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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庙学宫历史文化初探 庞洪孔子刚去世，鲁国当时的国君鲁哀公非常悲伤，亲自写了诔文祭悼孔子，并在文中尊称孔子为“尼父”。鲁哀公又在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把孔子阙里的故宅改为庙，以奉祀孔子，这就是中华大地上专门供奉和祭祀孔子的第一座孔庙。汉高祖刘邦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他似乎从秦王朝的迅速灭亡中，已经意识到通过道德教化来安定天下的重要性，虽然古人有诗句说“刘项原来不读书”，但这位曾经给读书人头冠内撒尿的马上皇帝，在经过鲁（曲阜）时，也知道用“太牢”的最高礼仪亲自到孔庙祭祀，以垂范天下。上行下效，当时到齐、鲁赴任的地方官，也都要先行祭祀孔子，然后才安民理事。汉高祖祭孔，为后世皇帝带了个好头，而当时地方
2、官的祭孔，则已显现出后世各级行政地方普建孔庙的端倪。但两汉时期，还没有普建孔庙之事。各地建立孔庙，是在南北朝的北齐时期。根据唐代史学家杜佑的通典释奠记载，可知：周代的制度，凡立学校，必先有祭奠先圣、先师。但是，当时的先圣、先师，并不是专指孔子。比如：周公在学宫内享祭，就在孔子之先；各诸侯国的学宫内，也都奉有他们自己的圣贤。到了三国曹魏时期，齐王曹芳学完所有的经书之后，就命“太常”以太牢到辟雍（太学）祭奠孔子，并以颜渊配享。孔、颜是以怎样的形式享祭，不大清楚，但肯定还不是庙。而在未有孔庙之前，颜渊却已经配享孔子了。魏以后，祭孔有春秋二仲（二、八月）祭，有一年四仲（二、五、八、十一月）祭，到了北齐
3、时期，仲祭之外，每月的朔日（初一）还要行清晨的朝祭。这对于各级的学宫来说，实在有点繁琐，所以各地的“郡学”为了礼拜的方便，“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在这里“坊”的字义是“别屋”，即在学宫内另辟一个处所，作为供奉孔、颜的庙堂。从“孔颜庙”三个字师生不分的不伦不类上，也可以想象到庙堂初立时的简陋。不过，尽管简陋，自曲阜孔庙以后，各地的学宫内，终于有了专门供奉孔子的庙堂。值得一提的是：到大唐武德二年，皇帝才诏令国子监内立孔庙。看来，在曲阜以外，各地为孔子立庙于地方的学宫内，实际上是走在了皇帝的前面。鲁哀公当初于国君的身份为孔子立庙，在对孔子人格、学识无比景仰的同时，还怀有在政治上没能重用孔子的深深懊悔
4、和惋惜，所以，这当初的第一座孔庙，在纪念意义上，就已经超越于家庙之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在政治思想上确立了孔子学说的正统地位，但在社会意义的文化形态上，却没有相应地确立起孔庙这样的教化形式。以先圣、先师的资格享祭于学宫，孔子最有代表性，当仁不让。然而，起码在唐代之前，对孔子的祭奠乃至立庙，只局限于学宫之内，未免只侧重于“师”的一面；而孔子“圣”的一面，对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全方位的。所以，把孔庙依附于学宫，换位成学宫依附于孔庙，也就是升华孔庙，使之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义上，引领整个社会。要确立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似乎是在期待着一个鼎盛的王朝，才能得以完成。
5、唐高祖武德二年，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唐太宗贞观四年，诏令各州县普建孔庙；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又谥（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充满盛唐气象的文宣王庙，从此遍布中华。明、清时期，孔庙又被称作文庙。准确一点讲，应该是明嘉靖元年，嘉靖皇帝诏令去孔子“王”号以后。也许，在约定俗成的口语上，文宣王庙被称作文庙，应该早于皇帝的诏令；但从文化概念上，并不可以简单地把文庙看成是文宣王庙的省称。因为与文宣王庙相对应的是武成王庙，供奉的是姜太公；与文庙相对的应是武庙，供奉的是关羽；它们所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不相同的。两相比较，省去了“宣王”两个字，少了封建意识的累赘和束缚，“文”的内涵，反而更加丰富。如果用一个字来
