它的数量原来就不多的命名为公共政策案例的教材，编入的案例基本都是从网络上搜集的小“故事”，缺乏教学案例的基本要素，往往是有“例”无“案”。而大多数任课老师个人在课堂上所使用的“案例”更是谈不上质量要求，许多都是“举例说明”，而不是严格的案
13、例教学，而且举出来的例子本身都很牵强，将一个“方形”的“例子”强行塞进一个“圆形”的理论，典型的削“本土案例”适“西方理论”的教学方式。 三、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路径 公共政策学教材的本土化并不仅仅是教材语言表达和体例支配的本土化，这些只是本土化的外在形式，最核心的是教材内容的本土化。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的进展阶段来看，教材内容的本土化不管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1讲解公认的本土化政策现象。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传统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也就打算我国公共政策的运行与西方国家有极大的差异。这些不同之处不管有许多都是学界所熟识的现象，但进入公共政策
14、学教材的却很少。例如我国政策运行的政治周期现象。我国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方针路线以及全国人大的法律和打算，它们构成了国家层面政策的核心部分。党的重要方针路线是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作出的，全国人大的重要法律和打算都是在历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期间产生的。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5年1届;而在每1届期间，党的中央全会大约1年1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是1年1次。自从改革敞开以后，这些重大会议的换届和每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基本固定，因而党和国家出台重大公共政策的政治时机也就很规律。这与西方国家以选举政治为基础的政策运行机制是不同的。再例如，我国独特的“政策试验”现象。其“
15、先行先试”和“边试点，边推广”的过程完全颠覆了教科书中推荐的西方理论中政策问题产生、政策议程设置、政策计划形成、政策决策制订、政策实施执行和政策效果评估的规律划分。这些都是显著的公认的本土化政策现象，将这些内容编入教材，不仅可以让同学更好地理解我国政策运行的实际过程，而且还可以影响现行教材的编写体系，使其跳出西方“蓝本”的窠臼。 2吸纳优秀的本土化讨论成果。不管我国公共政策学是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进展比较缓慢，但近年来仍旧有不少公共政策学讨论者发表或出版了很好的本土化讨论成果。这些本土化讨论成果的基本特点是以中华的政策实践为基础，尝试修正西方的公共政策理论，甚至是提出中华特色
16、的公共政策理论。但由于讨论与教学的脱节，这些本土化讨论成果没有准时吸纳进公共政策学教材之中。例如，王绍光和樊鹏鉴于2022年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看法以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计划(20222022)为标志的中华“新医改”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中华式“共识型”决策模式。7这种决策模式由“开门”型参加结构和“磨合”型互动机制两个维度构成:“开门”型参加结构是指我国的决策体制中，不仅是最高决策者和政策制订部门才能参加决策，而且利益团体、政策讨论群体甚至一般群众都有参加决策的机会;“磨合”型互动机制是指由多主体、多层次、多阶段的决策过程中经过下层协商、上层协调和顶层协议以达成“共识”。多元主体参加和多渠道协商沟通形成中华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过程。这种理论很好地批判了西方国家流行的分权制衡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