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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的德行传统与现实 三、大学德行贯穿教学、研究、管理全过程大学德行表现在大学教学、研究、管理等工作的全过程，通过教师、研究者、管理者的实际行为呈现。大学德行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可以被观察、被感知的行为。教育德行是大学德行的核心要素，体现于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教育的德行就是师德。当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教的时候，胡适已经名满天下，每天忙得不克分身，但他从讲课、答疑，到批改作业、考试阅卷、写评语，所有教学环节样样上心，从不苟且，每上一小时的课竟然还“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14。胡适是中国近代一位真正称得上把教学当作天职的教授，其恪守教育良知，堪称师德典范。教育的德行表现在教育教学的
2、全过程、诸环节。诸如，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对学生负责，始终把学生的发展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敬畏教学，诲人不倦，甘为人梯；坚持学业标准，严格要求学生，不敷衍塞责。总之，一切为了学生，对学生的发展负责，是教育德行的根本，也是教育良知的基点。科研德行是大学德行的中坚支柱，体现于研究者的科研行为。诸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独立思考、质疑问难的学术精神，严谨诚实的学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勇气，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即不唯书唯上也不主观臆测，不粗制滥造更不弄虚作假。大学里的科研德行由大学的教育目标决定，须表现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即有意识地将科研结合到教育教学过程，使科研成为一种教育教学资源，通过科研实现教
3、育教学目标。在大学里，如果科研不能作用于教育教学，亦是一种失德。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使其相得益彰，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管理德行也是大学德行的重要方面，体现于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大学管理是对教学和研究的一种服务，因此，管理德行首先可以用服务的态度和质量来衡量，如敬业、负责任、保质保量等。但是，由于管理总是通过某种权力来进行的，因此管理德行实际上也就是政德、官德，是管理者权力运用的方式和品德。管理德行是衡量大学德行的重要指标，对大学德行的整体面貌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大学的“一把手”，其德行对内具有示范性，对外是大学的形象代表。一把手的德行好，就能上行下效
4、形成好的风气，给大学德行锦上添花；一把手的德行如果不好，其杀伤力和腐蚀力会导致大学德行的塌方式堕落。大学德行是通过大学所有成员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每个成员的德行状况都与大学德行的整体面貌戚戚相关。大学教师是教育和科研的主体，他们在教育和科研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德行状况，决定了大学德行的风貌。自文艺复兴以来，大学教师在社会上的形象，不仅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要温文尔雅、品行端正。早期神学院的教授都由修士担任，也是因为在人们的眼中，修士都信仰纯正修成正果。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学教授和导师在校期间必须穿特制的黑袍，其用意既在显示其身份的“高贵”，也在提醒他们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以保证“教
5、授的长袍应与法官的长袍一样纯洁”15。1871年，耶鲁大学校长波特（Porter，N.）在其就职演讲中提出，“一个学院里最有效的道德影响力来自于教师的个人品格一个高尚的品格，再加上学者的智力和成就的尊严就可以成为一种启迪和追求”16。20世纪末，耶鲁校长雷文（Levin，R.）曾这样赞美该校的一位老师：具有“水晶般清晰的头脑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自己就是一门课，他将各种美德即于一身”。17教授的德行历来都是最为可贵的教育资源。大学教师从事高深学问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性质决定其德行的基本面。其身旁有学生，外面有学术共同体，这些都能从外部督促他们的德行基本面。比较而言，大学管理者由工作性质所决定，