6、定义孔子一生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文”字就最精确不过。把历史文献中的相关庙名作一个比较：如孔颜庙、文宣王庙、宣圣庙、先师庙、以及夫子庙，还数文庙来得自然、妥帖。可以说，平民大众的约定俗成，正是历史文化的深思熟虑。孔庙的情况要特殊一些，笼统一点讲，凡是供奉孔子的庙堂，都可称作孔庙或者文庙。但曲阜孔庙称作文庙，就非常别扭，起码在与之相对应的地方，就永远没有武庙存在的可能；而平遥城内的文庙，要称作孔庙，古城整体格局“左文右武”的经典意义，也就无从讲究。曲阜孔庙，得天独厚，惟此为尊，是一个特例。正因为特殊，所以在文庙的普遍意义上，就并不具有代表性。比如平遥文庙大成殿以后的明伦堂，敬一亭、尊经阁，以
7、及两侧的东学和西学等建筑，就是曲阜孔庙所没有的，而这些建筑，却是天下文庙文化非常重要的内容。平遥古城是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要谈文庙文化，平遥文庙应该就是一座极有代表性的精典范例。平遥文庙坐落在古城的东南隅，坐北向南，北靠城隍庙街，南临云路街。往南，一直到南城墙，还有牌坊、照壁、泮池井、文昌庙，上城墙又有云路坊和城墙东南角上的魁星楼，以及古城东南四十里之外的超山顶上，与文庙、魁星楼遥相呼应的文峰塔，共同构成了一个体系庞大、意象丰富的文系建筑群。无论是文化讲究，还是景观品位，可以说，平遥古城的一城文秀，尽在东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东南方位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平遥文庙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文景观
8、，为什么要建在东南方位？这又有什么社会意义呢？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东南方是一个生机勃发、欣欣向荣的方位。淮南子一书认为：“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当白昼最短、阴气最盛的冬至这一天，太阳升起的方位，正是东南。所谓“冬至一阳生”，阴气开始消退，阳气开始增长的转机，就在这个范围。在这阴阳互动、阴消阳长之中，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宋代的哲学家张载，把这种机理称作“太和”。周易一书认为：“东南方位属巽。巽者，顺也。”兆征万物，顺应自然而畅达。中国神秘文化的风水学说也认为：东南巽方属“贪狼木”，主“得生气”。虽然这些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如在建筑形态方面：平遥古城迎对东南方位的上东门的匾额，就题着“
9、太和”两个字；而平遥人坐北向南的宅院大门，就都建在“得生气”的东南方位。但是还不足以定格文庙及其它文系景观的建筑方位。倒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些星宿，却和文庙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景观，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则天称赞她的宰相狄仁杰是“斗南一人”。所谓“斗南”，就是指北斗之南东南方位的这片星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东方属春，南方属夏，东南方位属春夏之际。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之时，主文章、科举的魁星，主功名、禄位的文昌六星，主坐论朝政的三台六星；还有二十八宿之中属斗宿、主文运的南斗六星，属辰宿、为龙左角的天田二星，属牛宿的天田九星。这两组天田星，就是后来才和文庙相干的棂星，都在这片星区。真可谓是文星荟萃，
10、辉耀东南。原来，是因为和天上的文星遥相呼应，才把天下文庙以及文昌阁、魁星楼、文峰塔建在了东南的方位，这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从名称上也可以看出，古代多彩多姿、引人人胜的天文、天象，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翻版。这一点，在东西方文化中是一样的。天下文星荟萃东南，绝不会像鸡下蛋、蛋孵鸡的颠倒逻辑，又反过来是为了呼应天下文庙。从史书中天官书、天文志的记载，可以知道，像三台、文昌等文星概念的形成，实在天下普建文庙之前。那么，文星荟萃东南，又源于古代怎样的社会现实呢？追根溯源，文星的概念形成于不同的时代。最早的文星三台和文昌，就分明带有汉代的特征。汉代把尚书、御史、谒者统称为三台。三台都是专制朝政的高职文
