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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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 内容 提要：已经启动并列入“十五”国家重点 科技 项目的“ 中国 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目标、任务和思路是：探索龙山 时代 （前3000前2000年）的考古学文化、文明进程和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 历史 文化，并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认为炎、黄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左右，以落实“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这种习惯提法。这个基本目标、任务和思路可能需要作重大调整，“五帝时代”的上限可能不限于龙山时代，传说中炎、黄的历史文化可能对应于仰韶时代（前5000前3000年）的有关考古学文化。对“探源工程”和史前考古、史前文化 研究 提出5点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

2、探源工程” 目标和任务 重大调整 建议和意见一、“探源工程”的目标和任务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行将结束之际，中国 社会 科学 院于2000年8月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同时聘请了240多位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作中心的学术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客座研究员，这些专家涉及人文科学、 自然 科学多门学科。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 发展 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展开了讨论与交流。随后，一个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浩大的历史考古项目和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

3、工程”正式启动，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十五”国家科技重点项目并拨出专款。2002年春天，“探源工程”专家组在豫西和晋南确定了4个预研究项目，分别是河南新密市的古城寨城址和新寨遗址，登封市王城岗遗址及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相继进驻这几个龙山时代的古遗址、古城址，开展“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发掘和预研究工作。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任务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1000年，溯源至炎黄时代（其上限大致距今5000年前），以落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惯常提法。以下援引王巍、石兴邦、刘庆柱、李学勤等学者的说法以说

4、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目标、目的和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探源工程”总协调人王巍说：“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其重点应当放在 文献 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所涉及的年代范围主要是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其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应作为考察的重点”、“从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到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我国古代的 政治 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王巍还

5、说：“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文献中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 目前 ，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因此“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据王巍介绍，“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可设置的主要课题有这样几项“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关系”等十多项，其中“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

6、会”课题“以相关文献记载为线索，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课题“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课题拟“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代及夏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 现代 的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其具体 方法 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3000至2000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

7、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我国各地的人类基因作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一庞大学术工程还包括其他许多相关研究课题，其中有“炎黄至尧舜禹时期古史传说整理、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宇宙观、生死观等）及其表现形式占卜与祭祀的产生及发展变化过程研究”等等1。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石兴邦说：“氏族社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迎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即冶金技术的发明，历史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说就是原史时代（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

8、期），这也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和诞生阶段”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庆柱说：“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之前为龙山时代，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发达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这种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和分布范围恰恰与传说历史中的五帝的时代和历史活动范围是一致的”3。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在2001年8月初召开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作如是说：“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第三千世纪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文化正经历着剧变，冶金技术发明了，礼器和礼仪性建筑出现了，从聚落发展出城市，由符号演变为原始文字，许许多多的现象，反映出社会正朝向国

9、家发展过渡。对照文献记载，这正对应于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炎黄以来的时代。” 以上引述表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在三件事情上大致已有较明确的思路和设想：一是“探源工程”探索的年代范围主要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二是“探源工程”要探索“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简略的尚未证实的记载落到实处，三是学者们已将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与史记中的“五帝”时代对应起来。当然这些认识并不是偶然的。二、关于“五帝时代”的主流认识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史前考古发掘进入高峰期以后逐渐热起来的。实际上，将“龙山时代”（前3

10、000前2000年）视作“五帝时代”与炎黄、颛顼、帝喾、尧、舜活动的时代对应起来，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认识和观点。以下我们援引一些相关论述以作说明。苏秉琦先生1991年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说：“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形成经历了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4。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又说：“至迟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处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之间，即绝地天通的颛顼时

11、代”、“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提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其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南北汇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他们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间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与此同时，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文化面貌发生了规模、幅度空前的大变化以西北古文化为一方，以东南古文化为另一方的更大范围的组合与重组，这就是龙山时

12、代出现的文化背景。五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5。可见在1990年代的十年间，苏秉琦先生对“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衡定的。 严文明先生1989年在东夷文化的探索中将古史传说中的太昊、少昊、蚩尤与大汶口文化晚期联系起来，并且将蚩尤与黄帝、炎帝的战争也放在这一时期，其年代大约不超过距今5000年6。1992年，严文明先生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中认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他将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前3500年前2600年）与“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此外还有炎帝、蚩尤）视为同一时期，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前

13、2600前2000）则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唐尧时代7。1996年，严文明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文中将龙山时代的年代界定为前3000前2000年，这时代“众多城址的发现证明那时已处于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吻合”8；同年，严先生在中国王墓的出现一文中还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100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城址。其中最大的有100万平方米，多数为1020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中国古书上讲黄帝、尧、舜的时代，总是说有万国或万邦。现在看来，这些传说是有根据的”9。1999年，严先生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又将龙山时代的年代界定为前2600前

14、2000年，并认为“龙山时代应该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唐尧虞舜时代。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尧舜时代已经是初具规模的朝廷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10。最近，严文明先生在东方文明的摇篮（摘要）中认为：“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龙山时代，城址在山东、河南、内蒙、四川、两湖和江浙一带广泛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它是一定地区的政治、 经济 和宗教活动中心，它区别于广大乡村又同一般乡村一道联结成了城乡结合体，这是一种与氏族部落为基础的社会有本质区别的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时期很象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11。另外，严先生1991年在日本大阪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还说：“大多数学者认为铜石并用时代（包括仰韶晚

15、期到整个龙山时代）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时代，它同传说中五帝的时代是大体吻合的”12。可以看出，严文明先生在十多年时间里对“五帝”所处的时代的认识大体上也是衡定的，即上限达到仰韶文化晚期的前3500年左右，下限为前2000年。 李伯谦、徐天进先生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中将五帝时代的上限定在前3500年13，与严文明先生相同。张忠培先生1997年认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他说：“夏王朝之前，如尧舜时代或唐虞时代,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或其部分时期”14。他最近在我对中国文明的一点认识一文中也持同

16、样观点15。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讨会。郭大顺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中国早期国家阶段跨越的约距今55004500年即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正好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据记载，五帝时代各集团间战争、接触频繁，著名的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所反映的五帝前期主要代表人物在北方地区活动及南北接触在中国古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五帝后期由四周向中原的汇集，与上述考古文化所反映的情况是相吻合的，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的有机结合正在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标志。”孙守道先生发言说：“依据我国几大流域种种考古发现，不难推想至少在距今四千年到五千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