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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漫漫十年终成卷幕后诸君是英雄 黄海飞谈到鲁迅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不能不提到冯雪峰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集（一九五八年版）的四位编注者孙用、杨霁云、林辰、王士菁。除了冯雪峰因病于“文革”中去世，四位先生都或多或少参与了一九八一年版全集的工作。但其中只有林辰先生的书信集公开出版了，书名用的是先生的本名诗农，且提及全集事较为翔实。这些有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关全集的书信除去两封是致老友姜德明、王锡荣，略微交代了一下外地出差的行程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给儿子王山鹰、儿媳贺丽华的，因此下文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收信人都为王山鹰、贺丽华。这主要是因为林辰认为在他的四个孩子中，王山鹰“在气质上
2、，在学问的兴趣上”都最接近自己。这些信件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一九八一年版全集漫长而曲折的出版历程，记录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与心境。漫长的重启一九七一年五月八日，林辰在信中第一次谈到出版全集的可能：“关于出版工作会议，有人说还未闭幕，要开到五月初。传闻周总理曾到会作了重要指示问鲁迅全集为什么不印，不出售？有人回答：因为里面收有几篇瞿秋白的文章。总理说：这是因噎废食！总理提示：老弱病残凡是可用的，都要用。”信中提及的“出版工作会议”就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开始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是一九六六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首次召开的全国范围的专业会议，由于要讨论的问题太多，原定计划只开两周左右
3、，最后竟拉长到一百三十八天才结束。林辰在写这封信时，出版工作会议确实“还未闭幕”，听说“要开到五月初”，最后是直到七月三十日才结束。当时林辰已经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消息渠道经常都是“传闻”，虽然他的朋友圈决定了这些“传闻”往往有根有据，但也有误差。事实是，周总理并未到会，但确实于四月十二日、六月二十四日两次在中南海接见了出版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针对封存全集的做法，总理批评道：“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强调：“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这种“传闻”仍生动再现出“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某种交往，信息
4、是无法封锁的，仍在潜流。林辰在信中预测“会议以后，看来出版工作很快就会走上正轨的”，“可能出版口会陆续调一些人进京”。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林辰是对的。一年后，一九七二年十月，林辰由干校返京，仍回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工作。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中，林辰写道：“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新版已陆续出版，年内可出齐。这是照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旧本重排的，收著作、翻译和一部分古籍，没有注释。注释如何搞，由一些什么人来搞，上面一直没有指示，不知何日方能开始运行。”实际上，一九七一年出版工作座谈会已将鲁迅著作出版列入国家出版计划。据张小鼎回忆，早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开始，鲁编室就多次向姚文元请示编注全集，“结果他们不是拖
5、延未予回复，就是阻挠刁难”。一九七二年周总理要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送一套鲁迅全集给尼克松，一九五八年版因为注释有“历史问题”不能用，只好改送一九三八年版。有关部门遍觅不得，好不容易才在鲁迅博物馆库房里找到一套精装本。事后人文社请示重新排印一九三八年版，除个别地方作注或删减外，总体基本保持不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部出齐，这就是一九七三年版全集。因为不需要做注释工作，林辰显得有点消极，信中说：“对这工作，我已逐渐放弃参加的希望，将来由一些合适的人来搞自然更好。我现在是集中精力编辑鲁迅辑录古籍丛编。”这种状态直到一九七四年才改变。人文社“自己动手于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先行组织社会力量
6、，将鲁迅著作的二十多种单行本注释工作开展起来，其协作单位遍及十三个省、市和自治区的二十多所高等院校中文系与某些研究单位又因当时很多工作都要搞三结合，所以这些单位又白行物色联系相关工厂、部队、公社组成众多注释小组”。“三结合”注释组的成果提交给人文社，需要专家审稿、指导修改，这样林辰就忙碌起来了。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信中写道：“我工作相当忙，因为看病，有些急需处理之事，也搁下来，我很着急。上礼拜和王仰晨同志去保定（河北大学）、天津（南开、天津师院）走了一趟，了解这些院校注释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情况。”一九七五年七月十日的信中再次提到：“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不是全集），我们分别交给社外的工厂、部队和
7、高等学校，请他们用三结合方式进行注释。现在有极少数已搞出初稿，有的交来几篇样稿，有的派人来京商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接待和提意见的。所以工作的确忙。”然而正如括号中特意注明的，这还不是新版全集，后者的启动还要等待几个月，需要等到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之后才行。林辰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的信件中详细而准确地谈到此事：“去年十月下旬，周海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关于鲁迅著作出版等要求，主席于十一月一日批示，贊成海婴所提各项意见，并将他的信印发政治局讨论。信的概略是：要求出版新编的有注释的鲁迅全集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属北京市，要求改归国家文物局领导；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有关的鲁迅资料等等。国家出版局和国家文物
