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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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集 陈明远,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人文学者,长期从事中西方文化交流,诗人。从现代个性心理学的角度,深入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奇人,一个非常值得深刻解剖的复杂的存在,是多种矛盾冲突集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郭沫若的多面性人格分析,也必须从多面视角进行。本文着重分析青年时期的郭沫若。 青年郭沫若的个性,基本上属于自我表现的情绪型或浪漫型。 表现自我,自然流露 青年郭沫若有艺术天才,富于创造力,这种素质决定了他的文艺观是崇尚天才、灵感、直觉。他向往歌德和孔子那样的“球形天才”,追求多方位的自我实现。他全面涉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历史学、考

2、古学、古文字学,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中外文化交流等,而且在这些方面也都有所贡献。 他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一个人写诗,要有直觉、灵感。 青年郭沫若宣称,“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说“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他向往强有力的个体存在,在想象中塑造了那个具有无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把突出的个性看做诗的生命。他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因此他在文学创作中竭力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 郭沫若主张“文艺要表现作家自己”,“文艺是作家的自叙传”。新文化运动中,他成了突出自我意识、激烈解放个性、肯定主体精神、发扬自由创造的开

3、路先锋。 偏于主观、情感冲动 郭沫若在1923年自述:“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青年郭沫若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即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种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创造,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象,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 青年郭沫若豪放不羁、激情洋溢,而缺乏坚韧和冷静。他说:“我只是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像

4、留声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 他给新文化运动带来重主观、重表现、重情绪、重创造的新浪漫主义美学原则。 傲慢不逊,具有反抗精神 20年代初,郭沫若自述:我郭沫若素来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人,我的行事是这样,我的文字也是这样要叫我们“休”,除非叫我们死! 在日本参与“无产阶级文学派”的冯乃超,回到上海以后,于1927年12月18日作艺术与社会生活长文,文中说:“我们若要寻一个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就是郭沫若。”冯乃超认为,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张资平等四种人都“没落”了,只有郭沫若“革命去了”。 粗豪放浪,好走极端 青年郭沫若一味追求“全”,而忽视“深”;他积极进取,却又好走极端;他豪放大胆,但常随意树敌;

5、由于缺乏反思和自省,他个性中的优点和缺点常常混为一体,相伴相生。 闻一多和梁实秋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倾倒于创造社郭沫若的豪情壮志而五体投地,引为知己,但是后来起了变化。闻一多在1923年的家信中说:“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越来越注重政治功利性,同时他的文艺审美力也越来越淡薄衰弱。 郭沫若和郁达夫,都是放浪不羁的天才。但是两人有所差别。同为愤世嫉俗,郁达夫倾向于悲观、颓废、出世,郭沫若则倾向于达观、进取、入世;郁达夫怀才不遇、时运不济,落得自暴自弃,郭沫若则随机应变、逢场作戏,常常时来运转。他

6、们曾多次自比为“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这一比喻可谓恰到好处。 忏悔情结 青年郭沫若认识到: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能力。我既晓得我自己性格的偏颇,意志的薄弱,也很想从事于纠正与锻炼。 郭沫若时不时会萌生“忏悔情结”。郭沫若早期以“自我表现”多次公开暴露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并期望以光明照亮自己的灵魂。郭沫若的忏悔情结,并不同于胡适之、闻一多、徐志摩、郁达夫诸君子,而另成一种特色。 三叶集载,1920年初,二十八岁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岁的宗白华、田汉表示忏悔。他在信中说:“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

7、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唯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至友之厚爱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这样忏悔的自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 宗白华说:“把三叶集跟郭沫若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郭沫若的忏悔情结跟他诗歌创作的直接关系。长诗凤凰涅是在1920年1月20日完成的。时间正好是在写这封信的两天

8、以后。” 郭沫若的这种忏悔情结,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构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汉所创导的“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后来,郭沫若有时反省道:“我一生最讨厌最憎恨的就是虚假造作。不过,我们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出淤泥而不染只是形容罢了,像我们这样从淤泥中钻出来,谁都难免沾染上污泥。应该不断地冲刷身上的肮脏。” 性格不定,易动摇复多变 许多人的个性人格中或多或少带有两面性。对于郭沫若的两面性,鲁迅概括为“才子加流氓”,或者说是贵族性加游民性。杜亚泉曾指出:知识者与游民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人格,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特色。知识分子若是缺乏独立思想

9、,就会动摇多变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由此在人格上也具有两面性(双重性)。 一面倾向于贵族性,夸大傲慢,凡事过于主观,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卑鄙,不屑与之为伍;另一面则倾向游民性,轻佻浮躁,凡事偏于过激,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丑恶,而愤世嫉俗。傲慢主观则喜武断,愤恨过激则喜破坏。往往同一人,处境拂逆则显游民性,顺利则显贵族性;或表面上属游民性,根底上属贵族性。以此性质治产必至于失败,任劳动必不能忍。 郭沫若人格中的两面性,或可看做这种“才子加流氓”或贵族性加游民性的典型。 他富于激情,政治敏锐,却又具有摇摆性。他的夫人安娜曾指出,郭沫若“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在政治方面,郭沫若的性格不定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蒋介石、鲁迅和毛泽东这三大人物的态度,显示了郭沫若性格不定的人格。 第 6 页 共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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