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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农学研究论文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王朝，其农业又有新的发展，表现在农书的大量增加，其中尤其以文献搜集类和地方性农书及专业农书类为突出。在生产技术方面，精耕细作和复种套种更见充实丰富，农学理论也较宋明以来有所发展。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而能始终保持地力于不衰。但清代重文轻理较前代尤甚，农业赖以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同期欧洲相比，差距甚大，如在动植物两性繁殖和受精作用以及植物营养、病原微生物的知识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欧洲。尽管清末以后大量引入西方农业科学，但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滞后影响，至今尚有待克服。本文是就此所作的一个评述。一、代农学的成就1、农书的增加笔者对王毓湖中国农学
2、书录加以清点，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542种，现存的289种，遗失的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因清代时间距现在近，佚书较少，现存的有159种，则占全部现存农书的55.01%。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估计全数肯定在千种以上，其中最多的当然是清代。以蚕桑类农书举例，据王达统计，中国农学书录未收的明清蚕桑类农书还有204种，内清代占197种1，而中国农学书录所收的清代蚕桑类农书仅30种，可见清代农书增加之突出。清代农书的内容与清以前的农书比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时通考（1742年）是中国
3、四大农书之一，同其他三部农书比较，授时通考是文献搜集最多的一部，计有427种之多，而齐民要求为157种2，农政全书为225种3，王祯农书最少，但以农器齐全为特色。授时通考引用文献，体例严谨，少数几个字也必注明出处，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经，“楛耕伤稼”注明荀子之类。而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的引文常有脱漏，至于其他农书摘录前人文献，不注出处或张冠李戴者更属比比皆是。又，授时通考将农业上的某个项目的历代文献都汇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检研究。如谷种篇抄录了16个省233个府、州、县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种3429个（包括重复），无疑给后人研究以极大方便。再如广群芳谱（1780年）是补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162
4、1年）的集体编著，群芳谱是十七世纪初的一部植物学兼农学巨著，体例沿用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在国内外植物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群芳谱也有不足之处，是所谓“略于种植而详于治疗之法与典故艺文”（四库全书提要），清康熙认为“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蒐集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康熙广群芳谱序）。王象晋以一人之力，写成群芳谱，难免疏漏，经过汪灏等人的集体对原书的讹误错漏加以更正，又删其冗文，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并用“增”字标明系新增内容。“原”字表明为群芳谱原文，体例谨严，新增内容多，不啻为一部新著。授时通考和广群芳谱都是集体编写，又依赖皇家所藏图书，自有其便利
5、条件。但即使一般的农书，也有不少是文献训诂超过前人的。江南催稻课耕录是李彦章为了推广早稻而写的论证扩种早稻的优点和可行性，他从“早稻原始”、“早稻之时”、“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种”、“江南早稻之种”等十个方面，搜集了历代有关早稻的文献，展开论证，其方式类似现代进行某项研究或设计时，必先提出可行性论证一样。以“各省早稻之种”为例，共搜集了南方9省81个府州县的早稻品种（及其特性描述）共数百个，远非宋代禾谱46个品种，明代稻品36个（包括早中晚稻）品种所能比拟。又如程瑶田的九谷考（17世纪末）和刘宝楠的释谷（1840年）是将训诂与农作物相结合的著作。释谷特详于水稻的考证，可说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
6、字考证论文。九谷考则详于黍、稷、粱、秫、穄等各种古代粮食作物的考证，稻不及释谷详尽。这两篇论著是治中国谷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参考书。清代农书内容方面的特色是实用操作技术的丰富、详细，覆盖面扩大，超过了前代。举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复种指数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论和操作技术，施把技术，良种繁育、园艺、造林、蚕业、畜牧兽医、渔业、农产品贮藏与加工以及农具、农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别是出现了不少地方性农书，超过了宋元明时期。一般综合性的农书所记技术虽很丰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农书则所述都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其操作技术切实可行。清代地方性农书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区稻桑农业生产的张履祥补农书（1658），
7、反映江西抚州地区农业的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1903）和奉新地区的刘应棠梭山农谱（1717），江淮地区的包世臣齐民四术（1849），四川农业的张宗法三农记（1760），广东农业的屈大均广东新语（1699），山西新阳的祁寯藻马首农言（1836），陕西关中的杨屾知本提纲（1747）和修齐直指（1755），山东沂州的蒲松龄农桑经（1765）和丁宜曾农圃便览（1755），浙江金华的胡炜胡氏治家略（1758），江苏上海的姜皋浦泖农咨等等。地方性农书中有高度理论概括的如知本提纲中的施肥“三宜理论（时宜、土宜和物宜），是历代施肥经验的集中总结。补农书中的看苗色施肥经验，可说是营养诊断的萌芽技术，这一技术始于明
8、代的乌青志。清代农书的另一特色是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蚕桑专书的大量问世，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花卉专谱以兰花最多，历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类是雅俗共赏的，而兰花则偏于文人的欣赏。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压抑，国想上趋向避世，因而把爱好转向深山邃谷的幽兰。清代出现好些治蝗专书，反映了蝗灾的猖獗。气象与水产专书也较前代为增加。2、农业技术的成就明初的人口约六千万，基本上与西汉时最高人口数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未有过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因子，使人口犹如脱疆之马，
