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科技园“官产学”协同创新模式比较研究三螺旋理论的视角 （三）政府引导型（Government-pulled）——以日本筑波科学城为例素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因被日本政府发展成为大学科学城而闻名它位于日本茨城县南部，离东京东北约50千米从1963年政府决定兴建到1980年建成筑波科学城，历时17年此后，经过30余年的发展，筑波科学城已集中了31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和2所大学，还有260多所私人研究所和2万多名研究人员，代表了日本最尖端科学研发水平其研究领域包括教育、建筑、物理科学、生物、农业、环境、安全等，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创造性突破，培养出了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近40%的公共研究设施和发展资金都投在了筑波如今筑波已成为日本最大的科学中心和知识中心，是世界上主要为政府和企业建立合作的重要研究基地，特别是在防震系统、公路研究、高能物理学等领域科技成果显著筑波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科技园区，其形成与发展，完全靠政府行政指令如从最初的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由政府决策，连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都由政府从东京迁来，各种设施都需经行政审批配备，私人研究机构和企业也由政府计划控制。
一切都按计划办事，一切都由政府包办，形成极具代表性的筑波模式：第一，政府是园区协同创新的建设者、主导者首先，政府为园区的建设及与三方合作给予法律、政策和经济上的保障政府为筑波科学城专门制定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律，如《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法》，通过立法手段，对房地产租赁、设备折旧、税收、信贷、外资引进等给予多种优惠政策和措施；日本政府还修改了《产业技术强化法》用来促进创新，并为科技园建设提供贷款担保，为入驻企业提供搬迁费和R&D经费补贴等；1987年12月还通过了研究交流促进法，允许私人企业使用国家院所的设施，允许国家院所与私人企业间进行人才交流及专利共享等，这一系列措施大大促进了日本大学科技园的发展[11]其次，在科技园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资金投入占主导地位30多年时间里，筑波科学城累计获得了政府高达2.5兆日元的投资全国国立科研机构大约40%的科研人员和每年40%的科研经费预算都集中在这里2007年安倍晋三提出了《创新25》，即优先实施重点化战略，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效率等[11]再次，东京的相应主管部门对园区内的各类研究机构和教育设施以及其他产业和公司进行垂直领导和指挥第二，大学和企业在协同创新中联动作用较弱。
由于政府主导，创新的主体是国有及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国有研究机构享有充裕的政府财政拨款，所研发的科技成果由政府支配而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也因研究成果直接为企业所用，几乎不需要通过市场完成成果转化，因而缺乏明显的创业导向，导致各主体间尚未形成或形成的协同创新机制不够顺畅[14]综上，不论何种类型的大学科技园，它们在“官产学”协同创新过程中既有共同之处，如履行自身的传统职能，也有明显的差异性（见表1）日本筑波科学城在政府主导下，有雄厚的资源和制度保障，能够在短时期内见成效但政府的过度干预，会使三方主体缺乏相应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容易导致自给自足的闭塞循环美国斯坦福大学首创的大学（科研）-产业-政府三位一体的硅谷发展模式，形成了浑然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协同创新网络高校和研究机构、企业及中介服务机构、政府各司其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共同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经济效益显著，创业与研发氛围浓烈但高校和企业易发生利益摩擦，出现职能不清、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英国剑桥科学园是在企业群主导下，通过市场竞争使科研成果定向，是以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创造产出能力为主要目标的但是，他们容易发生同行业恶性竞争，风险成本较高。
三、不同主体驱动的科技园建设对我国的启示三螺旋理论虽然同样适用于中国，但由于发展阶段及历史原因，“三螺旋”中各“螺旋”在中国发展程度和协同作用都存在一些问题[15]（见表2）因此，借鉴国外大学不同主体驱动的科技园成功经验，来促进我国科技园建设中“官产学”协同创新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螺旋模式，对于增强国家、产业及大学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实力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提高三主体自身的创新能力和职能效用从表2可见，目前中国“官产学”主体都存在着自身发展不足的问题，如“R&D投入不足、成果转化率低、法规、政策不完善等”因此，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模式，政府首先应重视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在资源投入、宏观调控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大学可学习美国斯坦福科技园模式，积极推动科技园建设，特别是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将优势资源集中在高科技领域，设立类似CE或OTL部门，协助教授或研发人员申请发明专利和成果转化，向科技园输送高层次人才和高科技成果，鼓励教师和学生技术创新和创办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物质支持参考英国剑桥科学园模式，在园区内形成产业集群，利用企业的优势促进科技园建设，如吸纳企业入驻和风险投资，发挥企业专业科学管理能力、捕捉市场信心能力和资金运作能力，激励其自主创新或与大学合作能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等。
2．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官产学”创新合作网络三螺旋理论还强调攻府、产业和大学三主体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影响、协同和制约的机能针对中国“官产学”发展存在的问题，首先，政府、企业、大学在科技园建设中应设立动力机制，从国外大学科技园模式与三螺旋协同创新机制来看，政府一直是“官产学”合作中合作意愿最高的主体，因为大学科技园的搭建符合政府建设区域创新系统的要求，必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因此，一要政府主导，通过政策、资源和制度的引导和规范消除大学和企业对参与合作的顾虑和障碍，为协作创新尽可能提供便利和保障，进而增强三者合作的积极性和动力[16]二要利益驱动，通过分工设计和制度制定使各方利益实现均衡和最大化其次，建立组织协同机制，如管理网络平台，用来实现信息收集与发布、为资源需求者和拥有者提供信息交换、最大程度使各主体间信息对称等；利用网络平台还可以使各项工作能按照流程设计有序开展，降低管理成本再次，建立同步发展机制，不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大学主导或企业主导，三主体都需要相互作用，彼此协作，保持动态平衡，因此，除了利益均沾外还要资源共享，如建立共享收益分配原则、资源使用补偿制度、共享合作制度等3．选择适宜的“官产学”协同创新模式。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理想的创新应该是三种模式的统一，它们各有形成条件和优劣势，可以互补首先，美国斯坦福科技园、英国剑桥科学园还是日本筑波科学城虽然发展历程、发展目标和驱动主体不同，但在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官产学”结合、完善制度和法律、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方面基本趋同，值得借鉴和学习如在区位环境选择上，一般都依靠某个或几个毗邻的在国际享有声誉的研究型大学，而这些大学都建在城市的边缘，这样既可以利用城市优良的配套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借助城市所聚集的信息源和资金流，吸引企业参与和进驻；又便于大学优良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成果的纳入，促进三主体的合作与发展其次，从表1可见，无论是政府主导的科学园还是企业或大学主导的科学园既有自身的优点也有各自的缺点，但都促进了国家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高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结合中国现有的国情和创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可采用适宜的协同创新模式坐落在首都的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拥有全国的顶尖人才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可采用斯坦福科技园模式，由大学主导，政府与企业参与协作；而位于二线城市的一般研究型大学或处在科技园建设初期就需要政府主导，在政策、制度、资源和机制上给予多方支持和激励，帮助大学与企业共同发展科技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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