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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解类电视节目公共性研究以SMG新娱乐频道新老娘舅栏目为例 文 / 徐偲骕【本文提要】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新老娘舅各节目元素予以量化与描述性分析，关注传播伦理、媒介权力和公共性等问题，试图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媒介伦理的角度对电视调解类栏目提出公共性质疑，反思该类节目是否与 “有利于社会和谐”的起点背道而驰。【关键词】电视调解 黄色新闻 公共性 媒介伦理一、调解类节目收视与制作逻辑调解类电视节目是继相亲节目之后又一收视率“领涨板块”， 2011年上半年，全国4个省级卫视频道，34个地面频道播出调解类节目，收视可圈可点。以上海SMG新老娘舅为例， 2010年收视率一度达到10个百
2、分点，同时段的上海晚间新闻则维持在23个百分点的水平。如今虽已踏入第六个年头，但每期收视率仍维持在56个百分点。电视调解节目因其大众传播媒介的特点，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公共服务”。调解类电视节目不是新闻，但不管是其选题、内容还是文本处理方式，都和社会新闻有着相似之处，而真正有益的社会新闻，理应反映生活、问题和现象，起到教育受众、普及常识、引领风尚的作用。此外，“关注民生，促进和谐”也是该类节目宣称其价值所在，新老娘舅总导演尹庆一曾表示“如果真的能帮助百姓把日子过得更和谐，节目组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把民事调解现场搬到荧屏上，化解家庭矛盾，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是调解类电视节目基本一致的内容生产逻
3、辑。新老娘舅的表现形式，堪称调解类节目的典型样本。调解类主持人和一位调解员控制节目走向，调解员有媒体人、律师、职业调解员、人大代表等组成，另外还有78位观察员。每期有一位求助者，求助者向主持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困境，在求助者对面，坐着纠纷另一方。节目的过程就是求助者和另一方不断陈述、争吵，主持人不断询问，调解员发表意见，批评双方或一方，最后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节目使用上海方言播出，调解员的话语框架多把矛盾归因为个人道德问题，避开政治经济社会原因，把家庭内部矛盾和悲剧与宏观社会背景隔离开来，这也是一条较为安全的策略选择。二、调解类节目：“黄色新闻”还是促进和谐？笔者梳理国内对于调解类电视节目的研究
4、文献发现，大部分来自传媒学界的文献认为调解类栏目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如河南大学的蔡培认为：“人们为了自己的各种利益，有心或无心地制造了各种矛盾，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了问题就要调解问题化解矛盾，这时一档能够讲道德、讲伦理、讲社会道义的电视媒体的出现，成为受众心中的一尺标杆，电视媒体也需要把这份公信力和责任感担当起来。”而新老娘舅节目主持人之一的杨蕾撰文认为：“加入了调解员话语角色的具体调解之后，在电视平台上的千千万万案例中对双方当事人的这种调解过程，不仅有利于社会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也对社会人群关系的改善起到了良好的调节促进作用。”法学学者也注意到了调解类节目,不过他们的观点就与传媒
5、学界大不相同。如法学者李立景认为：“电视台作为调解的主体，违背其法律角色定位，赋予电视调解协议以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是违反调解法的。”“电视调解是一种戏剧化范式架构下的泛道德主义媒介强制，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另一方面，电视调解往往极力敦促当事人作出让步，现场达成和解协议使电视调解看上去很美以满足和谐社会的政治诉求，实则却模糊了规范的界限从而有损于公平正义。”另一位法学人郑红秀则认为：“电视节目在调解纠纷功能方面表现出了一些局限性，即电视节目的娱乐性与解决纠纷的目的性存在冲突；电视节目调解的纠纷类型范围较窄；调解说理重在道德，缺乏对法律知识的灌输和传播；电视调解节目缺乏对当事人
