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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对国家的放逐兼论大学生存的“第三空间” 摘要：“大学对国家的放逐”是关切大学特有的生存空间与一流大学秩序的形成、确立合理大学立场的一个新命题。面对既有国家体制笼罩下的异化的大学场合，大学需要一种“放逐国家”的积极心态，以构建作为主体的大学与一流大学生成的“第三空间”，获取一种真正的大学发展理念，有效凸显大学之民族与国家的轴心地位。大学对国家的放逐形成大学生存的“第三空间”与国家举办大学的逻辑之间具备内在同质性。它所坚守的是一种彻底的大学立场，追求的是引领社会发展，力求的是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生存合宜性的铸建，旨在培育具备优良心性秩序与和谐人格的现代公民，最终创建一流大学。关键词：大学的国家放
2、逐，第三空间，大学立场，一流大学，大学校长提出“大学对国家的放逐”这个命题，笔者期望的是，在当今高度行政化的语境中谈论创建一流大学的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大学校长、大学研究者以及关心大学发展的人们能够具有一种区别于“大学被国家放逐”的现实境况与消极心态，也区别于“大学或大学里的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无可奈何心态，而是采取一种“大学放逐国家”的积极心态。如此，我们才能领略大学自西方产生以来，就一直是“独立学者支撑的大学及其它学术共同体，给予所有社会精英以系统的智能训练，因而左右着社会精英高层的决策思想与价值取向”1，进而构建超越世俗生活的大学殿堂，为人间设立规则，树立权威，提示道理，因而得到国家与民
3、族广泛的自觉认同。一、“大学放逐国家”命题的提出这个命题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具体性和针对性。中国大学自民国辉煌而悲壮的发展以来，历经新中国的重新洗礼后，一直被国家行政化阴影笼罩着。在历史语境下提出“大学放逐国家”的命题，对大学当前谈“去行政化”与“教育家办学”及创建“一流大学”是有积极意义的。认识这个命题，首先要对“大学制”在新中国的异化史进行交代。异化“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2。对于大学在西方国家近千年发展所发挥的伟大作用，是不会有人否定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大学和大学制在西方国家那么有效，而在新中国却变味、变态、变形、变种，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中国大
4、学领域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们都有一个历史脉络。如果我们对这些历史脉络都十分清楚的话，就能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及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以在1898年中西制度碰撞交流中诞生的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来计算的话，中国大学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大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的前50年里，即在晚清、民国时期大学制没有变味，而到了新中国时期反而变味了。到目前为止，大学的运行都未起到显著的效果。为什么大学这种建制到了新中国时期后却一筹莫展？为什么西方和中华民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一流大学，到当代中国以后，就出现了很多弊端？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到历史中去。改革开放前，“政府对大学实行的是高度中
5、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大学主要由政府主办，政府集大学的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于一身，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就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3。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大学以“大学”命名，也不是实行“大学制”的大学。换句话说，不仅大学制异化了，就连“大学”本身的含义也被人们误以为是一切政府组织的名称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意识到大学应当具有自主权，于是政府关注着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大学有了一定的自主权。1992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开始淡化大学的单一隶属关系，以形成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对大学的宏观统筹管理，逐渐改变大学在旧体制中因行政分割造成的自我封闭、服务
