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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取向日本“科研费”制度演进与运行的基本逻辑日本大学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一个视角 摘要：“科研费”制度是日本科研经费体系中的重要制度设计，是促进日本大学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重要机制。“科研费”制度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学术为中心的基本逻辑，通过特定主体建构学术权力的执行和表达机制实现“科研费”制度的学术导向，以研究种目为主要客体的改革实现“科研费”制度的学术目的，把学术标准贯穿于“科研费”制度的实施过程，“科研费”制度的这些学术逻辑取向成为促进日本大学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机制。JSPS是“科研费”制度的主要执行机构，其组织性质与运行机制的不断转型促成了“科研费”制度的
2、学术逻辑取向。日本“科研费”制度的改革经验对中国科研经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关键词：“科研费”制度，JSPS，学术逻辑，大学科学创新能力一、日本大学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的形成与“科研费”制度日本从汤川秀树1949年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之后，到2012年日本大学已经培养了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自然科学领域有16位科学家获奖，特别是近10多年来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频率明显呈加速度发展态势。这些获奖科学家的大学教育、科研训练基本出自日本国立大学系统，其中有11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部分的研发工作是在国立大学完成。“井喷性”地获得诺贝尔奖说明日本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所蓄
3、积的科学创新能力逐步迸发出来，逐步形成了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笔者初步从大学科研定位战略、产学合作机制、财政制度、大学文化发展逻辑等多个视角探讨了日本大学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机理，本研究试图从“科研费”制度的视角探讨日本大学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机理。对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研经费来源稍作分析可以看出，这些获奖科学家科研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大学科研经费体系中的“科学研究费辅助金”（The Japanese Grants-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JGSR）（以下简称“科研费”），所以分析“科研费”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与运行机理对破解日本大学形成高层次科学
4、创新能力的原因就具有重要意义。二、日本大学科研经费体系中的“科研费”制度（一）日本大学的科研经费体系与分析框架日本国立大学的科研经费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资助体系，根据来源主要分为四个组成部分，一是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的以“教官积算校费”为核心的“一般大学经费”（General University Fund，GUF）；二是来源于国家财政独立预算，主要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少量由文部科学省管辖的以竞争方式分配的“科研费”；三是来源于与文部科学省以外的政府、企业等机构合作研究获得的“外部经费”；四是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拨给附设于大学的研究所获得的“研究所经费”。这四种科研经费在性质上究竟属什么类型呢？正如大学
5、确立其地位的途径主要有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哲学，科研经费目的的确立也存在两种哲学，“一种是促进学术的自身发展，另一种是促进研究的社会贡献”，前者指向纯粹促进学术发展的“一般目的”，后者指向纯粹促进社会发展的“特定目的”。两种不同目的指向要求科研经费采用不同的分配方法，对于前者来说要求“对研究的内容或领域能够进行自主性地判断”、要求“保障研究的自由”、要求“确保研究活动的安定”，所以要求主要采用均等性的分配方法。对于后者来说，为了实现研究的社会目的，“必须对特定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进行优先补助”，必然“从效率的角度进行分配”，“必然形成竞争性的选拔结构”。如果把两种纯粹的科研经费目的和纯粹的分配方法作
6、为两个坐标轴就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四个象限，四个象限分别对应于“一般目的-竞争型”、“特定目的-竞争型”、“一般目的-均等型”、“特定目的-均等型”，据此分析框架可以对日本大学科研经费进行分析进而形成如表1所示的几种基本类型。（二）日本“科研费”制度的基本特征根据上述科研经费的分析框架，结合日本学术振兴会和文部科学省的“科研费”制度设计，日本“科研费”制度主要有以下基本特征：从历史发展来看“科研费”在大学科研经费体系中逐步占据主导性地位。教官积算校费长期以来变动相对比较平缓，外部经费也只是在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增幅较大，而“科研费”在二战结束后持续增长，以教官积算校费和“科研费”两者之
7、间比例为例，1965年为5：1，1975年为3.4：1，1992年为1.9：1，1996年则为1.4：1。从总量增长及其在大学科研经费体系中所占比重来看，“科研费”的地位日益显著。从1980年代末开始“科研费”的总量不断增加，年均增长率在10%上下，总量的递增为其在大学科研经费体系中逐步占据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进入2000年之后，“科研费”在日本国内全部竞争性科研经费中的比例基本稳定在40%以上（如表2）。正如日本学者所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不仅成为日本学术研究基础的中坚，而且是面向全部研究人员开放的基础性研究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经济来源。”从面向研究领域来看，“科研费”面向所有领域，“从人文社会
8、科学到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推动具有独创性、先驱性研究为目的的研究资助费用，面向大学等研究机构个别研究者以及研究团队申请的基础性研究项目，而且顺应学术研究发展动向对特别重要的研究领域和课题进行资助，所以科研费是日本学术研究的基干部分。”从面向机构上来看，“科研费”针对所有具有法人资格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或研究团队，包括大学、国立研究机构、企业研究机构等，其中以大学为主。从“科研费”的性质定位来看，“科研费”主要定位在资助“一般目的-竞争型”的基础研究，重视研究者的自由，支持研究人员的独创性、先导性的研究，支持纯粹学术研究、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化部分的研究，同时也重视资助“特定目的竞争型”的应用性研究、
