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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转型与大学章程建设 摘要：我国大学正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转型、从创造知识向应用知识转型、从学科向跨学科转型、从知性到德性转型。大学转型主要是通过不断变革其理念与制度以实现转型合法化，大学章程是大学理念与制度的载体，建设大学章程以凝铸电子文化时代理念、强调“应用性”价值、重构跨学科逻辑制度框架、融德性于制度设计，从而有助于大学实现科学转型。关键词：大学转型，大学章程，大学理念，教育制度，高教管理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高等院校转型实践中的章程变革研究”(编号：BJA140061)。全球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转型之中，时代的转型意味着大学转型势在必行。高等
2、教育发展史经验表明，不同时代总会有不同类型的大学，不同类型的大学造就不同的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与技术决定这个时代的精神并重塑人的思维与存在。如今的大学发展绝不仅仅是知识的创新与积累，作为学术性组织本身也在发生着质的转变，也就是从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转型相当于大学的重塑，但事实上，今日的大学大多是庞然大物，复杂的结构使之完全重塑是不可能的。正如曼海姆所言：“形象地说，重塑一个变迁的社会很像替换正处于运动的火车轮子，而不像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一所房子。”19大学转型的道理与社会转型的道理一样，主要是通过不断变革其理念与制度以实现转型合法化。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必须以
3、未来为立足点来思考转型中的现实问题，大学转型不是为了避免失败，而是从优秀走向卓越。在信息时代，“真正的危机在于大学、在于制度、在于普遍的社会状况。”237大学章程是其理念与制度的载体，建设科学、有效力的大学章程，将有助于大学实现科学转型；同样，大学在转型过程中梳理其理念和制度，也将促进其章程建设。本文探讨的大学是广泛意义的高等教育组织机构，这里的转型是指大学随时代转型而随之发生的变化或者变革，一般文章多从理念或者制度层面论述转型，笔者试图另辟蹊径，从时代文化、知识、学科、知性与德性所发生的变化来论述大学转型与大学章程建设。一、我国大学转型(一)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转型文化与媒介相伴而生，就媒介
4、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日常生活俗称的媒介大多与传播有关，是狭义的媒介；从广义上来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凡属人所创造的一切技术或工具均可能成为媒介。按照原创媒介理论家美国教授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即信息和文化。人类发展史上，各种媒介层出不穷。以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人类历史上先后有口语文化媒介、文字文化媒介、机器印刷文化媒介和电子文化媒介四种主要类型。与之相对应，人类文化也可以大致区分为口语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四个时期。在口语文化时期，中世纪大学早期的教学方法主要以背诵和辩论为主，人才培养多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与整体性，大学教育重视记忆力与口才的重要性。在这个时期，知识没有进行分类
5、，整体性的知识储存在人的大脑之中，知识是完整性的，人也是完整的、包容的人，“大学(university)是一个大而全的宇宙”375。伴随着文字的出现，西方大学开始出现知识分类，到中世纪中期，以“七艺”来进行知识的划分已经在大学较为普遍。随着印刷纸质载体及印刷技术的出现，知识膨胀、书籍扩散，人们在态度、信仰与价值观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人们更相信书籍的记载与论证，而非个体的独立判断，知识的分类逐步确定下来，并被制度化。可以这样说，印刷文化集中体现了诸如线性、分析、专门化及自由等现代性的逻辑，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人类的理性发展。因此，可以这样推论，印刷媒介可能促使了知识的增长和社会的现代化，进而可能
6、形成知识分类的印刷文化和学科规训制度，也使大学自治与自由成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失去了印刷媒介的支持，现代大学的学术自由与自治以及传统科层式的院系结构将面临危机，例如相对于虚拟大学而言，院系科层内部结构已经趋于消失。在20世纪末期兴起的电子媒介促使深刻文化的转型，电子文化的形成标志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按照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文化”的认知逻辑，在电子文化社会环境下，大学也面临着文化的转型。如果说在印刷媒介下，大学理念是理性、自律、稳定的，大学以科层院系组织结构为依托，教师对学生传道、授业和解惑；那么在电子文化情景中，宏大叙事将会消失，“现象”背后不再是必然存在唯一的“本质”，人的“理性”所确
7、立的辩证关系需要重新审视。不同媒介衍生出不同的文化，从而导致不同时代人们态度、价值观与世界观的不同。印刷媒介文化时代的精神主要是关注个人目标的追求和自我不断进步，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分工和专业培养做准备。“电子文化时代正试图废除掉专门化的分工，正从专门化时代走向全面参与时代435。建立在专业教育合法性基础上的现代大学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办学理念、重组院系专业机构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唯此才能适应“从专门化走向全面参与时代”的需要。与印刷媒介文化所塑造的“中心”与“边缘”知识格局相比，电子媒介文化更提倡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伴随着电子媒介时代地球村的到来，所有大学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大学，基于
8、现代逻辑的“中心”与“边缘”的知识格局将会瓦解，多元价值文化在大学内成长。电子媒介文化赋予教师的使命不再是信息的提供者，而是洞见的分享者；学生也不再是昔日的消费者，而是教学伙伴。大学对知识的传播向知识的发现转变，教育的任务不仅注重环境对知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环境的感知力。以往大学印刷媒介文化依托相应院系建制成为知识生产与传播中心，并通过对学历、学位的垄断实现学术自由和自治。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一些开放性的网络大学开始颁授自己的学位，现代大学对知识和学位的垄断已经面临巨大挑战，知识生产与传播制度以及学历学位制度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二)从重视知识的传播创新向也重视知识的应用转型应用性与人