6、单一的状况4。但政府一直没弄清自己的位置，仍是从宏观管理者越权到具体办学者的地步，使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性、能动性和积极性，导致“大学陷于对各种实际问题的服务之中而不能自拔，造成大学自我身份的迷失，大学出现本体危机。不是大学校长在办教育，而是教育在办他们；校长虽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5。如此，国家控制大学，直接贯彻国家的意图，国家成为大学的实际需求主体。而这一需求主体没有弄清楚大学的逻辑终点是“成人”。“成人”是大学的本质，大学就是按照人的本质要求，培养人具有扩展自由和实现发展的能力。国家需求是大学本质的一种外延，大学本质体现了国家需求的内在要求。国家需求代替不了大学的本
7、质。国家是大学的唯一主宰主体，并构成其主宰下的大学的行政依附，因为仍然按所有者直接管理的传统模式管理着大学。国家以所有者和统治者的双重身份，直接干预大学对人的这种本质的塑造事务，同时还通过委派主要负责人来操控大学的经营和管理，这就是所谓的“所有者越位”现象。又由于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国家的政府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组织体，而且也不是大学的最终归属者），大学中的管理者们便在实际上控制着庞大“无主”财产，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的本人化”现象。大学一旦沦为国家体系里意识型态的生产工厂的角色，它必然会从大学之为“塑人”殿堂的基本性质中脱离而出，使大学不再是为育人而存在。在大学成为国家的“婢女”这个意义上，
8、大学的需求主体异化了，大学完全异化了。同时，随着国家主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正面临另一种压迫，即市场极权的压迫。大学被物质利益淹没，教育灵魂向欲望倾斜，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的一种精神沉沦。这种历史状态也可表述为：大学似乎在发展，精神文化却在萎缩。如果说，20世纪中国大学发展所处的环境问题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斗争，也就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那么21世纪的中国大学所处的环境是“无处不在的工具理性与高度非社会化的对自我意识的追求二者的完全分离”的环境6。身处如此环境中的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群体所能发现的仅是不假思索被称为“知识与文化”的无休止的、支离破碎的经验，与之并行的是除了市场商业开发之需外体现不出任何价
9、值内容、使人盲从的大学乱象。所以，怎样发展大学以构建文化，变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不是大学自身的问题，而是国家与民族的问题。谈“大学放逐国家”就是强化大学主体。只有如此，大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压力下才不会绝望，不会走向颓废。二、“大学对国家的放逐”释义这一命题的根本意蕴指涉的是大学是最自由的场域，它是国家的非统治区。大学可以对历史、社会、自然、人生、宇宙万物作主观处理，也可以把国家作为“主观处理”对象。国家概念有许多层面，有地理意义上的、有种族意义上的、有文化意义上的、有权力中心意义的等。这个命题是指对权力中心的放逐，即大学、大学校长及其大学知识分子群体自觉把自己放在精神边缘的位置上以自由态
10、度对待全能的、无所不在的权力中心。在这一命题中，大学、大学校长及其大学知识分子群体可以把国家作为审视客体而自由处理，可以自由地驾驭国家而不是被国家所驾驭。国家可放在心中也可放在心外，可存在也可不存在，可以拥抱关怀，也可疏离调侃，但都不把国家作为第一选择，而把实现大学的价值作为第一选择。大学价值的实现是其“知识与文化的公共性”的实现，这是判断一种知识与文化是否达到成熟并进而具有为社会公众所认可的合理性、进步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有大学以来，人类为之奋斗、追求的一切，都与知识与文化公共性的确立相关，都是为了确立知识与文化公共性的至上权威。之所以要确立这种权威，是因为“大学与学术明显地具有公共性和明显
