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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丁伯刚这盏灯 丁伯刚注定就是属于文学的。读他的小说,貌似很难感受到文学主潮的推进,而是越来越沉入卡夫卡式的“窟窿”里。他无意于当下的流行性写作,也没有契合时代的问题写作。仿佛在黑暗的“路那头”,他孤独一人手里擎着“宝莲这盏灯”,轻声吟唱着消极的“安魂曲”,期望着“有人将归”。四周是无形的人生惧怕与孤独,内心却信守着一种难得的坚强。他以一双害怕担心、无所依靠的异乡人的眼睛,却特别有神地扫视着有形无形的生存惧怕,这需要精神的极度自信,更需要作家甘于生活漂泊与灵魂孤独的定力。丁伯刚做到了。我不禁惊异于他的“小气”,也努力去摸索他小说中潜在的“大气”。 一、无形的人
2、生惧怕丁伯刚的众多中篇小说中,“惧怕”构成了其笔下人物的根本状态,也是他从日常生活叙事中破茧而出的诗意所在。“惧怕”迷漫在他的每一个文本当中,其中有个人对来自社会世俗压力的惧怕,有来自历史的痛楚记忆的惧怕,有来自现实生存压力的惧怕,有弱者对来自权力机制压抑下的惧怕。他努力避开太多的时代主流,只是在以近乎作践自己的方式,书写迷漫在现代人无法避开的种种生存惧怕。这需要士气,也需要一种分外人所拥有的生活冷静。早在80年头,在天问天杀中,以率真而又强烈的方式,对人性与亲情的道德和心理观照,文本透出来的不仅仅是人性的挣扎和道德的谴责,而是令人深深地感受到令人难以承受的惧怕。短短的几天父子异地相见,马元舒
3、却始终生活在畏缩父亲给自己丢脸的惧怕中,更重要的是一种来自道德伦理与世俗成见之间的惧怕。马元舒的身上,始终跟踪着一个世俗伦理的眼睛,以及内在潜藏着一个可怕的世俗魔鬼,在躲躲闪闪中陷入一种诗意的惧怕。而结果小说举重若轻,将父亲的消沉而死,轻描淡写地以一封电报终止。作家以天问的形式,消解了人间弥足贵重的亲情,质问的不仅仅是马元舒身上父子亲情的缺席,更重要的是这种缺席产生背后的惧怕感。有人将归里,妻子的工作调动一向构成北林对现实生活的挤压的惧怕,孙宇立的惧怕是来自历史记忆。孙宇立因噩梦连连而备受煎熬,为缓解惧怕,他抉择回到几十年前随父亲一同下放的歌珊县去看看,一路上,孙宇立与随行的北林的回忆为我们撩
4、开一角历史的面纱,看到那逝去岁月里的血泪之痕。结果,孙宇立在惧怕之下精神恍惚,误遭村民的追逐,仓惶奔逃途中不慎落水而亡。唱安魂中的天峰,虽然身处经济兴隆的深圳,拥有房子和车子,却由于一块客死他乡者的墓碑而一向对自己身处异乡而惧怕。于是,他一次次在惧怕中探索自己的精神之“根”,一次次却在无所依傍中弥漫了困惑与惧怕。他已经无法找到安放自己灵魂的地方了。丁伯刚坦陈自己“是一个被彻底放逐之人,被彻底遗弃之人,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另一半永远在探索的人”(路那边创作谈)。现实境遇中的漂泊之感与内心深处的无根之状的相互交织,构成了作家的惧怕诗学,创造诗学领域的“这一个”。当一个时代的人们习惯于幸福生活的脂粉味
5、道,习惯于新人类的现代都市文化时,以自己对生活的惶恐,书写人生的惧怕体验,不正是一种人性勘探的努力么?二、异乡人的安魂曲丁伯刚在创作谈中经常谈到自己是一个“外乡人”。切实,读他的小说,四处能感受到一种无所依傍的漂泊感。他指出,“我察觉我的整个人根本上已经给劈成了两半:一半在老家,另一半在异乡,一半是灵,一半是肉。每天都在挣扎,每天都在撕裂,每天都在用这一半去探索另一半。实在说,我一点也不理解自己体验的毕竟是什么。”作家以分外的精神定力,穿透日常生活的雾罩,抵达的不是某种文化的胜境,也不是某种理念的阐释,却是在朦胧黑暗的人性窟窿中摸索修炼自己的人格定力。这是丁伯刚小说的“小气”的地方,却也是他作
6、为“异乡人”写作偏执与信守的一面。开启丁伯刚的小说,其中的每一个人物貌似都不“在家”,而是在“异乡”艰苦前行。两亩地中的吴建,刚下车去找自己的女挚友,便挨了莫名其妙的一脚。由于他是异乡人,这里绝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于是他逃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作家没有将笔墨重点放在外乡人进城的苦难表达,而是通过“借钱”这一概括的日常生活,提防人物内心的异乡感觉的揣摩,迫近人物内心的困惑与迷惘。这需要作家心与心的把握与体验,而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写作。假设说吴建的身上,表达作家的一种异乡人的困惑与无奈,而宝莲这盏灯中却近乎残忍地书写人性的挣扎与异乡的惨痛。光明面对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岳母陈宝莲。由于妻子是“
