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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多维贫困影响分析 胡伦 陆迁 杜为公摘 要： 多维贫困已成为影响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严重障碍，而社会资本作为缓解多维贫困的非正规制度，理应在贫困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贫困的多维特性分析了社会资本促进贫困减缓的机理，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调查（CGSS）数据，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具有缓解多维贫困的功能，且在缓解收入、教育贫困方面尤为突出，但健康减贫效应不显著，考虑内生性问题及采用稳健性估计以后，其结论仍然稳健成立。进一步边际效应显示，社会资本减贫增收的边际效应略大于教育脱贫。同时，社会资本是影响新老农民工教育
2、脱贫效果差异化的关键因素，且社会资本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作用更大。社会资本能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与提升就业质量进而缓解收入贫困;在健康贫困方面，社会资本主要通过获取医疗服务资源的路径实现脱贫;在教育贫困方面的其脱贫路径是加强农民工充电学习，强化社会资本“干中学”效应而缓解教育贫困。关键词： 农民工，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健康贫困，社会资本：F113.9;F014.42 ：A ：0257-5833（2018）12-0025-14一、引 言厘清农民工贫困形成机理不仅能有效促使农民工摆脱多维贫困与不断改善可行能力，也有利于他们更好融入城市和持续推进城镇化。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促进土地流转、实现风险分担
3、、减缓贫困及促成交易完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有研究仅侧重于社会资本异质性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就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体的能力与权利（如教育、健康）等多维贫困角度影响及其脱贫路径尚未深入研究。本文将用二元Logit模型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健康和教育多维贫困的影响，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以后，探讨其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影响的边际效应差异性。同时分析比较新老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收入、健康和教育多维贫困影响差异性的细致机理。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多维贫困作用机理分析（一）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贫困表象影响市场化改革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劳动力供求的市场机制力量
4、不断增大提供了重要契机与条件，虽然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隔离被破除，但由于资源配置效率机制导致资本效率与劳动就业的矛盾加剧，农民工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甚至有可能沦为城市贫民。农民工社会资本在中国乡土社会变迁转型时期的背景下产生并发展，本质上是保存原有乡村关系网络资源与拓展同一业缘、地域空间框架下的重要非正规制度，弥补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下“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不对称的矛盾，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收入。从收入角度而言，几项较为接近的研究认为新型社会资本（脱域型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总收入，这种增收效应主要源于社会资本生产配置效应得以提升。除增收效应之外，社会
5、资本还具有显著的平滑消费效应、市场效应和财富效应的功能，社会资本在收入维度上改善农民工经济福利水平提供了重要思路。其影响机理有以下几点：首先，社会资本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农民工经济福利水平。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规金融制度，能够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缓解信贷约束，降低社会风险冲击，减少贫困脆弱性。刘一伟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具有缓冲收入差距对收入贫困不利影响的功能。一方面，社会资本存量和数量的多寡体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能够转换收入获取能力，进而防止个体陷入贫困，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具有 “内部风险分担”的作用功能，并能减轻收入差距对贫困的负面影响。其次，社会资本能够改变职业选择行为，可以提升就业质量。
6、社会资本对提升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人情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两个方面。首先，社会资本通过建立人情机制影响工作获取。就业选择的优劣性及不稳定性主要来源于社会资源存量。一方面，通过建立良好的人情资源网络，增加雇主“人情偏好”。另一方面，更强的“同乡聚集”或“种族聚集”有助于减少“熟人”的“排斥效应”。王春超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风险分担功能主要是依赖人情资源，长期互惠互欠心理使得人情网络之间成员尽力提供帮助，进而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章元等研究发现亲戚作为一种“强关系”的人情资源，能够帮助农民工增加获取较好工作的机会 。其次，社会资本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影响职业选择。均衡工资理论为社会资本建立信息共享
7、机制，优化工作搜寻的有效配置提供了依据。社会资本“信息效应”能够获取关于劳动者生产能力的信息，从而决定录用与否 。一方面，社会资本能够降低信息的重复性，获取较高信息质量，雇主对求职者生产能力能够做出理性判断。另一方面，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求职者拥有的较多弱关系有助于释放更多的异质性信息，求职者通过获得差异化的信息资源可能与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取得联系，从而获得优质的职位信息。（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健康贫困缓解影响森认为健康被认定为既是一种具有重要内在价值的人类“可行能力”，又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自由活动。理论界发现社会资本对收入贫困除了有生产效应的功能外，对健康贫困具有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这种
