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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word文档 下载可编辑“北大”曾是一个让我感到尴尬的标签出门在外，很多人会因为“北大学生”这个身份对我另眼相看，每逢有人来学校办活动也总会恭维几句台下的学生，对我来说这种场合总是气氛尴尬。我的师兄王文浩在写新生寄语的时候引用过一句话“在北大里只有两种人牛人和废人。”师兄当时的解释是“所谓牛人，就是那些背着北京大学的牌匾，稳步前行，为这四个大字增光添彩之人;所谓废人，就是那些被北京大学的牌匾背着，四处晃荡，靠这四个大字忽悠大众之辈。”我之所以常常因为“北大”这个标签感到尴尬，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这个牌匾增过什么光彩，按照我的一位同学的说法，我们很多人到现在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大概就是考上了北大，
2、但是这样的“成就”在这个园子里显然不值一提。每次提起北大的“牛人”，我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历史学系的阎步克老师，但阎老师多半不会喜欢这个称号。这个称号显得有些张扬，不符合阎老师一贯的低调与严谨。几个月前我和一位同学去约阎步克老师的采访，我的同学所供职的杂志想请他谈一谈中国历史中的告密文化。对学生的问题，阎老师总是十分耐心，几乎每节课后都能看到他和学生的讨论，如果时间实在太晚，阎老师便在同学们的环绕中，边走边讲，一路离开。但是阎老师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对自己主要研究范围之外的内容，先生一向出言谨慎，更不愿在媒体上谈论。至于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治学历程，阎老师则表示曾经接受过类似的采访，“再来采访我
3、也说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所以还是拒绝。当时的我刚刚看完了几本专业书，便忍不住套着书里的理论褒贬时事，指点江山，恨不能把那些“不明觉厉”的理论一股脑儿地卖弄出来，听到先生绝不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妄言，当场就羞得说不出话来，回去赶紧把那些自作聪明的说辞都删掉了。先生在专业领域之外绝不妄言，但对自己的研究始终怀着信念与关怀。阎老师为本科生开设有一门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这门课常年爆满，上这门课时我们几个同学专门建了一个“中传官制占座小分队”的微信群，大家互相提醒着提早一两个小时去教室占座，晚了一些便只能坐过道了。开学的第一节课人尤其多，去得晚一些，连过道都没有地方可站了。阎老师每次在第一节课上都会先讲
4、自己的“制度史观”，阎老师总会引用美国经济学家诺思的对“路径依赖”理论的阐述“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阎老师致力于“制度史观”的研究是因为注意到了传统史观的局限，传统的“经济史观和文化史观以西欧一隅之历史发展进程，剪裁中国历史”，忽略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历史举世无双的延续性，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阎老师常说“每一种史观都是一束探照灯，照亮了历史客观的一隅，而却又注定不是全部。正是这无数的片面的深刻，才可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历史。”作为一个身处新闻系的历史学“票友”，我最开始被“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这样的话打动，
5、但是读到后来越发觉得新闻作品实在太过渺小，甚至大部分都是朝生暮死，很难留下什么历史，因而我在听到阎老师的这句话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每一次零散的新闻报道也正如探照灯一般，照亮了现实的一隅，这无数的零碎报道便是历史的底稿。研究思想史的罗志田老师在概括史学的历史功能时，提到过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他称之为“守先待后”有一些事实因为过于复杂我们难以表达，或者因为环境的制约而“不便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记录的责任。史官们始终相信后来者会有更好的能力、更好的环境来解读这些事实，“守先”（记录历史与当下的事实）是后人对前人、对当下的一种责任，“待后”则是前人对后人的一种信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人和史官的工作其实殊途同归。想通了这些之后，我也很少再为“北大”这个标签感到尴尬了，尽管我依然觉得仅仅因为你是“北大学生”就另眼相看是一种不虞之誉，但这块牌匾的光彩本来就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太过介怀;于我而言，“北大”这个大标签太过虚幻，这所学校之于我就是一个一个像阎步克老师这样具体的人，他带给我的教益让我终生受用。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也许以我的能力，永远无法“背着北京大学的牌匾，稳步前行，为这四个大字增光添彩”，那就让我带着这一个个具体的人带给我的教益，一生躬行，也不枉了这一段难得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