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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林纾、庞德翻译比较【摘要】翻译不仅仅是文字转换的过程，也是与 译者的各种翻译抉择以及译语社会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 人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林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更多的 是以中国传统诗学来交换意识形态，以求引入西方的思想来 图强；庞德则厌恶维多利亚诗歌的高谈阔论，更多的在诗学 方面寻求创新，意象派诗人创造性地吸收利用中国古典诗歌 的技巧促进了美国诗歌的发展。【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林纾；庞德；翻译；中国传 统诗学引言庞德经过费诺罗萨的遗孀获得费氏的手稿，1914年4月 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集华夏集。可是庞德真正开始学习 汉语是在1937年，所以他在翻译华夏集时是不懂汉语 的。清
2、末的文学翻译家林纾也不懂外文，其翻译又跟庞德极 为相似，他们的翻译作品在现代翻译史上都产生了深远而广 泛的影响。庞德通过华夏集的翻译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 创造性吸收，把中国诗歌带到西方，在上世纪初掀起了一股 中国热”。（祝朝伟，2005：30）林纾把西洋小说带到了中国，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翻译不 仅仅是文字转换的过程，也是与译者的各种翻译抉择以及译语社会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本 文尝试从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两人的译介活动进行 对比。一、翻译媒介在比较文学中，媒介者是指为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之间的交流、影响起传递作用的中介者，它可以是某个个人（主要指译
3、者），也可以是某个集团、组织，甚或某种事件、环境（如旅行、贸易、战争、时代氛）,等等（谢天振，2003：144 ）o庞德翻译华夏集是基于费诺罗萨的手稿，在汉学家 赫伯特翟里斯以及两位日本学者槐南和贺永雄的帮助下 进行的。林纾也是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翻译了一百七十多部 的外国小说，翻译时全听合作者的口述，听后下笔成书。由 此看来，在庞、林的翻译过程中，媒介者并不是一个人，华 夏集从中国到美国至少经历了包括费氏在内的五个媒介 者，林译小说从国外到中国也至少经历包括口述者在内的两 个媒介者。而费氏、汉学家、日本学者、口述者这些起传递 作用的中介者又成为媒介者中的媒介者，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别人的理解之上二
4、次理解，获得原作 信息后，用意象派手法或桐城派手法来表达原作的内容，这 个过程中误译就在所难免。例如，庞德把长干行中的“五 月不可触翻译成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此处“五月”指的是五月份，把黄鹤楼送孟浩 然之广陵中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翻译成“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此处不但含有日语读音，而且“西 辞”意为从西向东，“故人”指的是老朋友。林纾的翻译也 有大刀阔斧，越俎代庖之处，他自己借西利亚郡主别传 的序言表示歉意：“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 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 出不
5、知。尚乞诸君子匡正为幸！ ”谢天振教授认为，绝大多 数的误译与漏译都是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五月”、“西辞”是庞德对中国文字不了解而造成的无意识误译。二、文学系统的真空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在研究希伯 莱文学的过程中建立了文学多元系统论，认为文学是由多 个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各个系统的地位不一，有的处于 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在该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中心与边 缘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如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参与系 统的中心工作，因为这时文学系统一般处于弱势、危机或 转折点，甚至处于真空阶段，这样，文学借助翻译来输入 新的思想和内容，译法会很充分。当文学系统处于强势时, 则无
6、须依赖翻译来输入外来元素，翻译处于边缘地位，译 法也会受到影响。佐哈尔认为，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决定 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而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或边缘或中心的地位又会决定译者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 的选择，是归化或异化，是直译或意译（Even-Zohar, 2000：192- 197） o清末之前，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向来卑微，不入”九流， 被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小说为文 学之最上乘”，实际上就是要把小说从边缘的位置推向中 心。可是梁启超认为能够承担改革社会、启蒙大众任务的不 是传统小说。那么，这个中心位置又马上给腾出来，形成了 真空的状态。本来这真空状态应该由中国一种
7、新的小说去填 补，这也是“小说界革命”的意思。在新小说还没法在短时 间里马上建立起来前又应该怎样办？梁启超等提供了最快 捷简单的方法，就是翻译小说。（王宏志，1999： 150）因此 翻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是繁荣，当时的作家、翻译家借助外 国小说的翻译来建造新的文学系统，林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 景下开始译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语诗歌依然被维多利亚时 代的诗学所主导，充斥着优美的辞藻和华丽的语言，诗歌的 节奏和韵律也是连奏（legato）,诗人主观情绪的抒发大大 超过客观陈述。庞德对这种华而不实的诗学非常反对，提出 “要构建一个新的文明”。（祝朝伟，2005： 93）在庞德看 来，当时的英
8、语诗歌系统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需要新的形 式来取而代之，跟同时代的中国小说情况相似，在新的诗歌 形式没出现之前，产生了 “真空”状态。正在庞德探索新的 诗歌创作模式时，他得到了东方学者费诺罗萨的手稿，其中 关于中国象形文字的描述与庞德等人刚刚发起的意象主意 诗学不谋而合，庞德甚至欣喜地将中国比作新希腊。得到手 稿后的第二年庞德就出版了华夏集，以中国古诗为典范, 开始了自由诗的探索，提出了崭新的意象主义诗歌理论。三、其他系统对文学的制约1、诗学按照列菲威尔的界定，文学仅仅是一个有许多系统组 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这个复杂的体统就是文化，文学 系统和其他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制约文学的因素有两