8、多功能效应对贫困农民工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农民工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地位的流动及获取，而农民工健康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增长有恶化的趋势。尤其从农村转到城市意味着农民工的工作環境、交往人群、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进而其工业生产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替代了原来农村生产方式，造成农民工心理和生理上难以适应，从而其健康状况受到影响，另外加上“3D（脏、险、难）”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工作层次较低，劳动强度大，居住环境恶劣，剥夺了他们所必须的生存的权利，加重了城市居住的经济成本，健康状况进一步受损。而农民工社会资本多功能特性能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首先，社会资本借助其对提升医疗资
9、源配置的效率成为农民工减贫的重要契机和条件。Grossman认为健康状况是健康投资行为的绩效之一，并且健康投资行为也遵循既定约束下效应最大化函数。理性农民工使其健康效应函数最大化必然会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健康促进效应开展一定的研究，认为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缓解医疗资源的分配对市场“价格”机制强依赖性。并且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资源，有助于缓解个人不良情绪，减轻压力，弥补了农民工在新环境中的福利缺失主观感受等。此外，经济学泰斗阿玛蒂亚森认为个体持续发展中的可行能力是衡量其贫困被剥夺水平的重要指标。社会资本的文化、精神溢出效应促进贫困人口能力提升，使农民工更好的
10、投资身心健康，从而促进健康脱贫。由此，社会资本缓解能力贫困一个可能的逻辑点在于它不仅为农民工防御、降低疾病风险创造了机会，而且为农民工培养、塑造精神认同感提供了渠道。其次，社会资本有助于改善个人不良生活方式，进而促进其健康水平提升。生活方式是个体生活选择和生活态度集合，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而社会资本反映网络关系成员间的结合，必然对个体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一方面，社会资本具有信息传播效应，促进网络成员之间健康行为的改进。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活方式选择需要一定经济能力支撑，营养获取、体检、健身锻炼及学习健康知识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而社会资本对个体的经济资源可获得性有显著促进作用，由此促进健康行为改
11、善。（三）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教育贫困缓解本质影响在多维贫困测度中，教育权利缺失也是能力贫困的重要外在表现。而农民工教育程度所表征人力资本往往存在资本失灵，究其原因政府责任缺失致使农民工参培率较低以及教育培训的有效性供给不足。而以信任、互惠和网络表征的社会资本异质性是缓解人力资本失灵的重要因素，信任、互惠为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建立合作机制，传递了知识积累和技能模仿信号。要实现人力资本存量及教育质量提升，合作是关键。由于农民工教育质量提升获取途径复杂性、多样性，有必要采取多主体合作方式提升教育产出水平，以缓解就业歧视，获取公平就业机会，促进人力资本供给和就业需求之间的匹配质量和效率。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对
12、于农民工教育程度影响机制可以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直接效应表现为社会资本中蕴含了大量的网络资源，这些资源以不断积累、相互交换的方式来影响最终的学业的社会性产出，这种直接效应强调个体能动性，充分使用和动员网络资源，以获取社会支持和目标达成，缓解人力资本失灵;间接效应表现为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个体的教育价值观和行为而间接产生的，关系网络是“重要他者”的核心元件，往往发挥着“榜样”、“示范效应”的作用，决定着职业教育期望和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和成就动机，激发农民工自身充电学习动机，并最终对教育获得和成就产生影响。因此，社会资本的“干中学效应”赋予贫困人口更多的教育权利，能够更好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
13、，从而跳出教育贫困陷阱。重要的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缓解权利贫困的另一个逻辑在于它为农民工的知识、经验、技能不断积累并形成非制度化渠道提供了有效路径。基于以上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多维贫困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一）数据来源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度调查数据，该调查使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使得样本能够代表95%的全国人口，调查的范围涵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共完成有效问卷10968份。本文根据实证研究需要对样本进行筛选和清洁处理：（1）保留样本户籍为农业户口，且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从
14、CGSS 2015数据库中筛选出农民工群体，共获得1460个农民工样本，按照米松华等指出以1985年前出生定义为老农民工，其他年份出生划分为新农民工，本文获得新生代农民工样本421 个，老一代农民工样本1039 个 。（2）剔除部分家庭收入、社会资本等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为了提高数据科学性，并对调查数据的奇异值和缺失值进行了处理。（二）变量选择1.农民工多维贫困。 阿玛蒂亚森指出个体的贫困状态不能仅仅以收入指标进行衡量，而要从功能性活动能力、权利和自由等多个维度进行探究，如受教育水平、健康等。本文借鉴国内外文献，采用多维的视角分析农民工贫困问题，将农民工贫困分为收入贫困、健康贫困和教育贫困。其
15、中，以2015年国家人均纯收入2800元为贫困标准，低于2800元定义为收入贫困，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健康贫困借鉴王春超等研究结果，采用BMI指数，如果取值低于18.5Kg/m 2 定义为健康贫困，取值为“1”;否则赋值为“0” 。教育贫困采用未完成小学义务教育则定义为教育贫困，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2.社会资本。 鉴于前文分析农民工社会资本存在新型社会资本和原始型社会资本两种形态。因此采用“空间流动、职业转换和业缘关系”三个维度表征新型社会资本，空间流动用居住地“是否发生搬迁行为表示，职业转换用“您目前是否同时兼有多份工作”表示，业缘关系用对“陌生人信任”程度表示;同时
16、，采用对“亲戚间信任”和“老同学信任”程度表征原始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总指数采用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各个维度指标算数平均值表征。3.农民工个人特征变量。 为了降低自变量以外一切能够引起多维贫困变化的变量对回归结果造成偏差，加入农民工个人特征层面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相比女性而言，男性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能够获取较高的经济收入，进而缓解家庭经济贫困;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显然会做出不同的经济决策，进而降低贫困状态;已婚的农民工具有更重的家庭责任，经济行为会更加的理性;屬于少数民族的农民工可能得到国家更多扶贫资源，汉族民族的农民工获得扶贫资源能力更强，此外，有文献证明受访者年龄对个体贫困状况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中年农民工更加有可能改善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因此，文中加入受访者年龄的平方项作为控制变量。4.农民工家庭特征变量。 农民工家庭特征对贫困状况也有重要的影响，家庭层面特征包括房屋建筑面积、相对经济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