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学科评估的理论探讨_1》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流学科评估的理论探讨_1（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一流学科评估的理论探讨 三、评估何以可能Carol Weiss将评估定义为：“评估是根据一组显性或隐含的标准，有系统地衡量一项政策或方案的执行或成果，其目的是经由此项工具的使用来改善政策或方案的质量。”6（P6）基于此，一流学科评估也就是根据一组显性或隐含的标准，有系统地衡量一流学科建设政策的成果，其目的是经由此项评估来完善一流学科建设政策，提高一流学科建设水平。一流学科评估中各种不同的评估往往基于不同的目的，很难比较不同评估之间的优劣。不过无论何种学科评估，评估目的与学科建设目的之间的契合度都很重要，学科评估服务于学科建设是最基本的原则。如果评估目的偏离了学科建设的目的，或学科建设刻意迎合
2、评估的目的，那么为评估而评估的现象就很容易出现。当然任何“评估工具的本身总是隐含着一种要达成什么目的的理念”6（P9），要求一流学科评估完全反映学科建设的全部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评估本身被视为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对评估工具本身的评估就成为必要。对于流学科而言，评估既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生活方式。长期以来，大学里的学科作为一种无形学院，是同行能够相互认同为同行的重要场域。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人们尊重学术权威，追求同行承认。学科的评估属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学术自治的范畴，一般都是各种学科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政府无权插手。学科英雄和学术声誉是一流学科的重要标志。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实践
3、和时间都是人们检验学科水平的最终尺度。实践和时间是人类知识的最公平的评判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各学科的学科英雄与学术经典逐渐在各自学科史、科学史以及人类的知识史上完成定格。现代以来，大学之外的各种势力越来越多地介入大学的学术评价和学科评估之中。政府的政策倾向性、媒介与媒体的偏好以及企业的需求等都成为影响评价学者学术成果优劣和学科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与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变化的社会，凡事强调即时性。大学里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积累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强调数目字管理的量化时代，学科的评估不再可能完全交给学者自己，更不能直留待时间和实践检验。为了
4、满足诸多利益相关者对于信息的“饥渴”，评估周期被高度压缩，评估种类也不断增多。今天各种大学与学科排行榜一年一更新已经成为业界的惯例。客观上，无论大学还是学科都是一个变化缓慢的组织，一年之内一所大学和一门学科的水平不可能有明显的变化，能够变化的只能是评估的指标和评估结果（不变的结果绝对无法吸引人们的眼球）。无论是大学排行还是学科排行，各类评估多半是为评估而评估。评估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对于排名信息的市场需要，而不是为了学科的发展。此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评估文化与学科文化也都是有冲突的。评估文化是专制的，学科文化是宽容的。评估是要得出唯一的结论，学科发展则允许多样化的探索。评估喜欢拿
5、数目字说话，学科更喜欢追逐声誉和名望。评估只为学科的成功喝彩，而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表明有时失败也是有价值的，甚至于有时失败的价值还要大于暂时的成功。由于评估过程的神秘性以及对保密原则的坚守，学科评估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和类“独裁”似的理性活动。学科评估过程中，评估者在被评估者面前成为当然的权威。然而，事实上那些评估者远不及被评估者对于评估对象的了解。由于一流学科评估可能涉及到外部巨额资源的分配，为了在这种随机的政策性窗口期抓住机遇，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有组织的学术不端和道德失范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个学科迎接评估的过程中。“不端行为和政治专项拨款同样发端于现代科学对大量
6、资源的需求和激烈的竞争压力，而且，每一个均对科学的自我管理提出了挑战。研究不端行为表明，科学可能并非如同它主张的那样是利益无涉的，也不是一项自我管理的事业。这种认识削弱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承诺，并产生了监督和控制的新机制。政治专项拨款将某些资源分配决定从科学共同体转向了政界，因此对科学引导和管理自身的能力提出了挑战”2（P118）。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在各学科激烈竞争政府部门一流学科建设专项政治拨款的过程中，大学内的学术不端行为不可避免地被错误的政策导向所激励。而且，由于这种失范是有组织的，具有高度隐蔽性，在短暂的评估过程中很难被发现，从而导致评估有可能失去公正性和合法性。由于评估时间的限制，评