6、其德行状况就更需要靠他们的道德良知来维持，更需要靠严格的制度来保障。历史上，德行好的大学管理者，特别是那些名垂青史的杰出大学校长，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德行榜样：在国外如巴黎综合理工学校校长蒙日（Monge，G.）、柏林大学校长费希特（Fichte，J.）、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Ashby，E.）、哈佛大学校长艾利奥特（Eliot，C.W.）等；在中国，近代如蔡元培、梅贻琦、萨本栋、吴贻芳、竺可桢、吴有训、傅斯年，当代如匡亚明、吴玉章、江隆基等。这些杰出的中外大学校长，留给后世的最宝贵财富，不仅是其治校的成就，更是其道德操守、人格风范、嘉言懿行，他们无愧是“他的时代道德最好
7、的人”，足以“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18四、健全机制是维护大学德行的重要保障大学的德行靠大学成员的职业良知保证，良知在哪里，德行就在哪里；良知有多少，德行就有多少。良知是大学德行的先决因素。但在良知之外，大学的德行需要严格的制度保障。制度也许不能决定大学德行的高度，但至少可以维护大学德行的底线。严格的准入制度。大学招聘教师，历来既重视学术水平，又注重个人品德，尤其是对于那些申请进入“终身轨”的教师更是如此。在哈佛大学掌校四十年的埃利奥特，在聘用教师方面留给人们的最深刻印象是，“我们不能说埃利奥特先生不注意学识或教学才能，但他最关注的还是品德问题”19。1941年，在西南联
8、大最艰苦的时期，梅贻琦仍念念不忘教师的德行操守。他认为，“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主张大学应成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汇总”之地。20可见，世界著名大学聘用教师的目标，无一不既是“杰出的学者”又是“最好的教育家”。21至于管理人员的招聘，同样也不含糊，德能勤绩一样也不能少。特别是大学“一把手”的遴选，更是严上加严。从吴家玮被选为加州大学校长的过程看，遴选委员会从履历核查，到面试口试，再到“外调”察访，然后把最后四位候选人及其夫人接到学校小住，实地听其言观其行包括其夫人的言和行，最后由遴选委员会和校董会共同对候选人再次面试、投票产生最终人选。22整个遴选过程，将候选人的个人经历和德才、
9、声望乃至生活习惯，从里到外都翻个底朝天，简直到了苛刻的程度。严格的奖惩制度。对德行予以嘉奖树为榜样，对失德加以惩处以儆效尤，这对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大学生来说尤为重要。杜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校建有著名的“荣誉准则体系”，加入体系的学生必须承诺“不撒谎，不欺骗，考试不作弊”等，23信守承诺者予以嘉奖，违反承诺者受到重罚。杜克大学校长桑福德（Sanford，J.）在解释该体系时明确指出，“杜克学生的礼貌、诚实、荣誉和自律等品质”是进入体系的必备条件，建立这个体系的目的在于，“杜克立志要给它的学生留下一些宝贵的东西，即永远关注正义，坚持同情和关心他人整个生命历程中有能力去正直地思考”。24对于大学教师
10、来说，德行方面的荣誉和奖励也许不是最紧要的，因为大学教师所从事的高深学问工作包含着德行的因素，工作成果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他们德行的一种证明，附加过多的荣誉和“帽子”反而有蛇足之嫌。但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制定严格的工作规范和对失德行为的揭露、惩处制度，以维持德行的底线，却大有必要。当下的大学，规模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内外部关系越来越复杂，各种诱惑也越来越多，谁也不能保证教师一定都是贤良君子，即便是贤良君子谁又能保证从不犯错。近年来，大学教师中跌破底线的失德行为乃至丑行，被披露出来的并不少见，即便是一流的名牌大学也未幸免，尤其是科研上的弄虚作假，已然成为大学里的重灾区。例如，麻省理工学院一位
11、被誉为免疫学“金童”副教授的论文造假事件25，哈佛大学教授“心机”成果造假事件26。这些学术造假事件很丑陋，抹黑了大学的美名，固然令人遗憾。这些事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对于此类失德行为，大学本身有没有揭露、惩处的机制，有没有认错、纠错的勇气。揭错罚错机制有无，认错纠错勇气大小，即是大学德行高低的试金石。有效的纠错机制。校园丑行发生后，学校如能通过自身的有效机制及时揭露、惩处和纠正，知耻而后勇，于学校的德行声誉倒也是一个弥补。倘若丑行发生，学校非但不能揭露和纠正，甚至刻意隐瞒掩盖；那么，当事人是个人失德，校方则是管理失德，付出的也许是整个学校的道德和声誉代价。2015年，在美国德州的贝勒大学，学
