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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援助贝宁农业项目回顾 1973年初，位于西非中南部的贝宁共和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复交谈判时，贝宁提出，台湾当局与该国的农业援助项目由中国继续完成。中方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复交后，农林部把农业援助项目的任务交给四川省，四川省农业厅选调相关人员组成援贝宁农技组，赴贝宁执行援外任务。这是四川省第一次独立承担援外项目，全省上下都非常重视。当时，我在内江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任上被任命为农技组长，另外还有先期出国的陈禹平（四川省农科院副院长）、邓福元（四川省宜宾农科所所长）、赵京一（成都市农机所所长）以及随后到任的贾瑞成（四川省安县县长）任副组长。我到任时，农技组已经先后分三
2、批上齐了42人。从技术专业来讲，有农业机械、水利丁程、水稻栽培、植物保护、土肥、翻译、会计、医生、汽车驾驶员等18个专业。虽然他们的年龄和技术专长各不相同，但愿望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执行国家的外交路线、为支援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长期的殖民统治，使贝宁农村不少地方到上世纪70年代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85010的可耕地还未开垦。即使之前台湾农耕队开垦了690公顷土地，但由于水利工程还未配套，实际投产的只有不到400公顷，而且也没巩固下来，他们一走就撂荒了。贝宁官员告诉我们，贝宁每年要进口七八千吨大米和面粉，政府压力很大，很难应付，但又苦于找
3、不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接受任务时，台湾农耕队已经把多美垦区500公顷移交贝方，我们只是继续完成剩下的1000公顷。顶替任务基本在1978年完成。5年中，全组同志在使馆党委的领导下，想尽各种办法，迅速克服了人地两生、语言不通、气候炎热和疟疾多发等各种困难，和贝宁人民一道，共开荒造田1003公顷，种植水稻917公顷，生产稻谷2509吨。我们续建和新建了面积不等的8个机耕水稻垦区。在荒区配套新修和续建了4座提灌站，10台装水泵，装机容量共490马力，总出水量为2.7立方米秒；修建输水干渠、支渠35192米，渠系建筑物214座；修建仓库9幢，共1935平方米；农机房5幢，共1326平方米；晒场9个，共1
4、4046平方米；修筑道路30多公里；还培养了水稻栽培技术员和生产骨干233人，培养了拖拉机手、推土机手、驾驶员和抽水机手225人。我们援建的8个水稻机耕农场后来成为贝宁的水稻生产基地，在正常年景下，如果管理得当，每年可生产2500-3040吨稻谷，为贝宁政府减少进口大米的外汇支出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1973年，我们刚到贝宁的时候，政府官员和各垦区的群众对我们非常重视，他们迫切希望我们帮助他们迅速恢复生产，把停下的工程搞起来。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经常把中国的一亿援助贷款和专家组帮助他们发展水稻生产，作为军事革命政府执政以来的成绩向群众宣传，把我国
5、的援助当做对他们军事革命政府的支持。当时，贝宁还派出两部汽车，由农垦司长陪同到各垦区考察。考察过后，我们被分到莫诺、马兰维尔两个垦区点上去了，但仅是进行了小片试种和调查研究工作，对方见我们的恢复生产和续建工程迟迟不动，态度就有些冷淡了。但贝宁人民并不清楚我们是因为整治稻田的协议未签、任务迟迟定不下来，没法干。1973年底，我们通过年终总结，认识到虽然两国协议未签订，但我们40多个人应该争取主动，把在我们职责范围内、花钱不多、力所能及的事先干起来再说。当时，国内农机具还未发来，我们就主动建议双方合作，采取就地取材、修旧利废的办法，先把莫诺和马兰维尔两个垦区50公顷稻田的生产恢复起来，再逐步解决续
6、建工程的问题。农垦司长听了我们的建议非常高兴。在恢复生产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小规模的开荒造田和灌溉渠系的施工。这样一来，我们在生产、施工、管理上都取得了直接经验，为后来的全面恢复生产和开荒造田、修建水利工程等创造了条件，锻炼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在国内大批农机具到达贝宁后，我们又主动建议双方合作把科威垦区的水稻生产恢复起来，对方就更高兴了。1974年，莫诺、马兰维尔、科威三个垦区恢复生产100公顷，占应恢复面积的75%，总产稻谷440吨+单产4.5吨，单产超过了台湾农耕队的水平。在恢复生产的同时，我们充分利用仅有的设备条件，开荒造田110公顷，整治维修了水利灌溉工程，修建了一个临时抽水站，打了一
7、个2728平方米的晒坝，为三个垦区培训了一批拖拉机手、抽水机手和水稻栽培技术骨干，同时帮助贝宁改造了雇工种田的经营管理方式。这一年，马兰维尔垦区参加种植水稻的农民，平均每人分得6万多西非法郎（上世纪七十年代，100西非法郎约等于0.80元人民币），比1972年台湾农耕队在时分得的2.2万西非法郎增加了两倍多。莫诺、科威垦区的农民每人也分得了4万西非法郎。通过恢复生产、改进经营管理，这一年各垦区都提留积累了一笔生产资金，为以后的生产创造了条件。至此，我们的顶替工作初见成效，获得了贝宁官员和群众的好评和信任。1974年底，中贝两国政府签订了整治1000公顷稻田的议定书，明确了我们承担的义务和双方的
8、责任。1975年，各垦区的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水稻生产连年丰收，在官员和群众中影响很大。我们在马兰维尔点的房东是个有钱人，住在格勒镇，他听说马兰维尔垦区农民种水稻收入多，也要搬到马兰维尔去参加种水稻。科威镇上五金商店一个店员主动弃商，参加垦区农民合作组从事水稻生产。群众种稻积极性高，官员满意，我们的工作也就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虽然这一年经常有人回国休假，坚持工作的实际人数只有35人，但各项工作均超额完成开荒造田257公顷，较1974年的1 10公顷增加了1.3倍；试种水稻257公顷，比1974年的100公顷增加了1.5倍，马兰维尔垦区采用“旱播雨育”方式获得了成功，种了163公顷水稻，获得每公