9、特定研究等。从经费来源上来说，“科研费”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根据研究种目不同分别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和文部科学省管辖，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日本学术振兴会所管辖的研究种目和数量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日本“科研费”制度的历史演进（一）二战前“科研费”制度的肇始与发展二战结束之前日本的科学研究主要在帝国大学和少数官立单科大学进行，其中帝国大学科学研究的基本组织是“讲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战前帝国大学以讲座制为基础形成了明治时期的学术体系”。讲座制在制度设计上主要通过两方面形成科学研究的基础，其一是在大学经费管理上，文部省把讲座研究费作为独立预算项目从文部省直接分配至讲座，使讲座具有开展科学研究的经济基础
10、即讲座的财政权力；其二是以教授自治为核心的讲座自治使讲座形成科学研究的组织基础，使教授具有充分的学术权力，财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叠加使讲座成为帝国大学的基座和重心。由于充分的财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使讲座制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大学自治由于保障了大学之间、学部之间、讲座之间的宗派主义，对自由研究批判性的封闭，与社会的隔离等多种因素使大学自治事实上产生了把科学远离产业的负面作用从而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展。所以人们对以讲座制为代表的大学组织的闭锁性，学者的割裂主义、秘密主义、非合作主义、非业绩主义等大学前近代性的批判不断增强。”讲座制的弊端促使人们反思如何打破讲座经费的一元化制度模式，日本文部省
11、于1918年首次设置“科学研究奖励交付金”，开启了国家财政对科学研究以个别、竞争为主要特征进行补助的滥觞“科研费”制度。为了系统实施这种以竞争为核心特征的“科研费”制度，日本政府在1932年12月设置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以下简称JSPS），设置该会的目的就在于“克服大学学术体制研究成果产业化不足、研究机构相互间联络欠缺、研究者之间闭锁等症结”，这种以教员个体、研究团队、大学组织等为资助对象，以文部省和JSPS为分配主体的“科研费”制度其目的就在于打破讲座经费制度的均等性和普遍性。（二）二战后“科研费”制度的革新与
12、变迁1.1945-1967年：以重构分配理念和种目体系为重点二战结束后至1960年代末这段时期日本“科研费”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分配理念的重构与研究种目体系的系统化构建。这段时期“科研费”制度的发展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经过战后初期十年的“经济恢复”，1955年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为“科研费”增长和制度改革奠定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二是大学民主化改革的加速推进，以打破战前帝国大学讲座制为代表的等级性和封闭性为主题的新制大学民主化改革，通过建立学科制、附置研究所、大学共同利用中心等制度和机构提高大学民主化程度，不断推进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程度。在这些背景的影响下以自由和竞
13、争为核心特征的“科研费”制度改革取得了迅速发展，突出地体现在“科研费”分配理念和研究种目体系的重新构建。在“科研费”分配理念方面，不同部门形成了不同分配理念。从“科研费”的所属部门来看主要分为文部省管辖的“研究费交付金”、“科学奖励金”和JSPS管辖的“研究费辅助金”三个部分，这两个部门对“科研费”分配秉持着不尽相同的理念。作为政府部门的文部省主要从政治论角度出发带着强烈的国家主义信念，希望“科研费”克服以“教官积算校费”为代表的“一般大学经费”所带来的制度缺陷，将“科研费”主要定位在研究的应用性方向，强调“为了经济复兴而强调振兴科学”，强调“有必要重点培育少数大学或讲座”。与此相反，JSPS
14、则主要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将“科研费”主要定位在研究的基础性和自发性方向上，不断提高“科研费”在国家科研经费体系中的地位，谋求扩大“科研费”的受众面，面向所有大学的所有科研人员。当然，这两个部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试图通过竞争的方法来提高“科研费”的使用效率，控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这段时期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建立系统化的研究种目体系，这方面主要体现在“科研费1”种目体系的扩展上（如表3）。现行“科研费”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基础研究”就是由这一时期设置的“实验研究”、“综合研究”、“一般研究”三项逐步发展而来，“实验研究”是1945年由各省厅向内阁技术院提供的“内阁技术院研究费辅助金”，1946年定名
15、为“科学实验研究费辅助金”，资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1967年改为“实验研究”，其宗旨在于“以处于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阶段，研究成果具有转移到应用方面可能为对象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新材料、新制法等方面开发的基础研究等”；“综合研究”是1949年在“文部省科学研究辅助金”中设置，1954年分化为“一般综合研究”和“其它综合研究”，后者又先后分化为以具体研究项目名称命名的项目，如“辐射障碍研究”、“亚洲区域社会与经济结构研究”、“癌症研究”等；“一般研究”由1950年设置的“机构研究”以及“个别研究”在1968年合并而成。从上述研究种目的逐步扩展可以发现，“基础研究”具有研究性质的基础性、研究导
16、向的应用性以及学科利用的综合性等特征。又如1963年设置的“海外学术调查”是1980年代以前“科研费”中唯一支持海外学术研究的种目，用于赴海外特定区域及研究机构进行学术调查。再如“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的设置，战后文部省认识到及时发表研究成果对推进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提出“研究没有发表等于落空”的理念，在1947年设置了“学会费、出版费辅助金”，1950年改为“研究成果刊行费”，1986年改为“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并一直沿用至今，其主要目的就是资助学术价值高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资料的传播，这个资助项目与其它研究种目最大区别在于“不限于学术机构，非学术研究人员亦可申请”，这样就可以支持不同性质的多种机构参与学术交流和传播研究成果。2.1968-1992年：以迅速增加经费投入和增设国家导向项目为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