9、们常谈论的大学的服务性、职业性、技术性及产业性有着不同的涵义，服务性等属性仅是地方院校实现社会服务职能的一种途径抑或手段，至多是大学的衍生属性。“知识本身即是目的”的经典台词在信息社会中逐渐过时，大学既是知识的孵化器，又是知识应用的中介。在知识社会中为了生存、发展与强大，大学不仅要创新知识、传播知识，而且还要应用知识、转化知识，大学为“知识”而生、靠“知识”而活，知识的应用性随时代发展而愈加凸显520。因此，大学重视知识的应用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其职能正从中世纪的“传播知识”，转变到19世纪德国以洪堡大学为标志的现代大学的“创造知识”，再转变到20世纪中期的“应用知识”。实践中
10、知识的传播和创新都离不开应用，离开了应用，就失去了传播和创新知识的目的，知识也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对大学而言，要弄明白“应用”既不是转型的目的也非手段，而是实实在在的理念。“应用”并不等同于“实用”，也非大学中庸俗的“实用主义”，更不是把大学降格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作为一种办学理念，“应用”是对大学应用性职能的张扬。创业型大学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兴起便是例证，创业型大学的学术单位超越了学科的涵义，向大学边界外延伸，将大学外部的问题带到大学解决，使教学研究接近于应用。正如斯科特所说的，在创业型大学，知识这种原始商品是“应用生成的”。传统大学是以学科结构为基础，知识生产强调同行评价。大学向应用型转变并
11、非是原有的系科结构完全失效，以学科结构的基础生产依然会存在，只不过不再是主要部分，最具创新意义的知识通常会在学科框架外产生。目前，我国政策所倡导的地方高校转型主要是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安排，这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权力组织结构相适应，也体现了我国政策治理体系中的“动员式”治理风格。然而，应用性作为能否以政策推动的方式嵌入高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制度推动议题。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外在的物质激励，可能弱化而不是强化参与者的内在动机和精力投入623。以资金项目等形式进行的政策性激励大学转型，可能并不能激发其转型的内生动机，相反，还可能出现一系列策略性转型问题。大学转型观念的深入以及组织结构转型变革往往需要
12、来自自身的章程组织制度的建构，仅仅通过外部行政政策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能促使其内部变革。只有建设适合大学自身转型发展的章程，才能促使转型嵌入大学的观念及组织变革之中，推动大学转型从外在的政策推动下的“被动选择”向“内生动力”驱使下章程建设转变，促使大学成为转型制度构建的行动者，增强其转型理念与制度变革的自主性。(三)从学科到跨学科转型19世纪以来，在学科制度化思潮影响下，以系科为中心的大学彻底被制度化。伴随着学科的分化，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出现碎片化。但是，人类世界所面对的自然、社会及人文等方面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结构。紧密联系的世界日益要求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20世纪中叶以来，为了弥补学
13、科制度化给人类知识进程所带来的困境，向跨学科转型成了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选择。全球范围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后现代科学研究的“规则”与“范式”。伴随着从学科到跨学科的转型，在未来的跨学科大学范式下，知识的树状结构将逐步被网状结构所取代，知识的整体性将得到重建。跨学科大学会逐步突破传统学科对知识的垄断局面，打破传统学科的规则和方法，建立跨学科新规则。当然，由于理念与制度的惯性，再加上对学科制度化的依赖，从学科到跨学科的转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沃尔斯坦认为，目前跨学科研究虽然呈现巨大活力，但大部分仍然停留在提升层面，尚未发展到有足够实力重塑大学制度层面7118。尽管如此，学科化制度向跨学科制度转型的趋
14、势不可逆转。跨学科研究在行动上达成一致需要建立制度以便于操控与规范，大学将面临跨学科研究组织与行动的制度转换8181。经过长期历史积淀，现有大学体制下，组织结构与分科模式互为表里、高度一致。不进行大学体制改革，以学科为单位的组织结构就难以实现变革。同样，不变革以系科为基础的大学制度，跨学科的组织结构就难以有适宜生存的空间。美国学者哈威布鲁克斯分析了大学按照学科组织的弊端，他认为日益分化的学科不适宜解决实际问题，学科成员仅对同行负责，而不是对利益相关人负责9。面对跨学科组织在大学实践中所遭遇的制度困境，很多国家认为应该打破传统的学科建制以促进跨学科研究，21世纪初，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Evalu
15、ation Assocites)的报告跨学科研究与科研评价活动、荷兰国家科技委员会的报告1+12，促进荷兰多学科研究、欧洲科研咨询团(European Unions Research Advisory Board)的研究报告欧洲的跨学科研究等对跨学科问题的困境、对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2004年美国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促进跨学科研究则把其提高到战略高度，随之，美国学科分类标准(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简称CIP)已经专门设置交叉学科，使交叉学科不再边缘化，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其顺利发展。“关于政府应该支持什么样的学科问题，转化为何为从事科学最佳方
16、式的争论”10165，此时，政府对于科学管控同样存在，不过，逐步向宏观治理渐变。(四)从知性到德性转型知性源于德国古典哲学，是指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认知能力。德性一般是指道德品性，苏格拉底以哲学的角度论述了德性是人性的最终目标。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知性与德性是不可缺少的两翼：缺失知性，人类就难以摆脱蒙昧；缺失德性，人类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大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缺少知性，大学就失去前进的动力；缺少德性的护航，大学将失去前进的方向。历史长河中，中世纪大学是个充满道德优越感的地方，曾被誉为社会的良心、道德的领袖，当时所谓的知识是上帝赐予民众用以提升道德的工具，美德即知识、知识即美德，在这种氛围下，制度架构上以修道院与教会为主，其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弘扬道德而非传播知识。但17世纪以来，以牛顿的经验主义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现代范式逐步倡导科学的力量，科学与道德开始背道而驰。19世纪之后，无论洪堡还是纽曼都主张：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性而非道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