6、隐私权的保护以及电视节目调解纠纷会带来一些负面社会效应等。”三、研究方法：定量分析与内容分析笔者认为，调解类电视节目是否存在黄色新闻、煽情、戏剧化的特点，通过节目内容定量分析可以观察到。笔者设计了几项指标，如当事人是否陈述了曾施加或受到暴力行为；当事人是否出现歇斯底里的行为，如哭泣、咆哮、大声叫喊、拒绝调解愤然离场等；是否出现与性有关的内容；求助者是否佩戴墨镜、鸭舌帽或有其他保护隐私措施等等。PPS、PPTV、土豆、乐视等视频网站的检索结果显示，2008年、2010年新老娘舅节目视频整体缺失，其他年份样本大部分完整。故研究的总体样本为2009、2011、2012三年的所有现有视频。四、研究结果
7、报告1、节目元素分析本研究假设新老娘舅节目存在“黄色新闻”或“煽情新闻”的操作手法，设计了一些“煽情性指标”来反映其特点，研究发现，在几项主要的指标中，只有陈述暴力行为的期数没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但2012年的比例仍大幅高于2009年。而与性有关的陈述2009年为3.3%，2011年为23.1%，2012年为37.5%。部分与性有关的陈述采用隐晦的方式，如一期节目当事人说，“他要跟我那个，我不肯跟他那个。”而调解员的回答是：“你老公这么厉害啊？”在另一期节目中，男方陈述自己与四个女人同时睡觉，屏幕上还出现了强调的特效。而煽情性的另一项重要指标，节目中使用强调、夸张的声光特效集均次数有了显著上升，
8、在2012年节目中的特效还出现过度娱乐化、低俗化的倾向。一位老人怀疑其妻子有外遇，屏幕上方真的就给老人配了一幅“绿帽子”，单就这种操作手法对毫无隐私保护措施的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就已经违背了媒介伦理道德规范。2、当事人信息指标在全部求助者中，男性为30.8%,女性为69.2%，中年女性是出现比例最高的求助者，占样本总量的39.3%,而与此相对的是，老年男性为最少，仅占4.3%；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出现率分别为14.6%，60.7%，24.8%。可见，中年人是新老娘舅节目当仁不让的参与主力，尤其是女性。54.7%的节目提供了求助者职业信息，其中24.8%从事商业和服务业工作，9.4%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9、，4.3%为工业生产人员，6%为农民，5.1%为无业，此外，知识分子、公职人员、学生和未成年人、不便分类人员均低于1%。在所有求助者中，上海本地人为56.4%，非上海本地人占43.6%。在求助者与矛盾另一方的关系中，夫妻关系最多，占总量的50.4%，亲子、婆媳公媳翁婿、兄弟姐妹分别为25.6%、7.7%、7.7%，另有6%的节目当事人双方无亲戚关系，仅为普通朋友或债务关系双方。3、求助事由等内容描述性指标结果显示，新老娘舅的矛盾为典型的家庭矛盾。其中，房产、户口纠纷，夫妻情侣生活琐事，与不涉及房产的经济纠纷为最多的三类矛盾。房产和经济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扭曲甚至异化了家庭关系呢？统计结果显示，
10、该节目55.2%的亲子矛盾和房子有关，在婆媳、公媳、翁婿矛盾中，54.2%的存在歧视外来媳妇。而39.5%的夫妻情侣生活琐事矛盾和钱有关。4、调解员行为指标63.2%的矛盾中，调解员认为当事人个人道德、素质、性格原因造成了矛盾，如子女不尊重老人、缺乏沟通、脾气暴躁、亲情冷漠等，自然，只有通过自我改造才能解决矛盾。27.4%的矛盾与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可以通过法律裁决来解决，或者当事人已经违反了法律，调解员予以指出，但仍然认为可以通过认识自我错误，自我改正来解决。25.6%的节目中调解员认为处理好财产或者房产分配问题是矛盾的关键，而只有7.7%的节目被认为与社会层面原因有关，如上海人歧视外来
11、人员、重男轻女、青少年性教育缺失。在调解员提供的调解方案和评价中，沟通、互相关心、增加信任、善待、体谅、尊重、冷漠、自我保护、控制情绪、换位思考、血浓于水、共同努力等词汇使用率非常高。根据法律法规来解决问题的节目比例2009年为53.3%，2011年降至25.6%，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仅为12.5%。调解员的情绪似乎也不再“淡定”了，保持平稳的比例从2009年的76.7%下降到了2012年的52.5%，而愤怒的表现则从2009年的16.7%上升到了33.3%，又是什么激怒了我们的调解员？5、节目标题分析黄色新闻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使用煽动性标题，表现为低层次感官刺激，主观夸大异常和新闻价值。在