9、顷4吨的好收成，其中有50公顷每公顷收获了7.5吨。马兰维尔垦区的输水干渠也修起来了。莫诺垦区完成了试种一季的任务。1976年，我们扎扎实实地大干了一年。这一年新上了纳迪担古、吉阿、如蒙、巴美四个垦区，对新选的德伟垦区进行了勘测规划。全年开荒造田261公顷，试种水稻172公顷，移交186公顷。马兰维尔垦区的泵房、机电房和管理房的土建工程全部完工，为机器安装铺平了道路。各个垦区还培训了各种技术员129名，为内政部训练了推土机手23名。1977年，全组同志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开荒造田271公顷，累计完成954公顷，占整个任务的95010；试种水稻399公顷，累计完成了864公顷， 占整个任务的86
10、.4%。德伟和马兰维尔垦区的渠系、道路、仓库、晒坝等基建工程全部完成，最大的胜利是马兰维尔垦区的机电提灌站胜利建成。在选点规划方面，我们也遇到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对方没有详细的地形图和资料记载，考察的地方遍地是沼泽和灌木丛，有些地方甚至连路都没有，钻进去方向都辨不清。贝宁农垦司指定我们到尼古县，并提供了几个地点，说每个地方都有70-100公顷可以开垦，可我们去实地一看，除了有不过一公顷的一小片低洼地外，既无可开垦稻田的土地，也无水源。农垦司另外提供的五六个地点，不是有水无地，就是有地无水。为考察选点，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有人介绍说去多哥的公路两旁有成片土地，莫诺河从中穿过，水源丰富
11、，我们组织了五六个人到那里坐上独木船去察看，有两个同志不慎翻船掉进河里喝了几口河水，才发现河水因受海水倒灌，是咸的，根本不能作灌溉用水。尽管选点工作很难开展，但我们仍然根据农林部的要求，经过调查做出规划，报使馆和国内批准，然后有计划、有准备地开展工作。为了考察选点，我们先后跑了四个省，行程一万多公里，踏勘了十六七个地方，才选定如蒙、巴美和德成三个点。最终，我们选定了8个点。通过几年的摸索和实践，事实证明，我们选的这8个点，多数都具备开发条件，是选准了的，这使得后来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还记得我们刚到贝宁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当时国内的农机具还未运到，我们急贝宁人民所急，到草丛中把废弃的农
12、机具捡回来，采取修旧利废的办法，修复了大小拖拉机11台，解决了恢复生产和小规模施工的急需。大面积恢复生产以后，我们除了修理台湾农耕队留下的铁皮风车，还利用包装木板教当地木匠做木制风车、打谷机箱，就地取材，就地推广。我们还利用包装木板自制床42张，文件柜4个，木碗柜、碗架、板凳30多件，做零配件货架30多个，自修车棚、厨房、浴室、厕所等。据不完全统计，我们节约开支723万西非法郎。尽管条件很差，但吃饭住宿方便，大家很满意。几年中，国内发来农机具和生产、生活物资600多吨，我们基本是自己动手报关提货、装卸运输、运进仓库，再转送各个垦区。没有起重设备，我们就与司机、炊事员一同人拉肩扛。四年来，仅此一
13、项就为国家节约400多万西非法郎。所有这些不仅解决了我们生产、生活上的需要，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根据中贝两国政府1974年12月30日在科托努签订的整治一千公顷稻田的议定书，我们除了负责开荒造田和建设相应的水利设施以外，还要负责提供一季生产所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和油料，试种一季以后，移交给贝宁政府自行组织农民耕种。几年来，我们在旱季以开荒造田为主，结合进行生产准备；雨季以种植水稻为主，结合进行施工准备。在充分作好准备的基础上，大垦区开垦一片，种植一片，移交一片；小垦区一次种完一次移交。移交时，先由双方派出各垦区的技术人员进行检查验收，核对清点农机具和生产物资，开具清单，再由使馆和贝宁外
14、交部的代表正式签订移交证书。总的来说，贝宁接收管理积极性很高，移交后的科威垦区产量比我们试种时的产量还高，对方就更有信心了，这也解除了我们怕移交后对方管理不好、巩固不好的顾虑。我在农技组工作了5年，到1978年8月回国时，援助贝宁的基本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就是收尾和试种一季移交的问题了。5年多的援外工作，增进了中贝两国人民的友谊，加深了贝宁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克雷库总统在1974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赞扬了中国专家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作风，并对他们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说：“你们应当下去看看人家中国专家是怎样工作的，要像中国专家那样工作。”从1973年2月起到1980年12月全部移交完毕止，援助贝宁农业项目共用了7年多时间。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今天回想起来仍觉得颇不寻常。那时，我和大多数同志一样，都是初出国门，有的同志甚至连飞机都还没有坐过，对外部世界非常生疏，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国家和每个家庭都很困难，待遇也不高，但国家仍然很照顾我们，到贝宁的最初几年，除国内工资照领外，我们每个人每月还有相当于40元人民币的外汇补贴。当然，全组同志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在国外克服了种种困难，慢慢熟悉了情况，习惯了生活，适应了环境，打开了局面，闯出了路子，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作者系四川省委老干部局原局长）-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