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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碳发展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与气候危机的必然选择 周剑刘滨何建坤目前全球面临着经济危机冲击,2009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都出现了连续两个季度以上的衰退;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危机的形势更为严峻,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形势日益紧迫。为进一步推动全球密切合作,联合国环境署第二十五届理事会上郑重地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的倡议,倡导各国将全球变暖问题和经济不景气问题合并解决,推出促进包含气候变化的公共投资和财政刺激政策。一、中国经济复苏政策中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一)我国经济复苏的政策组合呈现可持续发展的亮点1、中国采取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绿色投资根据汇丰银行研究,中国绿色资金规模为2213亿美元,占
2、4万亿财政刺激的37.8%,占2008年GDP的4.8%,远远高于美国、欧盟与日本的水平。联合国绿色经济行动措施的研究要求G20各成员国应当在今后两年支出1%的GDP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投资以复苏经济。从规模而言,中国充分体现了负责任的国家形象。2、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突出了“控制产能”与“鼓励创新”钢铁、纺织、船舶、石化、有色行业注重控制产能、淘汰落后产能;鼓励创新,汽车行业,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推动电动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产业化,中央财政安排补贴资金,支持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在大中城市示范推广;石化行业,大力推进技术改造,推广资源综合利用和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发展循环经济。3、信贷政策中适当提高属于“两
3、高一资”的电石、铁合金、烧碱、焦炭、黄磷项目以及电解铝、玉米深加工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扩张性政策已推动经济向上,例如今年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高于4月份7.3%的同比增幅;零售额同比上升15.2%,4月份的增幅为14.8%。但这都是政策性增长的表现,尚未进入内生式复苏,经济内在收缩机制仍然存在。(二)复苏的乐观迹象背后仍有隐忧1、 4万亿投资中节能减排投资资金减少根据今年5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4万亿投资的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及环保投资减少了1400亿元。2、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政策开始放松20062007年中国经济尚处过热阶段时,部分塑料、陶瓷、玻璃制品的出口退税
4、率曾被下调36个百分点,作为当时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措施的一部分,目前这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3、部分产业已出现产能过剩,工业增加值增长受限于产能过剩产业除基建投资外,政府投资更多地表现为产能的简单扩张,由此,将加剧这些投资方向的产能过剩状况。从主要产品产量来看,4月份产量同比增速较3月份回落的产品占比为54.3%。由此可见,虽然国家出台的各项产业刺激政策有效地拉动了相关行业工业增加值的快速增长,但工业增加值整体的进一步增长受制于机电产品、奢侈品和其余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复苏乏力的现实状况,产能过剩行业主要是电解铝和粗钢等。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增长模式,深
5、刻调整经济结构。二、中国经济复苏政策要坚持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与气候危机同举并重中国对于此次危机的应对是成功的,然而其中也存在风险,那就是短期的需要所采取的一些举措,将加大长期改革的难度。我们必须利用此次危机创造的机会和刺激方案所赋予的时间,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表面上,经济危机与气候危机有着各自的原因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但本质上相互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当前对全球经济回升景气回升的趋势性判断仍存在争议,但主要观点认为本轮全球经济周期性收缩可能至少持续23年。对中国而言,目前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复苏有“U”、“W”、“L”型模式之说,但无论哪种复苏模式,应该理性地看到我国经济在谷底调整的
6、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在两年或更长时间。而气候变化危机将是更为长期的,国际能源署发出警告,若不改变现有的基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室气体大气浓度到本世纪末将相对目前加倍,这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提高6。根据Stern的报告,若温升56,世界将损失全球GDP的510%,贫穷国家的损失将超过GDP的10%。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正面临造成重大气候影响的“锁定效应”状况。特别是在目前的以投资拉动为主体的经济复苏中,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会使未来经济发展中高排放特征长期存在,将丧失未来几十年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先机。只有分析平衡好两者间的关系,才能同时应对这两个全球性问题。
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9年3月发布全球绿色新政报告,认为多重危机的共同根源就是大量资本的错误配置,即过度地将有限的资本配置到化石能源、结构化的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方面,而在可再生能源、能效、公共交通、可持续农业、土地及水资源方面投入较少。三、充分认识新的国际竞争规则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为应对经济危机与气候变化危机,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之策,美国、欧盟及日本都各自提出了以振兴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为导向的绿色复苏计划。2008年11月,欧盟提出了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其中的“绿色”投资为228亿欧元,占2008年欧盟GDP的0.1%。奥巴马就任前后,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了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和美国复苏与
8、再投资法案,两项合计的应对气候变化投资金额为1122亿美元,占2008年美国GDP的0.8%。2009年4月9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提出以“引领世界二氧化碳低排放革命”作为首要支柱的日本经济长远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与社会系统改革来创建低碳排放社会,绿色投资金额为124亿美元,占2008年日本GDP的0.3%。从长期而言,这将推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主要表现为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技术、贸易、金融竞争,这些都将对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的政策组合乃至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构成长远的影响。(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挤压我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碳排放空间,这将影响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能源基础设施的