9、从康熙时的二千多万猛增至乾隆后期的三亿，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亿，而耕地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廿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1.65亩/人4。正如赵翼诗所咏的：“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5由于人地比不断下降，尽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围垦、开发海岛和海涂，大量无地流民通向边远山区毁林开垦，扩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6，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这样庞大人口增殖的物质能量粮食生产的重担不得
10、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上，而单产提高的最有效途径是增加复种指数，把一亩田当两亩用，在一年365天内完成单种时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人多地少，劳力充裕，不论什么措施需要多大劳力都不成问题，出现“粪多力勤”这种中国特有的集约劳动原则。南方中稻麦两熟的太湖地区，要求用人力的铁搭（齿锄）“垦倒极深”，“多下垫底”（基肥）。冬季的麦子油菜则要求起垅，经常清沟排水，很费劳力。北方旱地耕作则要求“转耕”：“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于二耕，五耕反而同于初耕。古曰转耕”。7清代的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在广东、福建、广西、湖南、川南盆地、赣南、渐东南等地都有相当的面积。双季稻一般
11、可比单季稻增产五成以上。广东新语还提到在双季稻之后接种油菜、烟草、甘薯、蓝、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8、麦、稻、稻的一年三熟不仅见于闽广地区，也曾个别推进到长江中游，如同治江夏县志即记有早稻于割麦后插，晚稻于早稻后插的麦稻稻一年三熟。由于康熙着力推广早熟御稻，双季稻在18世纪后期曾推进到江苏里下河地区（北纬33）旱地作物方面，山东、河北、陕西关中出现二年三熟制。间作套种形式多样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麦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肥套作、麦棉间作、桑菜套作等。陕西三原地区更创造出两年十三熟的菜粮间套作技术，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萝卜、蒜、蓝、粟、麦等，可说是达到了北方旱地
12、复种技术的高峰。在人口压力下，清代后期的林则徐、李彦章都亟力提倡扩种早稻，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引经据典，搜集地方资料力陈早稻之利，林则徐为之作序，也大力主张把福州的双季稻推行到江苏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试求恢复西汉汜胜之书的区田法，打破常规的产量水平，是中国式的高产试验法，以潘曾沂最为积极，他于道光八年（1898）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获得丰收，于是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其实这些技术也完全适用于一般水田。这本书代表了清末有系统的水稻丰产技术指导手册。受潘曾沂的影响，以后陆续有关于区田种法的农书和图解问世，直至民国时期，还有人试种区田丰产水稻。二、清代农
13、学的问题1、农学理论的成就和停滞清代农书在农学理论方面较之前代有不少发展。远的勿论，从南宋陈旉农书起，陈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壮”的观点，批驳了历来认为的“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观点，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陈旉的理论着重土壤肥力一个侧面。明马一龙的农说则进一步用阴阳两种“气”的发生、敛息、相互消长关系进行论证水稻栽培技术的正确运用，达到水稻的完好生长。所谓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化之机，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纲（1747年）中，作者杨屾进一步从更为宏观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带”的视野入手，提出“知
14、三道之行，则天时始可乘；识五带之分，则地利始可尽矣”的观点。杨#屾除了继承阴阳理论以外，又融入“五行”，阴阳五行虽早盛行于汉，但杨屾这里是以天、地、水、火、气为五行，天、土、水、火称“四精”，气则为“精之会”。他把五行结合到耕作、播种、密度、耘锄、施肥等具体环节中去，而以“气”的消长盛衰贯通之。他把人食谷物、肉、菜、果等理解为采五行的生气，才能维持人的生命代谢，而把人体排泄的粪尿理解为“五行生气”的“余气”。所以这种余气才能滋养和禾苗。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营养元素的概念，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学知识和化学元素的分析，表达而出来而已。所以杨屾的理论显然较陈旉的“地力常新壮”和马一龙
15、的“阴阳化生”又深入一层。这种阴阳五行观从历史的纵向方面比较，虽然又有进展，但从同时期西欧的认识水平横向地比较，则暴露出它仍停滞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释指导农业生产，只能妨碍通过科学的实验观察，解剖生物学的过程，以进一步了解动植物生长发育的本质及其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这种理论上的停滞，有其客观的历史社会原因，其后果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缩小。2、重文轻理的加剧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一向重文学轻科技，到清朝则更是变本加厉。汉、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国科技知识的高峰，居于同期世界领先的地位，也有过若干低谷，但清代则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康熙本人非常注意学习西洋科
16、学，却并不在知识阶层提倡学习西洋科学，反而实行严酷的政治镇压和大兴文字狱，把知识分子驱逼到远离政治的文字训诂之路上去虽然训诂之学在清代大放异彩，科学技术则一落千丈。因为轻视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也得不到记载推广，往往只能从一些笔记散文中偶然窥见一些叙述。如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有一个人曾发明一种能连发28发的“鸟铳”：“火药铅丸藏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9发明者本拟将其献给军营，但被人诃责：“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于是不敢献而失传。西洋的机关枪是德人马克西姆于1883年发明，迟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