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中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杜志章 汪建辉[摘 要] 易地扶貧搬迁社区建成后，解决了“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难题，大幅提高了贫困移民的生活水平，但移民搬迁后普遍共同体意识淡薄，社区发展与贫困移民个体发展关联度低，社区治理呈现复杂性，给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带来了一定困难，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成为了后搬迁时代的重要课题贵州省毕节市碧海阳光城移民安置点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展本土产业、完善公共空间建设、推进居民自治建设和推进城乡文化融合等途径，社区共同体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社区党组织网格化建设时间短，加上搬迁过程中移民群体本身由于生计方式改变、空间格局变化、社会交往网络和文化氛围变化带来的不适，给社区共同体带来了建设困境解决这一困境，需要立足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通过物理性交往空间和制度性交往空间构建，发展本地经济产业，强化社区居民社会交往关联和经济生活发展关联，持续提升居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居民个体和社区整体的协同发展[关键词]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 D632.4;F323 [] A [] 1002-8129（2021）09-0058-07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是欠发达地区在推进避灾搬迁、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等各类移民搬迁中所形成的新型居住形态的社区[1]，社区的形成为行政主导型。
搬迁人口由传统分散式的乡村居民转变为聚集型的城区居民后，传统乡村“差序格局”式的熟人社会被消解[2]，社区居民整体分布呈现原子化分散状态[3]，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较弱，社区发展与贫困移民个体发展关联度低，传统的农民来到城市社区生活后心理上也容易出现适应性低、对社区的归属感弱等问题，社区治理呈现出较强的复杂性，进而给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衔接带来困难如何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增强搬迁人口适应度、提高搬迁人口对搬迁社区的归属感和对搬迁后生活的幸福感，激发搬迁人口发展内生动力，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后搬迁时代”需要持续探索的时代课题[4]贵州省毕节市碧海阳光城于2018年全面建成，总占地面积1046亩，总建筑面积约77万平方米，涵盖贫困人口6372户共计290001人，系贵州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搬迁后，碧海阳光城安置点公共服务设施大幅改善，移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在社区共同体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为本研究提供了案例支撑一、易地扶贫搬迁中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目标（一）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精准扶贫是由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也由国家行政力量主导形成，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有赖于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依托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确保社区治理有效。
碧海阳光城安置点目前下辖3个社区，各社区按照楼栋地理位置划分了网格点，按网格点划分党小组，每个网格点涵盖5～8个楼栋，党小组组长负责管理网格，社区工作干部每人负责对接2个楼栋，每个楼栋由本楼栋成员选举1名楼栋长管理本楼栋事务，再结合每个家庭家长管小家，成功构建起了“网格/社区+楼栋+家庭”的党建工作体系从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出发，社区又重点打造了一刻钟服务圈社区党支部依托社区党建工作体系以及互联网社交平台，引领便民服务站、社区物业、民警等服务组织与群众形成联动，实现在一刻钟内向社区居民提供党建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平安服务，形成了党组织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社区治理和服务可以深入到移民家庭，能够及时了解每户家庭成员的动向和需求，与社区居民形成有效互动二）繁荣的本土产业与稳定的就业繁荣的本土产业经济既是长效脱贫的必要保证，也是易地扶贫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物质保障共同体是以人为中心的共同体，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保障搬迁人口脱贫而不返贫，社区才能够留得住人，社区居民才会有较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基于此，碧海阳光城在安置点内配套建设了108亩智能温室大棚、60.9亩蔬菜博览园、17亩中药材组培中心、26亩育苗中心，可覆盖贫困户5286户18500人;建立了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对接企业了解就业需求，对接居民开展就业培训和就业咨询，同时与广州荔湾区企业开展就业扶贫对口帮扶，开设了各类扶贫车间，社区居民在扶贫工作车间工作每日可收入100元;综合运用多媒体渠道和社区干部宣传方式，向居民推送和宣传各类企业的就业信息、有针对性地向企业推荐就业等。
此外，碧海阳光城在建设之初便建立了大量的商业街和商业设施，由政府招商引资，优先向搬迁人口提供创业支持，同时也吸纳了大量本地居民就业三）完善的公共空间和地标性建筑完善的公共空间和地标性建筑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环境基础完成易地扶贫后，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心理依旧是乡村式的交往模式，习惯于在公共活动空间开展面对面的交往交流，在讨论搬迁地以及相关的身份认同时，也习惯于以地标性建筑或场景为标志赋予自身移民搬迁后的归属认同，公共空间成为社区居民自觉自发的社会交往平台，地标性建筑则是社区居民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依托碧海阳光城在安置点居中位置修建了大型活动广场，依山建了营盘山公园，每条道路两旁和楼栋门口修建了小型活动广场和绿化地带，每个楼栋修建了阳台，每个社区修建了篮球场等运动设施，各类开阔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地标性建筑，为居民自发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场地空间，增加了居民交往的频率和交往深度，给居民社会生活赋予了集体记忆感和归属认同感四）密切的人际交往网络密切的人际交往网络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的人的基础传统农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网，其实质是血缘家庭单位基于趣缘关系和地缘空间的长期集体性的社会交往所建立的感情网[5]，当移民完成搬迁后，基于趣缘关系和交往空间形成的密切的内生性人际关系网，是移民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是满足人的社会交往需求的必要保证。
