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新官”及“易定”款瓷器的再认识 乔纪军【关键词】白瓷；“官”字款；“易定”款；烧制时代；产地；字款含义【摘 要】关于“官”、“新官”、“易定”字款白釉瓷器的烧制时代、产地及字款含义等，曾有多位专家、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近年来，河北地区的邢窑、定窑遗址分别出土了一批“官”字款白瓷标本，本文借助这些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 “官”、“新官”及“易定”款瓷器的烧制时代、产地及字款含义等做进一步的探讨瓷器上题写款识最早的实物资料是东汉时期的青釉壶，上刻有“王尊”两字唐、五代时期，瓷器铭文从题写方法到内容都日渐丰富起来，题写款识除用传统的刻、划方法外，长沙窑开始用毛笔书写字款铭文内容包括纪年、定烧标志、字号广告、箴言俗语、吉祥语句及内容不一的古诗等定窑是宋代北方著名的白瓷窑场，全国各地有大量带铭定瓷出土，其铭文内容丰富，如“官”、“新官”、“易定”、“会稽”、“尚药局”、“尚食局”、“乔位”、“德寿”、“奉华”等其中，“官”、“新官”款白釉瓷器在浙江、湖南、河南、陕西、河北、北京、辽宁和内蒙古等地均有出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位专家、学者对“官”、“新官”款白釉瓷器的烧制时代、产地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近年来，河北地区的邢窑、定窑遗址分别出土了一批“官”字款白瓷标本，本文借助这些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 “官”、“新官”及“易定”字款瓷器的烧制时代、产地及字款含义，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一、 “官”和“新官”器的时代关于“官”和“新官”款瓷器的烧制时代，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冯永谦先生认为：“关于‘官’和‘新官’款器的年代，应是五代时期以及同时期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这一时期[1]李辉柄先生认为：“‘官’和‘新官’款白瓷是定窑瓷器中的精品，从唐、五代直到北宋后期均有烧造[2]1985～1987年定窑遗址的发掘者刘世枢先生则认为：“‘官’和‘新官’款器主要出自遗址涧磁村的早期文化层中，定窑遗址早期文化层的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3]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官”和“新官”款瓷器烧制时代的上限似乎争议不大，大约在晚唐、五代时期至于其下限问题，冯先生认为是五代，李先生认为是北宋后期，刘先生则认为“不晚于北宋初年”综合各地 “官”款器的出土资料来看，以晚唐、五代时期的墓葬居多，宋代相对少见。
1969年，定县静志寺、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多件“官”、“新官”款瓷器[4]，虽然塔基建于北宋初年，但冯先生认为其出土瓷器“并非全部是北宋初年的产品，特别是‘官’字款的器物，应该是五代产品”[5]，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赤峰大窝铺村辽晚期（相当于宋神宗时期）墓葬出土了4件“官”款三角形白瓷碟[6]，但从造型和胎釉特征分析，也当为五代时期的产品，其同类造型的器物在江苏[7]、湖南[8]两地的五代墓中均有出土除白瓷外，青釉“官”款器也偶有出土，浙江临安一五代墓葬曾出土越窑青釉“官”款瓶一件[9]，耀州窑遗址也发现了两件五代时期的“官”款青瓷碗[10]李辉柄先生曾认为：“用覆烧法烧成的、口沿无釉、并带有刻划花或印花装饰（‘官’款）的器物，属于北宋后期[11]果如是，我们就很难理解或接受定县两座塔基出土的部分芒口“官”款器物的事实如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白釉“官”款莲瓣纹碗，其口沿无釉，且外壁刻饰两层仰莲纹[12]关于定窑芒口器的时代问题，笔者觉得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不能把芒口瓷与北宋后期出现的支圈覆烧绝对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支圈覆烧一定会产生芒口特征，而芒口瓷不一定全是支圈覆烧所致，单件倒烧、刮釉、挂烧等，都可以产生芒口。
