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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论文：信用体系、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 引言市场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命脉。信用是一种借贷关系，指的是以收回为条件的付出或是以归还为义务的取得，它是从属于商品货币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按行为主体来划分它分为四类：个人信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政府信用。信用与体系、银行体系联系密切，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处处存在着信用，信用是经济金融运行的平台。发达金融体系的基础是健全的信用体系。对于化的经济，没有一个健全的信用体系和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是难以健康、快速、稳定地成长的。历经20多年的的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信用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显。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的
2、过程中，信用缺失和现象随处可见：合同违约、债务拖欠、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经济失信现象日益增多，尤其是银行体系中的大量不良资产的积累、资本市场中劣质上市公司的充斥，严重制约了信用功能的发挥，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恶化了市场信用环境和市场秩序，直接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配置效率。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于是关于建立主义信用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成为近期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信用和金融的现实问题之前，首先阐述了信用的一些基本问题：信用的重要性、信用问题产生的根源、信用问题严重程度的决定因素以及信用的，可以说信用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接下来，文章着重分析
3、：为什么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信用问题格外严重？要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有效遏制现存在社会上的各种信用缺失问题？最后，文章探讨了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地解决在社会信用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将来我国的金融体系应该怎么样改善，如何有效提高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一、信用的重要性及信用问题产生的根源信用是一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在市场经济中信用尤为重要。信用问题的存在会阻碍信用行为的发生、阻碍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限制社会分工，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谈到，社会分工是一个市场经济进步的强大动力。他认为分工越
4、细，效率的提高就越快。他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来通俗地阐释他的观点：如果没有社会分工，一个工匠一天生产一根针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把这根针的制作分成十个工序，每个工人只做一个工序，那么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亚当？斯密进一步分析，效率的提高背后是有原因的，它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工序越单纯就越熟能生巧。另一方面，工序越简单，就越容易用机器来代替，而对机器的改进和创新也就越容易。这就是分工为什么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此说来，分工非常好，那么为什么是不是分得越细越好呢？在亚当斯密讲述的故事里也谈到：分工非常好，但并非是无限制的。分工要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的限制，基本上来自以下两个方
5、面：一方面是市场需求，二是信用问题。如果市场需求越大，那么分工就越细、效率就越高、产量也就越高。沿用前面的例子：如果说一个正常年的需量求是100根针，那么在社会化的情况下，把它分成十个工序，一天就能生产1000根。那么一年剩下的364天干什么？而如果市场的需求是一年几十万、几百万根针，再划分为十个工序，每天生产1000根，一年360000根。如果需求够大，甚至就不只分为十个工序，效率就更提高了。这就是市场的规模限制。市场规模的决定因素首先需要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地，市场需求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人口规模和收入，其二是交易成本。在收入给定的情况下，人口规模越大，整个市场的容量就越大；
6、或是说，在人口规模给定的情况下，收入越高，对商品的需求量越大、对商品维度的需求越多档化，即市场需求就越大。随着市场交易量的增加、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信息的问题以及交易成本随之而来，交易成本的存在限制了市场需求。除市场需求之外，对市场规模的限制因素还来自于信用问题。市场交换能否完成，取决于能否克服交换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以及交易信息的问题。市场的本质是交换，是两个所有者用自己所有的换取自己所没有的。在交换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买和卖的等量。对交换的东西，交易双方当然都是有需求的，但是在交易的过程中经常会心存疑惑：对方给你的东西是不是你所要的东西呢？拿钱去买东西要看标价，照理标价跟实际价值是成正比例关系
7、的，但是你要买的东西是不是你所实际需要的东西呢，是不是标价越高、越超值就越好呢？这是买方对卖方的不信任。对卖方而言，他会担心卖东西所得的钱是真的还是假的。由此可见，不管是交易的甲方还是乙方，对对方所承诺的东西要是没有信心的话，在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是交易沦为泡影。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国外有个旧车市场，有些有钱人在刚买了新车不久就再次出卖了。但是卖的时候，到底这辆车质量、性能如何？有的人确实是因为他工作调整了或是收入水平提高了等等想把车子卖掉。可是也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这辆车子非常不好，可能他一买就发现了，与其花费大量精力来修理这部车子，不如将其卖掉，再买一部新车
8、。在这种情况下，卖车的人是知道他所卖车子的状况，也清楚他卖车子的原因，但买车的人并不知道。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也就是阿克洛夫研究的现象。如果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买车人会理性的低估车子的价值，于是只有拥有劣质车子的车主才会去卖车，买车人也知道这种情况而不敢去买旧车，由此一来旧车的市场难以存在。这就是信用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基于信用的交易行为难以发生，市场规模因此而受到限制。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信用问题不只是存在于发达国家的问题，中国也有不少此类问题。信用市场与银行、金融体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几年，政府特别强调要启动国民经济，要通过发展中小来启动市场，希望中小企业能迅速发展起来，从而提