12、校美式足球队一明星级学生球员性侵女生，校方在接到举报后竟然将此事压下，让这位明星球员又打了几场重要的比赛。事情被媒体曝光，美国高教界一片哗然。校长斯塔尔（Starr，K.）这位在克林顿总统弹劾案中力主弹劾总统的独立检察官，不得不辞职谢罪。27是非其实很分明，赢几场比赛是小事，校方隐瞒球员的恶行是大节，大节有亏，当然就要付出大的代价。校内纠错机制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Summers，L.）。在2005年全美经济学家年会上，萨默斯不慎失言，说大学理工科女教师少是因为“男女先天有别”。本来也就是随口一说，但传到哈佛之后却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萨默斯只能以辞职平息事态。28萨默斯因随口一言
13、而下台，不仅说明哈佛校内纠错机制之利害，似乎还可以说明，美国人对大学校长的德行期望值很可能比对总统还要高，总统可以大嘴巴信口开河，但大学校长却必须谨言慎行，人们在心理预期上似乎容不得大学校长有丝毫的品行瑕疵。只要有健全的纠错机制，校园失德行为就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大学自身没有揭错和纠错的机制，以致丑行屡出，却得不到揭露和惩处。一所大学无论其怎样有名，也无论其硬指标如何光鲜，如果这些原本见不得人的丑行，竟然可以明目张胆地在校园内大行其道，那就意味着，实际已经跌破了大学德行的底线，意味着腐蚀了大学之本性、亵渎了“大学”之美名。五、一流的大学理应表现出一流的德行一流大学对大学的德行应该有更自觉的追
14、求，道德建设理应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题中之义。一流大学对人类社会负有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理应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准和德行操守，并且它自身也需要依靠更高的德行来实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最重要的一点，一流大学培养的是精英人才，或者如其所标榜的那样是“领袖型人才”。这种“领袖型人才”将来是要立德立言、建功立业、领袖群伦的，他们的道德水准和道德操守，不仅对他们的功业本身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全社会的道德风尚也会产生更大的示范影响。一流大学站在知识的前沿，承担着高深尖端的科学研究，从事着探索未知、创造新知的高贵的精神探险。这种探索的过程，不仅需要最高水平的才智，也需要最高意义上的品德因素来支撑。因此，
15、一流大学由其性质和使命所决定，对大学的德行理应有更高和更自觉的追求，有更严格的遵循和更优异的表现。一流的大学理应表现出一流的德行。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行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目标不可谓不高远，手笔不可谓不宏大，但需要认清的是，“一流大学不是排名榜排出来的”29，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一流大学那些有限的硬性学术指标，同样要注重一流大学的道德品质和操守，努力把大学的德行也提高到一流的水平。从现状来看，我们对此的认识尚待提高，工作有待落实。为此，特别需要从两个层面同时发力予以弥补和加强。一是在学校层面上，加强大学本身的道德建设，包括心理建设和制度建设。通过教育、体验、榜样等
16、途径，营造道德氛围和舆论环境，提高大学教师和管理者的道德良知，增强其道德自觉和自律，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在工作中趋善避恶、趋真避假。同时，建章立制，为大学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制定明确而严格的德行标准，建立有效的揭错纠错机制，坚守大学德行的底线。二是在宏观层面上，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改革政府对大学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大学的主动性、能动性，释放大学内在的道德自觉性、自律性，提高大学自律、自理、自愈的能力。到那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流大学，不是一些硬性学术指标和统计数字的堆切，而是一个鲜活而美好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基本轮廓可描绘成：她是一个凸显人性的机构始终立德树人，以学生为本，有教无类、一视同仁，教人求真向善、学做好人真人，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有益于学生发展，永远把学生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一个追求真理的机构求真唯实，服膺真理，在真理面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