至于印花装饰工艺，最迟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在定窑出现，1997年曲阳涧磁村一晚唐五代墓出土的一件白釉海棠杯，其内底便模印有鱼纹，应是典型的定窑仿金银器制品试想，如果北宋中后期定窑仍然烧制“官”款器，应有一定数量时代特征很明显的宋定窑“官”款器出土事实上，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器，绝大多数带有明显的五代时期特征，例如：造型受当时金银器的影响，花口器数量多，有的器物外壁刻饰莲瓣纹；釉色纯白或白中闪青，仍为还原焰烧制而成；足多为宽圈足或平底，且圈足多外撇，足端露胎；口沿多施釉等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官”和“新官”款瓷器当始自晚唐，流行于五代，下限不会晚于北宋初年二、 “官”、“新官”字款的产地由于“官”、“新官”款白釉瓷器在大江南北均有出土，所以对其产地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代表性的看法有四种对于浙江临安钱宽墓出土的一批“官”字款白瓷，冯先铭先生认为其胎和釉与北方产品不同，似有较大可能来自湖南地区[13]冯永谦先生认为，南北各地出土的“官”和“新官”白瓷，应“分别为五代或更早时期河北曲阳的定窑和辽国初期的赤峰缸瓦窑村窑的产品”[14]李辉柄先生则提出：“除湖南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盒似为湖南生产的外，浙江、辽宁和湖南地区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均应为定窑的产品。
[15]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孙新民先生结合河南出土的新资料，认为“曲阳定窑、赤峰瓦缸窑和长沙地区均有可能生产‘官’和‘新官’的白瓷产品”[16]最早涉及“官”款器研究的是金毓黻和陈万里两位老前辈1954年，赤峰大营子村一辽墓出土“官”款白瓷碗和盘4件，金毓黻先生根据宋人富弼奉使辽国的行程录中所记载的“官窑馆”提出：“凡有‘官’字的白色瓷器并包括其它白色瓷器在内，都是辽国官窑出品[17]不久，陈万里先生提出不同看法：“辽国早期所用精美的白瓷很可能是曲阳定窑所烧造[18]当时，定窑还处于调查阶段，考古发掘资料也不多，两位老先生对“官”款器的探讨，仅仅是理性的推测，还缺少翔实的墓葬和窑址资料之后，随着南北方“官”和“新官”款器的频频出土，诸位专家、学者就其产地问题，围绕定窑、辽官窑及浙江、湖南等地窑场展开了持久的讨论笔者认为，研究“官”和“新官”款白瓷的产地问题，有两个方面必须给予充分考虑，一是要重视瓷业背景的分析，二是不能忽略窑址资料首先，从瓷业的历史背景分析，唐代我国的瓷业格局是“南青北白”，到晚唐五代时期，这种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定窑逐渐代替了邢窑的地位，白瓷仍然是当时定窑烧制的主流品种。
目前，不论从文献资料，还是从墓葬、窑址资料看，当时定窑的烧制水平已经十分成熟，具备了烧制精美“官”款白瓷的条件，故称晚唐五代为定窑制瓷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实不为过我们再看辽窑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始建辽国，当时战乱不断，其生活方式仍以游牧为主，汉文化还没有对契丹族生活产生重大影响，陶瓷业仅仅是初创时期据《中国陶瓷史》载：“辽代瓷窑的出现，大约在辽太宗会同年间（938～947），至辽世宗（947～950）一段时间之内[19]如前所述，目前墓葬出土的“官”和“新官”款白瓷多是晚唐五代时期的产品，依据辽地当时的制瓷水平，其绝然烧制不出质量精美的“官”款白瓷李文信先生在《辽瓷简述》一文中称：“契丹由后晋得燕云十六州，占有今河北、山西北半，并一度入据洛阳，后与北宋为邻，又南通南唐、吴越，使节往来频繁，公私贸易发达，故五代各国瓷和宋瓷入辽数目极多”，进而肯定“辽驸马赠卫国王墓（959年）出土的‘官’款器，可能是邢窑系统的早期定窑产品”[20]此论有一定道理，五代时定窑税使的设置也间接说明了当时瓷业贸易的盛况就湖南地区最负盛名的长沙窑而言，其“创始于唐（初唐）而终于五代”[21]有学者曾对1983年长沙窑出土的7000余件瓷器进行了分类统计，就单色釉瓷讲，“青釉瓷占42.2%，酱釉瓷占7.4%，绿釉瓷占3%，白釉瓷仅占1.5%”[22]，从中不难看出，青釉瓷一直是长沙窑的主流产品，湖南地区五代时期墓葬的出土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