9、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城市里面的就业问题或是国有企业下岗工人问题。但是，要发展中小企业就要解决它的融资难的问题，为它提供贷款。于是政府就在四大国有银行之内成立专司中小企业贷款的部门。可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有许多贷款无法落实到中小企业。原因何在？中小企业虽然很有活力，但是从银行角度来看，由于存在一些信用不好的中小企业，拖欠贷款甚至不还的情况履有发生。当面对前来贷款的中小企业时，银行难以甄别这个中小企业是否有发展前途、是否有信用，会不会拿了钱以后人和企业就不见了。这与阿克洛夫所描述的人们因为对旧车没信心造成交易的失败一样，银行不敢给中小企业贷款。在信用市场中，
10、授受信主体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是不同的，受信主体对自己的经营状况及其信贷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而授信主体则较难获得这方面的真实信息，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信用合约签定之前，非对称信息将导致信用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而在信用合约签定之后，产生信息优势方（受信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信用问题的产生源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通常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信用问题会越严重。但决定信用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仅仅是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性，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交易双方的交易是一次性交易还是重复性交易。如果是一次性交易（博弈）的话，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因为欺骗可以获利而不必担心将来会受到惩罚，因此存在
11、着欺骗的激励。比如路上有人兜售东西，这个兜售东西的人我们也许将永远不会见面，这样，受骗的可能性就较大。但是当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不是一次性博弈，而是多次博弈的话，当事人就会理性地考虑未来受益和当期受益之间的替代，从而担心当期的欺骗带来对未来的损害而采取合作的态度，讲信用是最优的选择。第二是交易品的特性。如果这个交易品的特性简单，比如买一根针，一看就一清二楚；如果要买一部汽车，这个东西本身很复杂，特性和功能并不是一目了然，也许前一段时间用起来是很好的，可是几个月、半年以后问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最难断定的是它出问题是由于使用不当还是汽车本身有质量问题，这就与商品的复杂程度有关。第三是交易品的价值
12、。如果交易品的价值很低，骗了以后获利不大，而如果交易品的价格很高，欺骗的获利很多。通常情况下，交易品中价格最高的是钱。银行贷款时，给的是现金，拿到的只是一纸到期还款付息的承诺，价值的差别特别大。也正是因为价值差别大，就特别容易出现有些人铤而走险，金融诈骗案亦随之而来。第四是违约被发现后的惩罚。惩罚越高，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投机倒把、铤而走险的预期获利越少。惩罚的高低通常是由规章、等正式制度来规范的。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教授的研究指出，要制止小偷小摸包括诚信的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派更多的警察来抓，另一种就是加大惩罚的力度，使他们不敢轻易涉险，而惩罚的轻重就决定于法律。这是就
13、决定一个社会中信用问题多寡和严重程度的第四因素。然而有很多问题单靠法律是不行的，除了这些正式制度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还决定于所谓的乡约民意、社会舆论等非正式制度对不讲诚信、不讲信用的人以多大的制裁。所以各个社会里面都会强调一些所谓的伦理、道德、价值等等。因为即使有很多警察和律师，犯罪率还是很高，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能够建立比较好的社会道德标准，如果社会风尚、道德标准能够内化在每个人的价值观里面，那么做了犯法行为的人将在他的内心深处受到惩罚。当然，价值观的形成是通过宗教信仰、通过意识形态的。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头上三尺有神明，他内心就会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信用风气才会好起来。二、
14、信用的历史信用问题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它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可以说自人类产生以后就有了。从历史上来考察，中华民族是个诚信重诺的民族。中国人民世代奉行的“一言重九鼎，泰山反为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重要格言，都是这一深厚文化的积淀。儒家学说倡导“仁、义、理、智、信”，其中对于信有很多的阐述，例如“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等等。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是仁，仁的含义当中就包涵有“信”，而“信”只有和“仁、义、理、智”有机的结合起来，方能真实地存在。在古代常讲“无商不奸”，意思是只要有商人，这个商人就必须奸诈，让人难以信任。但这个问题在古代并不是很严重。如果说古代我
15、们无法考证，那么对于今天的贵州、青海、西藏等经济落后的地区，我们总会觉得当地的人比较淳朴，比较讲信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前文曾经阐述了决定信用问题多寡和严重程度的五个因素，我们应该从这五个方面分析这一现象。当我们理解了那五个因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人和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人总的来讲比现代人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人更讲信用。首先，古代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交易运输成本很高，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农产品等低价值产品为主，在农业社会里面这些农产品绝大部分是用于自身消费的，所以需要交易的东西很少，而且交易的范围很小。因此，在古代或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是比较接近于经济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交易基本上是重
16、复性交易，而且交易的物品价格比较便宜，特性比较简单，即使特性复杂一点，由于耐久性差，也无需考虑当期受益和未来受益之间的权衡。如果一个人一次不守信用，下次就没人与他交换了，这种惩罚有效地制约了信用问题的产生。因此，交换双方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所谓的相约为信。可见，形成比较淳朴的社会诚信之风气是有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为什么说“于今为烈”，现在的信用问题较古代更为严重了呢？分析这个问题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首先，现代社会随着人口的增加、收入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商品交易无从量上还是范围都得到了扩大。技术的进步则通过交易、运输成本的大大降低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扩大的趋势，尤其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即使是与全世界的实时交易也成为可能。在这种状况下，交易风险要远比古代的自然经济中大得多。交易风险的扩大会带来更多交易信息方面的问题，即会提高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如前面所讲，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信用问题会越严重。与此同时，现代经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