12、新老娘舅节目中，煽情化和惊悚化词汇的使用成了常用手段。2009年至2012年，不仅标题长度有了显著增长，且呈现出以下特点：细节化越来越频繁地将具体细节体现在标题中。如同样是兄弟姐妹争夺房产纠纷，2009年的一期节目标题为手足情何在，而2012年的标题改为神秘的临终遗言，姐妹反目成仇，渲染了神秘色彩。同样是婆媳矛盾，2009年的标题为婆婆，我没错，到了2012年就变成一条血裤引发的冲突婆婆说我和公公有染？。同时，具有暗示意义的动名词大量出现，如“凶器”、“炸弹”、“血裤”、“骨灰”、“堕胎”、“自杀”、“跳河”、“大打出手”、“铁砂掌”等，无不指向暴力与血腥。人物身份凸显化从2009年的节目标题
13、中，无法读出节目当事人的情况，而在2012年的标题中，随处可见“富二代”、“小娇妻”、“壮男”、“偷腥丈夫”、“85后小帅哥”、“身价百万”等人物身份信息，人物还未出场就已经将其定性处理，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观众的收视情绪和态度。无关化节目标题内容与矛盾并无太大关联，只是当事人提到的一句细节。如2012年的小娇妻和丈夫背后的6个女人，这样的“标题党”很容易让观众误认为又是一起婚外情矛盾，结果播出了一半才告诉观众这6个女人其实是丈夫的姐妹。看似标题和内容无关，其实这正是节目试图吸引观众注意力而采取的处理手法。五、结论与反思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或许无法得出新老娘舅节目是一档具有“黄色新闻”或煽情特点的节
14、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趋势正在加强。节目元素分析和文本分析的结果，都证明了该调解类电视节目所提供的不仅是不够格的“公共服务”，而且是一种戏剧化范式架构下的泛道德主义媒介强制（李立景，2012）。至少有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存在：1、滥用媒介权利进行泛道德主义评判，忽略对真问题的讨论众多的家庭矛盾其实与社会背景与政治经济问题有关，而在调解员的话语框架中，这种联系被搁置与悬浮起来，个人道德品质成为具有统摄力的解释模式，仿佛亲人之间争抢房子的行为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既没有对住房改革历史的介绍，也看不见对外部因素的任何批判性反思，一切都是因为当事人的利欲熏心，六亲不认。“媒体不能担当起公共领域的职责，
15、往往抽象地谈论房价问题，而回避具体的利益关系。这种固化的话语印象是一种深层次的话语权不平等。”在新老娘舅节目中，调解员动辄呵斥当事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电视台”，以媒介话语权压服当事人，调解双方的平等关系被扭曲。2、求助者“被演员化”，而不是服务对象作为一档提供“免费调解”公共服务的电视节目，前来求助的当事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理应成为其两种维度上的服务对象，为前者提供调解和法律服务，为后者提供借鉴和教育意义。但不幸的是，在新老娘舅中，当事人成为卖点，在收视率逻辑的支配下，对于当事人的隐私保护措施使用率一路走低，而当事人哭泣、咆哮、抓狂的歇斯底里情绪，使用语言暴力的情况则呈上升趋势。正如赵月枝和吕新雨所说：“大众传媒日益转向城市中心化，为追求广告目标受众而中产阶级化，这构成了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工人、农民变成了被遗忘的人群，成了大众媒体中被表现的他者，而不再是主体性的存在。”3、强包装，重展示，轻调解，形式娱乐化，内容空心化与刚开播时相比，新老娘舅的收视率降低了近一半，这恐怕也为2009年到2012年间节目元素的煽情化演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理所应当的核心部分：调解，不仅在用时上逐渐减少，逻辑上简单化，调解员自身也出现了明星化现象，说什么已不再重要，而是谁在说。与调解被边缘化几乎同时发生的是亲密、认错、拥抱、坐到一起等“大团圆”式喜剧结尾正在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