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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语言战略与高等教育国际化 三、世界秩序重建与中国教育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世界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地位日益上升，软硬实力都有增强。经济体量不断增加，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教育优先的地位得到确立。在高等教育领域，大众化突进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得益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目标渐显清晰。方向虽然明确，但在细节上还有许多工作待察。高等教育强国强在哪里，有什么特征，如何建设，既需要从高等教育内部把脉，更要向世界综合环境问诊，尤其要将大国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变量细加审察。在进一步深化跨国合作办学、留学生教育、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教育合作的基础上，必须从世界秩
2、序重建的高度，在战略、战术和技术等层面立体性地谋划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国际视野贯穿教育实践始终，通过能力建设练好内功，以高质量的产出展现中国教育功夫。1.以价值建设为核心，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视野下谋划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夯实战略地基。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情感基础、意志基础和行动基础。核心价值观必须体现人类的高远理想。人性中自然存在着的精神向往，必须得到呵护和守望，而不是相反。在西方学者的词典里，“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被用来命名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或意识形态。套用这样的概念无法解读中国的社会生活，也无助于解决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所谓
3、“去中心”、“削平理想”、“削平崇高”的后现代鼓噪，在某种意义上看是西方一些知识分子对个人情绪的放纵和对社会责任的放逐。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是增加了观察社会的角度，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是对人类精神意境的否弃。对高等教育而言，没有精神追求和不但社会责任的“高深学问”，无异于哈佛学者刘易斯批评的“没有灵魂的卓越”。高等教育虽然在社会中间，但从其具有的社会角色来看，必须要走在社会的前面，走在时间的前面，走在历史的前面。社会能够走多远，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能升多高，以及高等教育对核心价值的守望和创新肩负使命。价值守望就是要向传统学习，守护和捍卫人类长期积累积淀的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创新价值就是要开放价值
4、系统，包容多样、探索未知，通过理性辩驳确立共同信仰和公共原则。在中国完全的本土价值语汇里，“仁者爱人”的道德理想，“正身、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炼理路，这些融目的与方法于一体的经典价值“教义”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革命”与“解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之后频繁使用的话语，反映了近现代社会改造的行动路线和策略。虽然从词性上看主要是“工具性的”，但事实上，“后革命”和“后解放”之地的社会理想和目的，已经内置于行动的方法之中。“改革”与“创新”则揭示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导向。由生产哲学克服斗争哲学，由“不争论”换“聚精会神搞建设”的社会环境，是基本的思想统一策略，在某种意义
5、上说也是一种“思想悬置”策略。这对消除极左影响、拨乱反正起到了积极效果。我国30年的经济成就，也证明了这种思想路线的工具有效性。随着斗争哲学式微，“无产阶级”话语淡出意识形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口号和论断已经被淡忘。国际化浪潮以学习和引进为一极，以产品和服务输出为另一极，形成新型的交流和互渗格局。在科教系统，我国一方面留学生大举输出和输入，另一方面，先是设备、继而技术，现在又是人才大举引进。在建设世界一流旗号下，大大小小的跨国教育合作项目不断签单，诸如利物浦大学、诺丁汉大学、纽约大学等世界著名高等教育机构也挺进中国，切开了办学主权的“坚饼”，由
6、此也进一步拓展了我国教育开放的范围。在国际教育市场上，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相对于我国处于“顺差”和“出超”的高势能状态，在合作办学方面，类似经济界“招商引资”吸纳这些国家的大学加盟对弈有其合理性。从理想的状态上讲，引进世界著名大学，一方面满足国人不出国门即可接触或接受外国高等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多样性并提供新型办学参照，可以带动高等教育生态的进化。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教育双向交流的立场上看，从需求方向供给方转换，从现在的跨国办学项目中可以习得有益经验。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海外拓展既有价值观输出的考虑，也有经济收益的计算。双赢是基本前提，但各自的国家利益不可回避。我国超越国
7、家教育体系走向国际教育舞台，现阶段还有很多挑战。如果说经济收益服从市场逻辑的话，那么价值观的输出和对话，就需要体现国家意志了，必须在国家层面计划和统筹。如果看不到自身的价值优势和使命担当而限于一般性的低层次“攻城略地”，现有的项目终难持续。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棋局上，我们需要价值领导，而不仅仅是技术跟随。2.在国家层面集中优势力量，重点面向第三世界、尤其是在周边国家有选择地建立海外大学和教育基地，既输出我国的精英教育，也服务于我国自己的精英教育，储备和修筑未来高端跨国人才资源和人脉系统。充分认识和宣传我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在“仁者爱人”的价值观照下，倡导和谐世界的大同理想，建构中国式的
8、人文教育体系，拓展海外办学空间，建立各大洲星罗棋布的教育桥头堡。随着我国承国际汉语教育职责的孔子学院闪亮登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也在着力释放语言能量，参与到了世界语言版图的互渗中来。孔子学院被认为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交流方面最有影响的项目之一。截止到2012年底孔子学院总数达400所（还在不断拓展），覆盖世界各大洲。除孔子学院外，还有孔子课堂和孔子教学点作为“卫星家族”分布在孔院周围。孔院家族的学生在中国古典诗文朗诵、戏曲、书法、绘画、武术、太极拳等方面的才艺表演展现了阶段性学习成果，展现了孔子学院教师们的劳动结晶，在对外汉语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
9、用，是中国参与世界秩序重建的战略需求，其意义超出了语言学习本身。虽然孔子学院目前在世界上的整体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但是在不同国家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影响的内容和方式也有差别。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作用，既取决于所在国的需要和政策，取决于孔子学院的领导和管理，更取决于孔子学院总部的规划和引导。“一刀切”的做法行不通，但以我为主、因势利导的策略必须坚持。要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要针对不同国家的情况将其职能和重点做适当切分。在发挥好对外汉语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科研潜力，超越语言教育，配合国内高校建立的国别研究中心，将孔子学院建成我国学者研究其所在国