11、官。文昌，是文治教化的意思；但又何尝没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色彩？而文星荟萃于东南方位，大抵与朝仪有关。史记中，蔺相如为赵国立了大功，“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的记载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例证。可以想象得出：只有廉颇和蔺相如这将相二人，比肩立于朝堂的东面，才会出现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的情况。古代以北面为正、为尊，皇帝坐了，自不必说。上古又以东面为尊，以右为上。所以，大臣们上朝，立班于朝堂的东面，是皇帝对大臣的尊重。同样的道理，文星荟萃于东南方位，也是皇帝尊重大臣的象征。至于当初的朝仪，大概是文武同列。除了廉、蔺的例证，文昌六星之中，分明还有将星的存在。似乎早在周、秦、汉初的时代，朝仪的规
12、矩还没有形成左文右武的概念。平遥的文庙、武庙，对称建在古城的东南、西南两个方位，这是明、清时期才形成的城市建设的一种文化规范。在现代旅游中，用“左文右武”来说明这种古代城市建设的文化规范，可以说是精练而准确的，但这毕竟是现代意识对古代文化的理解。如果说平遥古城是根据“左文右武”规制建起来的，这话便成问题。因为这并不符合人文演进的历史情况。现在保存完好的平遥文庙大成殿，重建于金大定三年（1163年），说明文庙的始建年代应当更早。根据北宋宰相司马光为闻喜文庙撰写“宣圣庙”碑推测，平遥文庙当初或许也称为宣圣庙。而根据平遥古城志的推断，平遥武庙大概始建于元代，当初的庙名称“关侯庙”，并且除了供奉关羽之
13、外，还供奉着张飞、赵云、马超、黄忠，所以民间又俗称为“五虎老爷庙”，在这“五虎”关侯庙立庙的当初，关羽实在还没有尊显到与孔子相对应的文化地位。然而对应是存在的。联系同样建在东南方位的琉璃九龙照壁，就可以知道：当初建立“五虎”关侯庙，并不是左文右武的讲究，而是另一组传统文化的意象对应左青龙，右白虎。平遥古城志在介绍文庙方位时，引阳宅三要中的话，说文庙是建在“六秀建元之地”。好像这文庙当初的选址，是遵循风水理论的规范，这就不免有点源流倒置了。中国的第一座孔庙，从春秋时期开始，就一直建在曲阜城的东南方位，这对唐代以后天下普建文庙的选址，最具有示范意义。虽然不能说曲阜孔庙对古代天文学有什么影响，但东南
14、星空文星荟萃的天象，显然与天下文庙在方位上作了相得益彰的呼应，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庙方位的人文内涵。天下普建文庙，起码比阳宅三要的成书要早一千多年。风水学说再神奇精妙，也不可能去规范指导一千年以前的文化形态。合理的认识，应该是古代的天象文化和文庙文化影响了风水学说，而不是风水学说规范了文庙文化。明白了这一点，那“六秀建元”是什么具体内容，也就没有必要探讨了。中华民族远古的先民们，在长期观察大自然和进行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对方位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基础意义的文化认知。如：阴阳八卦、五行、四象、二十八宿、二十四节气等等，许多成体系的传统文化，都是以方位为基础演绎的。平遥文庙的大成殿，重建于金大定三年，至
15、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其初建年代当然更早，或许文庙现在所处的东南方位，就正是唐代孔庙初建时的原址。周易一书中说：“观其天文，以察时变；观其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正是儒家通过人文教化、规范社会秩序的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平遥古城从小到建筑的装饰细节，大到建筑的整体布局，无不充分体现着这种人文教化的思想。这就使得承载着教化职能的文庙及其方位内的其它景观建筑，更具有典范意义。古人认为，充满文德意象、朝气蓬勃的东南，正是建立文庙最得体的方位。有文庙立在东南方位，则圣贤得以尊崇，道德有所归依，文化教育得以兴盛，礼治政教得以昌明，于是乎就可以“垂拱平章”、“化成天下”了，为什么古人如此崇拜这东南方位呢？也许，远古的先民们歌颂东方的诗句，表达得最为纯正明白，诗经里说：“东方明矣，朝既昌矣！”（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票号博物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