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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行报告应得到更高评价 袁钢明世界银行日前发表联合研究报告，审视了中国到2030年之前面临的经济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中国改革“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等六大战略方向。这个报告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和重视。报告内容显示撰写者对中国的情况很熟悉，这不是一般意义上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人或外国机构所写的报告。如果了解到这是一份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合作撰写的报告，那就不足为奇了。这份报告，单单外国人，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报告将眼光展望到2030年。未来近20年正是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关键期，中国很可能在这个时期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来说极具挑战性和风险。在
2、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如日韩，有的失败了，如南美一些国家。正因为中国面临的不是必然胜利的结果，所以这个报告显得尤其有战略价值。报告直面了中国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是切中要害而不是浮光掠影的一些问题，是我们今后改革中不能回避的矛盾和风险。虽然中国改革到现在为止很成功，但过去的成功经验不一定能保证明天也能成功。实际上，世界银行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起了很多积极作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还没有确定市场经济方向时，世界银行的报告就对中国提出了很多改革建议，在当时备受争议，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但后来回过头看，那些报告都很有前瞻性，对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
3、我们走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都受世界银行报告及政策建议的启发。虽然世行对中国还有重要的资金贷款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很大，但世行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推进和政策建议方面的作用，实际上比它在资金帮助上起的作用要大很多。世界银行的总部虽然设在美国，但它并不是美国人的银行。它的名称是“世界复兴开发银行”，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帮助和促进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世行里面的专家不是只有美国人，还有很多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中国的专家学者也越来越多。很多中国人可能不知道，其实世行很多美国专家在美国被批评为“同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左派”，比如原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就赞成社会主义，美国很多经济学家经常批评他，觉得他“太靠向中国”。笔者跟世界银行的一些西方学者和发展中国家学者有过很多接触，他们中很多人有一种白求恩大夫似的国际主义精神。世行的帮助对象也不仅限于中国，笔者曾看到世行出版的一份关于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饥饿状况的调查报告，震撼人心，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世行研究的两大问题，一是帮助欠发达国家，消除世界贫困；二是推动转型国家的改革，因此对中国帮助尤其多。每次研读世行的学术刊物，都会发现里面谈的恰是我们中国学者也关心的问题。（作者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