7、家”的符号,而陈宝莲那么不断导致和加剧光明的异乡人感觉。她由于一心放在生病的望来身上,不断逼使光明筹钱、借债,来成就自身的生命延续。望来没有梦想挽回,她便要采取疯狂的手段要光明的儿子过继与她,光明在大扁屋始终是一个实现陈宝莲生命意志的工具,他在逃离高考压力的同时承受来自异乡的种种内心磨折。陈宝莲作为下嫁到大扁屋的一个女性,丈夫早早离去,儿子始终疾病缠身。作为一个异乡人,她需要寻求自己身份确实立。于是她不断通过跪、哭、闹等撒泼手段,确立自己在村里、在家里的位置,将光明操纵在自己身下。然而她最终还是孤寂地撒手人寰。光明从陈宝莲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惜借债为陈宝莲大办丧事,本质上也是为了确立自己
8、的存在。结果他们一家在大年夜邀请村人打牌、放鞭炮,正是他作为一个异乡人的孤寂内心的折射。小说的告成在于通过这两个敌对的人的日常生活体验,营造了一种宿命的异乡感觉以及其内心的挣扎。异乡的困惑、异乡的挣扎将人物置放在一个游离的状态,他们在冒死的抓获,却始终无所依傍。天峰与妻子远离家乡到广东沿海落户,却在某一天返乡时对一块客死他乡者的弃碑产生了兴趣。由于这块碑勾起了他的异乡感觉,促引了他开头斟酌自己的归宿问题。他一会儿梦想将自己的养父养母的骨灰带到广东,一会儿又梦想自己回到歌珊工作,他在不停地变换,实际上是他无法安放自己漂泊的异乡感觉。他努力想探索一个安放灵魂的地方,然何方是他的归宿,他自己也不知道
9、。对于丁伯刚来说,异乡的感觉是化入灵魂和血肉的。异乡人总是弥漫危机感和紧迫感。思念中的总是遥不成及的甚至可能有些虚幻的故土,而与现实层面的生存又总是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歌珊“这个来自宗教里的名词,屡屡成为了人物的故土,即他们寻求安放灵魂的地方。灵魂的安放不是丁伯刚的目的,重要的是寻求安放的过程。他艰苦地苦吟着安魂曲,却从不寄梦想于灵魂的超脱与皈依,因此,读丁伯刚的小说,读不出明显的文化味,却有一种穿透日常生命体验的异乡感觉及其引起的灵魂挣扎。在其文本中,读者无法期望文本中隐喻了厚重的文化,却能在情感节制的前提下直逼生存体验的独特。三、坚强的书写异乡的漂泊注定了没有太多的文化停留,弥漫惧怕的人生
10、轻易转向逃亡的征途。然在丁伯刚的创作中,异乡的感觉中蕴含的是一种内在的坚强。这种坚强貌似不是来自某种文化与传统的信仰,也不是对某种道德理念的皈依,更多的是来自作家骨子里切身的生活感受。宝莲这盏灯中,对于陈宝莲与光明而言,弱者身上表现出来的韧性支撑了他们的生活的全部。艰苦与惧怕的生活叙事中,潜藏着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坚强,穿透日常生活的世俗情感,直逼人性的本真。唱安魂中的天峰,虽然身处广州这个现代都市中,却在冥冥之中貌似得到神的召唤,一向在执着地寻觅着自己的归宿。他在惧怕中坚强地探索,又为探索无着落而时时惧怕。有人将归中的孙宇立,痴迷于要回到故土,探索自己旧时的故土记忆。对于落日低悬中的谢玉学而言
11、,当李老师每次发病时,总是梦中有着他的身影,于是他痴迷于这种荒诞性的探寻。即使是玲珑城中的一条狗“王军”,它与黄连、开先,和捡破烂的王老子之间总是不离不弃,总是坚强地跟随着小巷里的住户。丁伯刚没有拯救的企图,而是让人物在惧怕与坚强之间自然滑行。任何意念化的表达,都不是作家的初衷。可以说,这些形象的内心都有一种坚强的东西,尽管好多都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却是来自精神的真实,构建了一个丁伯刚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在常人的世俗眼光中,尤其在当下的市场语境下,显得奇怪的苍白,却需要作家独特的心性修养与人生品格。丁伯刚认为:“作为一个著述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精神创造者文化创造者,假使他自身都没有一个根本的文
12、化信念精神信念,没有一个完整而充盈、能与整个外在世界相抗衡相对应的内心世界,那么他凭什么写作,这样的写他又毕竟能写出什么?”他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查看世界的方式,将人类寄寓在荒诞性之上的基始布局,并坚强地探查人类被灵魂逼迫到结果地步时的可怕景象。他的文本世界便是他心目中的现实世界,他把心灵领会到的生存苦难意识植入文本内部,使二者同构在一起,进而获得一种深度存在。他的写作不是呐喊,而仅仅是以一个穴居者身份,依靠手中一盏宝莲灯,悄悄地扫视着芸芸众生。理应看到,过于沉迷于自身的“穴居”性格,使他的作品难免缺乏一种历史的大气。相信来自“内心的命令”是一个作家走进心灵世界的前提,但假设仅仅听从“内心的命令”,而看不到文化历史的深广和厚重,作品终难突破和超越,是否会陷入确定的模式化创作呢?尽管怀有这么一种忧虑,但纵观丁伯刚那气象万千的小说创作,看到他近年来对于自己以往风格的不断超越,我们有理由相信丁伯刚的创作会走得更远。(责编:王晓莉电子邮箱:1688wxl)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