况且五代时长沙窑已经处于衰落阶段，在这样一种制瓷历史背景下，恐怕也难以烧制出质量精美的“官”、“新官”款白瓷其次，不能忽略窑址资料窑址资料是墓葬资料的信息源，任何品种的器物在窑址里都能找到或多或少的残留痕迹，所以，我们重视窑址资料，一方面是证实该窑址是具有烧制某种瓷器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将之作为鉴别墓葬出土器物的标准器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只有定窑同时出土了“官”、“新官”款白瓷残片，邢窑出土了“官”字款白瓷标本，而赤峰缸瓦窑和浙江、湖南等地的窑场均未发现“官”、“新官”款白瓷的标本资料在定窑未发现“官”款白瓷残片之前，陈万里先生依据墓葬和窑址出土的白瓷器认为：“辽国早期所用精美的白瓷很可能是曲阳的定窑所烧造，我想这点，假如能在定窑的废墟碎片堆中找到些‘官’字的碎片，就可以证实我的看法，为此，我将保留这个‘官’字器物的烧造地点[23]现在，定窑出土的“官”和“新官”款白瓷残片不仅证实了陈先生的合理推断，也应为我们鉴别各地出土的“官”款白瓷提供了标准器据此笔者认为，冯永谦先生在《“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一文中提出的“色白而带青的釉色则应是辽地窑场所产”的观点[24]显然是片面的，因为釉色白中闪青是晚唐五代时期定窑白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也是我们对定窑进行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
其实，辽窑与定窑白瓷应该不难区别就胎体而言，多数辽瓷胎体较为厚重，胎质粗糙，颗粒较大，常出现干裂现象，虽然也有少数细白瓷的胎体较轻薄，但多是辽中晚期的产品；而晚唐五代时期的定窑白瓷较辽瓷而言，胎体明显细白坚致，加之烧制温度比辽瓷高，故叩之声音清脆，而辽瓷则普遍声音发闷从釉色上讲，辽代细白瓷的釉色有粉白色和乳白色，以白中闪黄最具特色，虽然也偶有白中闪青者，但其釉面没有晚唐五代时期定窑白瓷的那种冷硬感，且辽细白瓷多是辽代中晚期的产品，故很难与五代流行的“官”和“新官”款白瓷联系在一起故而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等先生在“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上，均持肯定定窑、否定辽窑的态度长沙窑白瓷的胎釉特征与“官”、“新官”款白瓷也明显不同长沙窑瓷胎，大部分呈灰白色，或香灰色，瓷化程度不高，略含细沙，有些微带吸水性，其白瓷釉中氧化铁的含量为1%，呈乳白色，或混浊带灰白色，状如凝脂，积釉似蜡泪，润泽而不光亮，有些不透明，有碎纹，开片处被泥土渗入则呈铁色蛛网状，恍若后来的仿‘哥窑’制品[25]而“官”、“新官”款白瓷胎质均坚硬致密，色洁白，釉色洁白光亮，因系还原焰烧成，又有白中闪青的特征，釉面均莹润透明，极少有类似“哥纹”状开片。
从中不难看出，长沙窑的白釉器与各地出土的“官”和“新官”款白瓷的胎釉特征相去甚远，所以称其也烧造“官”款器实属勉强刘世枢先生曾指出：“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一部分‘官’字款白瓷可能是辽代官窑和湖南的窑场所产，不过，提出新说的学者至今还拿不出证据，或者可以说，证据尚严重不足[26]2003年8月，在河北内丘县城邢窑窑址发掘过程中，首次出土了带“官”字款的碗底标本10余件，均为圈足，讲究修胎，一“官”字款白釉碗的外壁还粘连大半个匣钵，足以证实为邢窑所烧无疑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陶瓷史研究的空白，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邢窑无“官”字款的认识；既为研究“官”款白瓷的产地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增加了其断定产地的难度不过，就目前窑址和墓葬资料分析，各地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当为河北地区的邢窑和定窑烧制，还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三、 “官”、“新官”字款的含义关于“官”和“新官”款的含义，也曾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一个课题刘世枢先生借鉴古青铜器的铭文，如满城汉墓出土的“楚大官槽铜锺”、行唐县北高里村出土的“常山食官铜锺”等，认为“官”字款的含义就是“食官”，进而肯定其贡瓷的性质[27]李辉柄先生持不同意见：“‘官’字的涵义并不是‘官’的意思，而很可能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定窑，在瓷器上刻划‘官’字，以之作为封建贵族加工定货和对外出口的一种标记。
[28]笔者认为，目前所发现的“官”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