趣缘方面，碧海阳光城建立之初，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建立了中老年合唱团、山歌队、广场舞队、苗族芦笙舞队、苗族民间舞蹈队、戏曲艺术团共200余人的6支兴趣队伍，吸引了大量社区居民参与日常文化娱乐活动建设好的各类活动广场、健身广场和文化活动室，大大满足了社区居民的交往需求，社区居民基于不同的年龄发展出了不同的趣缘关系群体，自发地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居民间的联系和交往发展越来越密切地缘空间方面，碧海阳光城目前在广电局的指导下打造了4个娱乐文化广场，3个老年活动室，3个儿童活动室，3个图书馆，在每个社区各建立了两套健身设施，安置了363张休闲椅，打造了一间乡愁文化馆，基于互联网建立了各类群体的交流群碧海阳光城居民由34个乡镇搬迁而来，居住格局发生变化，在从陌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共文化活动室等活动空间的建设，为村民自发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平台支持、营造了社会交往的氛围，增加了居民间的交往范围和频率，使得社区居民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营造出了和谐、温馨、互助的社区生活氛围五）融洽的文化环境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指出，“在一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信念作为共同的意志。
从空间上的接近到精神上的接近，才是人们形成共同意志的表现方式”[6]当扶贫搬迁移民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社区后，本身依然保留着较为浓厚的乡土情怀，对乡村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乡村文化也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融入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呈现出逐渐适应性，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共存的环境中，融洽的文化环境是搬迁人口文化适应的外在支撑碧海阳光城组建的山歌队、舞蹈队等兴趣队，由于表演内容常常饱含传统乡村文化特性，在日常的文化娱乐活动中，也因此天然地吸引了大量群众围观，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弘扬乡村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碧海阳光城修建的乡愁文化馆，以照片展览的形式保留了大量原先乡村生活和旧居的记忆，也赋予了居民们乡村文化记忆感随处可见的展示板和宣传标语中，对于建设和谐邻里、传统仁孝观都有较多的宣传，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规训作用碧海阳光城街道尤为注重对居民文明新风的引导作用，重新编译发行了新的山歌词本，在传统艺术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广播站、融媒体中心等媒体作用，加强对文明新风、榜样典型的宣传;依托学校教育，开办道德讲堂、家长学校等文化教育活动，对社区在读学生家长开展文化教育;依托社区积分制治理，做好居民的文明新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
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困境从碧海阳光城的建设现状来看，由于国家一系列政策的落地，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城镇化，一系列的措施也致力于让搬迁人口实现“搬得出、住得稳、能致富”但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成时间短以及移民生计方式、交往网络、生活空间、社会风俗等转变，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认同和文化治理的问题，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造成困境一）社区治理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困境由于社区建成时间短、覆盖范围广、社区人口多，社区网格员数量有限，党员数量不足，面对社区居民原子化、社区居民结构复杂带来的治理难题，社区工作人员在完成基础工作任务之外深入服务群众的时间精力有限，这与社区居民特别是留守的大龄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高度依赖性形成了较强的冲突，加上一些社区网格员并非来自居民原村庄，各网格点也并非按照居民原属地划分，因而社区网格员和居民间彼此不够了解，难以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和开展管理工作，社區治理体系和社区融合度不足二）生计方式改变带来的困境社区居民的就业方式主要以就地就业和外出务工为主，其家庭支出中日常饮食开销由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市场依赖，而由于本地就业岗位不足和就业年龄限制，当家庭收入增收不足以抵扣家庭开销增量时，居民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和“客家”心理，对社区生活的幸福感降低，缺乏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和社会交往的积极性。
同时由于脱离了原先的农业生产劳动，社区居民的劳动作息呈现分散性和个体化，先前在农村劳作中的帮工、换工等劳动协作活动大幅减少，大大降低了居民间的交往频率和深入程度，互帮互助的文化氛围很容易淡化，培育居民的集体意识和合作意识的途径减少三）人地关系改变带来的困境对于搬迁居民而言，在原本熟悉的乡土里，家门口的河流、以前上学走过的路、每天饭后活动聊天的场地，对个体而言都是一个个鲜明的记忆符号，也是所有村民的共同记忆，承载了村民几乎所有的社会交往活动，对家乡的生活空间极富有亲切感搬迁后，作为社区居民而言，最大最直接的改变便是生活空间的改变，对现在的生活环境是陌生的，对于现在的生活环境没有相关的记忆感，生活空间与社区居民没有天然的关联度，而且在搬迁后，与乡村开放式的房屋布局和开阔的居住环境不同，城市社区一栋一栋的建筑、平常都是关着房门、家庭活动空间都在室内而非大门口等，这使得城市社区生活空间更具封闭性和独立性，大大减少了居民间社会交往的频率，带来了陌生感四）人际关系改变带来的困境在乡村社会，基于共同的生活空间、成长经历，老百姓间很容易产生共同的情感联系和共同话题，因而一类群体在长久的共同生活中，很容易凝结出属于本群体的共同意识，使群体成员间产生一种对本群体的归属和认同，群体成员间彼此也有着较强的情感依附。
但搬迁到社区后，由于搬迁的时间差异，社区并未按照迁出地划分安置区域，因而居民间都是陌生人状态，居民之间很难形成自觉自发的交流，且由于各自经历不同、共同生活时间不长，难以产生共同话题，在社交场合容易陷入“不知该聊些什么、没有啥能够聊的”的“失语”状态，聊天话题难以深入，社会交往的主动性和深度都比较受限五）人文关系改变带来的困境搬迁后，随着空间场域的变化，社区移民的生活习俗、娱乐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活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搬迁前，乡村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冬天都喜欢烧个大火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