11、的私事性。国家干预大学的领域应为公共事务。但要解决大学的公共性问题也不是必然地需要国家的干预；国家对大学的任何干预必须遵循最小限度原则、必要性原则、公共性原则以及有效性原则。国家对大学的干预首先应保障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在此基础上，确实需要国家干预的，国家才可以有效方式进行干预，并保障其干预的效率”7。即大学的公共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的积极干预，有时也需要国家的不作为。大学知识与文化公共性权威的确立，意味着大学主体性得以确立。对于大学校长及其大学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捍卫大学的主体性立场应是其第一立场，它比其它立场包括国家立场都更加重要。大学主体性原则，就是强调大学校长及其大学知识分子群体治理大学
12、与参与大学活动，应以独立的人格与学术主体的身份参与，不应以党派成员或国家的代表去参与。党派立场不可作为第一立场。在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架构下，讲党性原则是对的，但在大学场域，只要不破坏党性原则，是可以不讲党性原则的。因为大学独立自由是全世界一流大学的一种自然事实，而“大学对国家的放逐”对其独立自由来讲则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大学主体独立自由的存在是一个自然性的知识事实与文化事实，但是“属独立自由的大学存在”究竟是什么？大学应该究竟以何种方式，才能实现有尊严的、优雅而体面的存在于当前与未来的中国？在使大学自身从而也是培育现代人的一切成为可能的方式中，基于大学属性的合理、有效的独立与自由，大学对
13、国家与权力的放逐不可或缺。“大学对国家放逐”就是大学主体与民族国家轴心地位凸显的一个有效方式与理念，还包括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自由处理。知识生产、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的渠道可以不拘一格，千万不可被困死于某种“主义”之中，大学组织有机体的生命之所以长久，正因为它的内涵高于“主义”，超越“主义”。没有“主义”的限制，才有真正的心灵自由，但这不等于大学放弃人文关怀和价值选择，这对于大学主体永远是必要的。放弃这一点，就会放弃大学的伟大性，坠入玩弄小知识、小文化、小技术或者伪知识、伪技术与伪文化的陷阱。进一步看，“放逐国家”就是更积极、更主动的自由。“大学的自我放逐”是回避国家，多少还有点消极。“大学放逐国家
14、”与作为权力中心的国家观念保持距离，但不回避国家。它从主体出发，把国家作为一个客体重新定义，把国家作为可以自由驾驭或自由服务的对象。这就是更积极的态度，真正用大学的话语代替国家的话语，这不是一般的大学话语，而且是教育家、知识分子群体、专家、学者本体的话语，真正属于大学本体的话语。只有充分使用大学的本体话语，才能摆脱国家权力话语、党派权力话语的控制。“大学事业是最神圣的阳光事业，是导引人类告别洪荒、走出蒙昧的理性之光。如果没有大学，没有启蒙，人类还会在物我不分的慢慢长夜中沉默不语。大学是人类社会的火车头，它承载着引领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的重任，它用智慧的火种照亮人类不断前行的风雨历程。我们无法想象
15、没有大学的日子”8。同样，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大学本体话语的样子。近代以来，如果没有那批大学校长在酝酿、培育现代文明所必须的大学摇篮中的那种对国家权力的“反介入精神”与“放逐精神”，把大学的独立自由与本体话语权力看成是新国家、新民族与新社会的杠杆的话，从而构建起大学、大学校长与知识分子群体生存的“第三空间”，那中国的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将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以大学为首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知识文化精英的真正觉醒，从大学的“知识与文化公共性”这个内核上构建新的社会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的转折点。完成这个伟大转折的主体与导引者就是大学。而当社会与大学发展到今天，虽不应再把大学看成救社会、救国家的工具了，但大学
16、真正的导引社会的职能不会改变，大学要真正割除那些被外在的、有限的、被分割的价值碎片的规约，要主动地、鲜明地把这些来自国家有意或无意的规约放逐掉，而不光是回避，而国家也理所应当配合大学的这种放逐。三、“放逐国家”立场中大学生存的“第三空间”大学发展中离不开国家与市场，但单纯强调国家与市场有其致命的缺陷。就知识与文化的公共性来讲，国家除了保证教育经费投入之外基本帮不上什么忙。第一，国家在知识与文化的公共性方面缺乏创造性，换句话讲，代表国家的政府没有专业背景，它是外行；第二，政府由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相对而言，就知识与文化生产而言，自主性、首创性、挑战性都比较薄弱，反而还有可能产生像“长官意志”之类的反面影响；第三，政府不可能强迫大学去喜欢某种知识与文化形式，大力宣传和倡导的作用也不一定见效；第四，政府无法解决大学学术交流与知识文化传播的需求。知识文化，需要体现于大学与大学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