9、投资决策欧盟等发达国家倡导的温升控制2、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450ppm二氧化碳当量、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越来越成为主导性舆论。减排温室气体最主要是减少能源利用过程的CO2排放。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按目前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趋势,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2000年增长2590%,其中能源利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长40110%,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量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将来自发展中国家。2004年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53.6%。如果实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目前减半的目标,那么到2050年即使发达国家排放量比目前减排80%,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也要比
10、目前减排20%,比2050年预计的排放量要减排6080%。届时全球人均CO2排放需控制在2吨CO2以下,而我国目前的人均CO2排放已超过4吨,2050年将达到68吨。未来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将形成严峻的挑战,但这也会促使我国加大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力度,努力向低碳经济转型。(二)先进低碳核心技术竞争激烈,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封锁,将推进我国的自主技术创新。一方面,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以保持其垄断优势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计划通过推广太阳能发电、电动机车及节能电器来实现“低碳革命”,其中重启太阳能鼓励政策,将是日本经济转型中的核心战略之一。美国近期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
11、以及节能环保技术,中长期将凭借其在农业领域的制造技术、酶催化剂、原材料研究、白色生物技术等四项技术的绝对优势地位来大力发展生物能源,欧盟同样将凭借其在风能、光能、核能等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领先寻求国际竞争中的技术垄断优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封锁低碳核心技术或以高成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力图将中国排除在“核心技术俱乐部”之外。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设想由来已久,但直到目前还未能取得重大突破(例如中国汽车、大飞机等行业),根本原因还在于发达国家一贯实施的核心技术封锁政策。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下,先进低碳能源技术将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特征。这也将激发我国自主技术创新,以适应世界先进技术发展的潮流。
12、例如,我国的清洁煤发电技术,正在成为世界领先。(三)设置WTO规则下的技术门槛和绿色门槛,直接影响到我国出口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竞争力近年来,气候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与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技术壁垒(TBT)许可国家基于环境目的采取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标准,除非这些标准产生了“国际贸易的不必要壁垒”,这些贸易技术壁垒影响到贸易产品的准入门槛。欧盟及其成员国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设置了条件很高的技术壁垒。此外,欧盟还以保护生态环境和消费者人身健康为由规定了严格的“绿色壁垒”。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启动后,不断在产品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等方面提出欧盟指令,甚至给全球规定
13、“欧洲版能源效率标准”,如汽车尾气排放指标的“欧”、“欧”等,这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质量认证标准体系”(ISX系列)抗衡。日本同样在其低碳社会行动计划中提出从2009年4月开始,在新建住宅及其配套设备中将实行“最强者方式”,即将能源效率最好的产品作为整个行业的标准。这些技术门槛和绿色壁垒,实际上对中国的外向型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产品进入该国市场之前,必须拿到“绿色出生证”,直接抬高了进入门槛。但这也可转化为我国进行产业升级,促进出口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转移的动力。例如中国的食品、纺织品、电器在过去的出口中就面临了不少国外环境标准和环境壁垒,但中国的企业不久就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并进一步扩大出口进而提高在
14、全球的市场份额。(四)以气候变化名义进行贸易保护,我国需要应对新的贸易竞争格局实施国际碳税的可能性也影响到贸易两国的相对成本优势的变化。北欧国家实施了碳税政策,但基本上都是作为国内政策在实施,并没有对进出口贸易商品及服务开征碳税。但为解决国际竞争性受损问题,欧洲议会就曾通过决议,要求欧洲委员会考虑对非京都议定书成员国的出口品加征关税;2007年11月在巴厘岛的贸易部长对话论坛上提出用边境调节税来弥补国内碳税不足之处,边境调节税主要发生在进口及免税型出口,用于调节国内产业及国外竞争者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因此碳税等所谓“绿色关税壁垒”被不断地带入有关国际贸易的讨价还价中。美国众议院今年6月26日通
15、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规定,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征收关税,美国政府将能够对外国制造商征收进口税,以覆盖出口至美国的产品的碳含量。我国出口产品的能耗较高,增加值较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发达国家的5倍。在未来碳排放将付出越来越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趋向下,我国产品低成本优势将受到新的挑战。(五)发达国家提前布局未来的生产要素之争及碳资产储备,这将影响到我国未来的发展成本若达成2012年后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长期目标,二氧化碳排放权将会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对应的结算货币将随着全球碳市场的迅猛发展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单位。主
16、要发达国家都已意识到对结算货币及订价规则的先行掌握,将决定未来全球碳资产的重新分配以及碳排放权生产要素的战略资源储备,已然进行了各种探索。目前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国界的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明确规定了使用欧元标价、结算,凸显出“脱美元化”动向。不可忽视的是,奥巴马的“限额与交易体系”直接与欧盟主导的排放权交易体制挂钩,意在推动欧美交易体制对接,为伺机构建交易货币的美元化铺路。日本同样也意识到这点,也提出将其自愿型的排放交易体系过渡为限额与交易体系。四、低碳发展将成为中国应对两个全球危机的必然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已被严重挤占,必须探索新型低碳发展的道路。发达国家历史、目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的高人均排放已经和持续过多地占用全球碳排放空间,全球已失去了按公平原则分配碳排放空间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沿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