8、局为了落实主席批示，拟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共同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内容大致是：新鲁迅全集的注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在一九五八年十卷本注释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要求在一九八一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前出版（还有四五年时间）鲁迅博物馆由文物局接管，调南开大学李何林为馆长，以曹靖华、唐瞍、周海婴、戈宝权、孙用、林辰等为顾问（在孙、林名下加括弧，说两人须参加全集注释工作）。这个报告已经中央批准。李何林同志已到馆。”周海婴给毛泽东的信件全文登载在爱辉县读点鲁迅丛刊一九七七年创刊号上，信中概略无误。从笔者所得出版局、文物局的报告抄件来看，林信也基本不差。林辰提到在孙、林名下加括弧备注的细节，报告中也确有其事。报告
9、被批复的确切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至此一九八一年版全集才算正式启动了。从“三结合”到“专家组”一九八一年版全集经历了由延续“文革”时期的组织方式工农兵“三结合”到“专家组”的形式的演变，由“征求意见稿”到定稿的编注流程，这些在林辰信中也有很好的展现。在上封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的信中，林辰接着写道：“国家出版局为了执行主席批示，自四月廿三日起，召开一个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邀请部分有关省市宣传部负责同志，大专院校和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参加，由于五一前北京招待所很挤，座谈会先在山东济南开，五一节后再移至北京。出版局的意思是把全集注释工作委托一些省市宣传部门，由他们将任务分配给当地学校或工厂的
10、三结合小组，最后交到出版社汇总，再进行讨论、修订，然后定稿。我预定本月二十日赴济南。”一个会议分作两段，在两个地方召开，信中说是“由于五一前北京招待所很挤”，但真正原因恐非如此。荣太之在（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及其他中提供了另一种看来更为合理的解释：“会议本拟在北京召开，因为天安门前的四五事件，四人帮追查谣言、追查反革命，又说为了安全，不允许五一前外地人进京，会议只好分两段开，第一段选了離京较近的济南。”会后出版局写就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汇报给国务院，后者转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国务院各部委，要求参照执行，“有力地推动了工作的进展速度”。此后林辰工作的节奏也明显加快。一九七六年
11、八月二十六日的信中，林辰写道：“我自六月初起即不在朝阳门出版社上班。因为外地承担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的单位，将先后派人来京修改注释稿，出版局在虎坊桥十五号（工人俱乐部的右边）找了一所房子，安排他们在那里工作和住宿，我们也到那里去和他们一同讨论和修改。整个鲁迅著作编辑室都搬去了。”信中还提到了全集注释的工作流程：“六、七两月，我和中山大学来的两位教师已将而已集的注释修改完毕，他们已带回广州，俟省委审阅后，即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再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拿到北京最后定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各单行本均照此方式进行（中大同志希望我参加广州的修改，但未必能去，因为一本接一本，不会让我
12、走开）。”这个流程是比较清楚的：首先是地方“三结合”的注释组提交初稿，人文社专家和注释组成员代表在京或到当地讨论修改，而后省委审阅，印出征求意见本，然后征询各方意见，再度修改，最后到北京定稿，正式出版。先出注释单行本，而后整体出鲁迅全集。流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当时“文革”还未结束，全集单行本的注释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地方都很重视，因之注释还要经过“省委审阅”。信中提到中山大学的同志“希望我参加广州的修改”，林辰最后还是去了，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的信件中，林辰告诉王山鹰、贺丽华自己的行程：“我于三月七日晨离京来穗，八日晚平安到达。这次是因中山大学中文系搞的而已集注释即将定稿，他们要求出版社派
13、人参加，并且希望我能来穗，社里决定另一同志和我来我们的工作是参加注释稿的讨论、修改。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下午两点半至五点半，时间还不算紧。”这次去修改定稿的其实已经是而已集的征求意见本了，后者已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出版。而已集注释稿工作重心随后由广州转到北京。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的信中，林辰写道：“我回京已有一个月了，老想给你们写信，但从广州带回来的注释稿我还须再看一遍，作些修改，然后交领导复审，还另有一些工作要做。”信中可以看出，林辰负责的是初审环节，而后领导复审。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信件来看，领导是指李文兵，本来按照原计划，而已集的注释即将完成，“八月中旬，我重新又把而已集的注释看了
14、一遍，认为可以发稿，交给李文兵同志，原来说他再看看，就发排”。但突然有了转折：出版社原定今年底要出鲁迅著作单行本四本（包括而已集），想不到国家出版局对鲁迅著作的注释体例和进行方式，又有新的考虑，指示出版社暂缓发稿。九月中，王子野同志（出版局第二把手）来虎坊路座谈，他说，看了一些已经印出来的注释征求意见本，觉得注释文字太繁，议论过多；每篇必有题解，有很多都说得不中肯，牵强附会，不合鲁迅的原意。他主张，注释文字要简明精炼，少发议论，不可任意发挥；题解不做，全部删掉。他说单行本已经分给许多学校、工厂注释，不动算了；至于全集，则要收回自己搞，像现在这样一个单行本号称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参加注释，如果全集
15、也这样，那怎样能保证在一九八一年出版呢？他让我们把单行本的注释修改两本出来，上报出版局，局里面看后，认为可以了，就把体例定下来，搞好一本发一本。原来的“三结合”组织方式被打破，全集改为全部依靠专家的力量。注释的体例也发生变化：过去“文字太繁，议论过多”，要改为“简明精炼，少发议论，不可任意发挥”；原来“每篇都有题解”，现在全部删掉。这其中，关于题解的动作最大，原有的题解统统作废。林辰在信中是支持王子野意见的，认为这些意见“都很好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和肃清四人帮形而上学的流毒”。国家出版局突然改变计划，这应与胡乔木的复出有关。根据程中原的研究，一九七七年四五月间，邓小平再次复出已成定局，“五一”节后
16、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匡登门拜访胡乔木，恳请其主持新版全集的注释工作，胡乔木欣然同意，正式复出。其后十二月二十日胡乔木与林默涵等进行谈话，对为什么不做“题解”的问题做了解释：“因为对一个作家的作品，本来可以有不同的探讨和解释而题解写在原著上，则变成了法定的解释；注释解释名词、用语，是客观的，作者本人无须对它负责，题解解释命意，就变成强加于作者了。”大部分参与注释者都同意这种意见，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始终不认可这种做法。如李何林就一直坚持认为将“题解”全部删除是全集的缺点、失误，他在一篇生前未刊稿新版（鲁迅全集）的优缺点中认为，题解“到一九七八年被有权者删去；他们的理由是应该商榷的”。李何林等毕竟是少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