10、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重要基地。这就需要孔子学院总部和教育部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形成合力，提高相关领域的研究质量，既为国际学术界做出贡献，也为我国对外政策提供智力支持。鉴于国际上已经形成的对孔子学院的印象和定位，在教育输出上需要再辟蹊径。目前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势能差还比较明显，但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存在一定优势，是教育输出的潜在市场，面向国际的教育功夫在这里有用武之地，机不可失。在国外办学的惯常思维是鼓励国内现有大学建海外分校。从成本上看，这样的做法似乎省力高速，但是反思国内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反思孔子学院与国内合作高校的运行机制，靠单一的分校拓展策略是有局限性的。如果海外办
11、学定位在国家层面，服务于国际发展战略，那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超越现有框架，直接在海外创建小而精的精英大学。我国在许多国家的援助经验和教训表明，类似土建厂矿之类的援助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费力不讨好。国家应该适度开发经济建设部门的海外援助项目，有步骤地开发面向国外的教育项目，增加海外教育投入，将在海外创建大学或其他形式的教育机构作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物质援助和经济援助是一次性的消费，而教育援助则既为人储备人才，也为我积累人脉、扩大影响，可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具有长远战略价值。此外，就国内人才培养而论，近年来强调创业教育和实践教育，这对改变书斋式的教育模式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就业压
12、力倒逼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以及教育与培养流程。无疑，建立社会和高校之间的信息及能量反馈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培养职业性的专业技术人才当然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但是，必须同时看到，任何国家都是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一个国家的声音能不能在国际社会获得听众，不仅仅是一个宣传效应的问题，还是国家利益守护的战略问题，也是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原则维护的价值问题。通晓国际通用语言未必能够正确“发声”，高校图书馆和课堂里难以还原跨国生活经验的真实，只有“通过身体思考”才能整体理解域外文化的式样、深植国际理解的价值种子。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维护世界价值的同时，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所以，具有国际经验、忠诚国家使
13、命、担当国家责任的精英教育在大众化阶段不是消解，而是必须强化的事业。如果说大学生村官是面向国内的社会精英培养策略的话，那么，遵“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训，广开渠道，专设项目，单列预算，鼓励、支持、要求优秀大学生到世界不同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的不同机构实习锻炼，摔打砥砺，为未来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积蓄力量，乃是当前国家精英教育计划的应有选择。3.检讨外语教育战略，着力培养服务国际教育战略的多语言专业化人才，消除单向“语言学习”的思维偏向，将语言和专业结合起来，保证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技术条件。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总体上看是内向型教育。在国际交流的链条中，“受”的成分大于“授”的成分。除部分大学毕业生
14、选择留学海外之外，绝大多数“自产自销”，留在本土工作服务。高等教育持续旺盛的内需在大众化之后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现在“争夺”的焦点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许多三线、四线学校出现完不成招生计划、嗷嗷待哺的“求生饥荒”状态。由于高等教育机构因既有声望、国家投入、地缘特征、学术资源等方面的差异而实质上存在着的分层现象，为争夺办学层次、学位点授权、学校名分等资源，以及为满足教育系统的制度环境，高校出现严重的“趋同现象”。尤其在公共外语教育方面，几乎清一色“英语门”。英语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研究生，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之高可以想见。事实上，学生毕业之后，能够真正使用英语的场合十分有限。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要到
15、英语国家留学或工作，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做学问阅读英文文献。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从其承担的使命和责任上讲，高等教育既要向左看，也要向右看；既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了解发达国家的文化文明，也要关注欠发达国家的需要，学习和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传统。美国和平志愿者在世界各地“上山下乡”的地方，也许未来也会有我国志愿者的身影。中国的今天就是那些欠发达国家的明天。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往来，早晚会突破“产品和服务交换”而拓展到“劳动力流动”上来。因此，在语言学习的制度性安排上，在大语种一边倒的情势下，要高度重视面向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语言教育。不仅仅要向这些国家“输出语言”，而
16、且要向这些国家学习语言。虽然在科技创造发明和国际政治角逐上讲，西方发达国家的语言有着不可否认的优势，但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使用什么语言既由“市场说了算”，更需要体现服务国家战略的“公共选择”。拉丁美洲、阿拉伯国家、东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语种，虽然不一定承载高端现代科技（这种局面终究会发生变化），但是，他们承载这这些地区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如果高等教育机构能够从国际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劳务输出等角度考虑自身办学定位，将自主创业和“海外输出”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指向，真正利用国际化契机和平台，那就会另辟蹊径、彰显特色、丰富内涵，增加更多的办学机会和空间。高等教育从“受”的立场向“授”的地位转变，需要放弃“语言沙文主义”倾向，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外语教育选择机会。要广开外语教育语种，首先应该从自国家层面发动。从战略上考虑，国际要扶持小语种教育，要加大小语种教师的培养培训力度，要通过教育教学改革促进语言学习效率。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高等教育机构，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