9、类：文学内部和外部的因素。文学内部是指文学的专业人士, 他们操控诗学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主导观念，组成的诗学包 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文学手法、文学派别、文学主题、 原型研究以及文学象征形式的总和，这是诗学的组成要素 (inventory component)；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 即诗学的功能要素(functional component)o (Lefevere, 1992： 26)清末翻译小说的流行跟译者的文笔有很大关系，林纾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部外国小说，正是因为林 纾出色的古文，他的翻译小说的地位才提高了。可是对于西 方小说的技巧林纾却吸收消化的较少，比如巴黎茶花女遗 事中他把原著
10、的第一人称叙述改为了第三人称，因为自古 以来中国的小说就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另外, 翻译小说中也会见到说书人的形象，直接向读者或看官说 话，甚至加上译者的评论。当时的译者一方面推崇西洋小说 的手法，比如林纾翻译侦探小说时说过：文先言杀人者之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 必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是一一点清其 发觉之故，令读者恍然，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堵也。（林 纾 1908：329）另一方面，用“古已有之”的策略来帮助读者接受西方 的手法：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敍传中事，往往於伏线、接笋、 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林纾1905： 144）这些推崇介绍都有效
11、的促进了中国叙事模式的转变，虽 然梁启超提出了小说革命，可是诗学的传统却不是那么激进 就可以改变的，尤其是林纾这样不懂外文的文人，林纾的翻 译还是在传统诗学的制约中进行的。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个想法（或观念）。它是一个能量辐射中心或聚合体一我只能称之为旋涡，各种思想将会从 这旋涡中不断涌现出来，穿过或者沉入其中。”庞德著名的 意象主义代表作地铁车站充分体现了这个理念，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该诗描写的是诗人在巴黎地铁车站看到
12、陌生面孔的情 景，是由原来的三十行删减而来，最后只有两行十四个单词, 七个意象的概念叠加表达了作者在车站的突发情感。两行诗 看似没有联系，但是这些意象就是能量的漩涡，营造了理智 与情感交融的画面，不需别的连接词。这种注重语言能量和 意象并置的手法也体现在翻译中，以一种独特的翻译理念、 自由的翻译方法以及对汉语诗歌结构和意象的独到理解再 现汉语古诗的神韵。庞德的翻译理念和翻译主张深受中国诗 学以及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在诗歌翻译中，背离了当时 诗歌翻译流行的句式、诗体和语言规范，引发了审美心理结 构、想象定势和美学原则的革命（廖七一，2003： 55）2、意识形态列菲威尔认为，改写者总是处于一定
13、的意识形态之中， 要么服务于这一意识形态，要么反对这一意识形态，因此意 识形态总是影响着改写者对作品的改写。翻译作为常见的改 写方式自然受到译者所处意识形态的制约。意识形态包括上 层建筑中的哲学、艺术、宗教、政治等很多方面，下面就庞 德在哲学方面所受的影响作简单介绍。十九世纪末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生物进化论的争论，人类的宗教观念受到了根 本的动摇，出现了认识上的危机和反理性的思潮，庞德受到 尼采、帕格森、休姆等哲学家的影响，对知识和理性提出质疑，寻求直接体验与抽象概念的结合办法，同时又受到语言 视觉性和费诺罗萨汉语言语言理论的影响。例如送友人 两句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原诗用了比喻的
14、修辞 手法，但是诗句只是把意象罗列一下，庞德翻译成了 “Mindlike a f loa. ting wide cloud, Sunse t like the par tingof old acquainternces加入没有连接词“like”而直译的话，英语读者恐怕难以理解这两句诗，在这里译者成功的 帮助读者体验友人离别的心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意 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林纾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就更是明显了，林纾虽然也说过通过翻译小说来改造社会的话，可是他的思想还是 很传统的，到了后来的五四时期，他就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大都是旧瓶装新酒，在传统的诗学模式 下把国外的
15、文学译介过来，结果翻译小说中出现了说书人的 影子，充斥着桐城的文风。他们对西方小说的新技巧也欢迎, 比如说由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向倒叙、夹叙等多角度转变， 但对于宗教、道德标准等根深蒂固的观念问题则不敢逾越。 结果，很多时候，译者会以诗学来交换意识形态，即是说， 在诗学上多做迁就，以求交换一些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晚晴 译者时常使用的翻译策略（王宏志，1999： 40）o林纾就因为翻译了迦茵小传中迦茵未婚先孕等与封建礼教不容的 情节而受到了同时代人的谩骂指责。相对于林纾，庞德在意 识形态方面受到的阻力要小得多。3、赞助人赞助人是指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 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
16、品的力量。中国的古典 文学系统能够长时间的抗拒转变，秦有焚书坑儒，汉有独尊 儒术，清有文字狱，原因是中国文学的“赞助人”是属于统 一性（undifferentiated）的，就是说意识形态、经济、地 位三者都集中在同一个“赞助人身上”，这就是中央集权的 统治者。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古典文学系统显得十分封闭， 且长时期固定不变（Lefevere 1992： 24）。从鸦片战争开始, 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还有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民 众开始质疑清政府的统治，以往通过经济、地位两个因素来 维系意识形态的手段不再有效。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 消，传统的读书人彷徨失落之际看到了写作译书这条路，中 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译者和作家。文化系统中的 赞助人性质有所改变，译者和作者不一定要臣服于朝廷统治 阶级的意识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