7、估者面对的更多的是被评估学校和学科整理好的一流的文本，文本的技术性处理可以抹掉很多文本背后不想呈现的东西。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由评估所可能带来的道德恐慌和学术不端，在评估技术的选择上以及评估机制的设计上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在一定要评估的前提下，“评什么”与“如何评”至关重要。现代大学里学科建设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是第一阶段的评审还是第二阶段的绩效评价，可选择的评估对象和评估方法都很多。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是评总量还是评增量？是重教学还是重科研？是论成果还是论条件？是评投入还是评产出？是讲数量还是讲质量？是重规模还是重效率？是强调效果还是强调效率？是注重绩效还是注重水平？一流学科评估到底是评学科的过
8、去、现在还是未来？所谓的一流学科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比较学科水平高低的参照系多大为宜？学科发展的时滞性和评估的时间窗如何确定？一流学科成果的常规性、可预期性与不可预期性的关系是什么？凡此等等，都直接影响最后的评估结果。在确定评估的对象以后，“怎么评”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选择评估方法的过程中，除了评估技术与理念的冲突以及评估目的与手段的倒置以外，评估的过程是务虚还是务实？评估的方法是定量、半定量还是定性？评估的结果是线性排序还是非线性排序？评估的目标是选优还是去劣？评估的性质是诊断性的还是战略性的？对评估的对象是分层还是分类？具体评估者是以学科同行为主还是以评估专家为主？评估组织者是政府
9、部门还是中介机构？这一系列问题同样错综复杂。面对这些复杂的甚至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一定要评估的大前提下，如果评估的组织者没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先进的理念，在具体实践中有时只能是“快刀斩乱麻”，为评估而评估极有可能会成为一流学科评估的常态。对事物做出评价是人的基本能力，但将评估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性活动则是人类对于自己理性的过分自信，甚至是自负。无论是学科还是大学，事实上都很难进行评估。对一个复杂的系统或一项复杂的学术活动，任何一种评估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削足适履的问题。任何一个一流学科都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生产机器，同时也必然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在理论上通过理性设计我们可以为一流学科评估提供各种理想范
10、式或技术手段，但实践中却很难实施。在实践中通过制度建构可以对一流学科进行各种评估，但对其评估的科学性却很难说清楚。对于那些真正的一流学科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人类的理性很难把握。最终，一流学科评估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对学科可量化部分的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评估结果也仅对评估指标体系负责，离开了具体的评估指评体系就无法证实学科之间确实存在着优良中差。此外，理论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可比性也很成问题。比如：同一学科的国际可比性，不同学科之间学科差异性，等等，这些在理论上都仍有很大争议。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在一流学科评估的问题上也不会例外。无论选用何种科学的评估方法、设计出如何完善的评估制度，也无论组织多少顶尖的
11、评估专家、邀请多少资深的学术同行，一流学科评估都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绝不是越多越好。任何一所大学里都会既有强大的学科也有弱小的学科，但不同学科之间的地位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一流学科评估必须要有足够的前瞻性。由于学科间相互影响的普遍存在且难以测量，仅仅将评估中心从大学下降到学科还是不够的，评估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地注意那些一流学科成长的学科生态环境。“今天，科学中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是在学术院系和传统学科之缝隙发生的，是在研究所、中心、跨学科计划和新兴的院系及领域中发生的。一个一流的物理系可能受益于一个较低级别的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考古学、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系，并且可能因为
12、与这些相关领域的分离而消亡。支持和开发卓越尖子而排斥大学的其他部分的政策，可能毁坏新尖子建立于其上的基础”2（P191）。由此可见，一流学科评估远比想象的要困难的多。由于学科体系的高度复杂性以及学科知识的高度不确定性，人类的理性对此可能根本难以把握。现在之所以各种机构都能轻易地进行学科评估，恰恰是因为我们还未充分地意识到学科评估本身的复杂性，以行政的便利性和强制性代替了理论的严谨性和科学的有效性。其结果，对一流学科的评估往往为政治或行政所主导，学科专家处在附属的地位。一方面由于彼此的不信任，评估组织者、评估专家、高校行政管理者、政府官员以及被评学科的带头人对于学科评估都有抱怨；另一方面由于利益
13、链条的存在，各方又需要“合作”和“共谋”以争取双赢或多赢。在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政府官员和评估组织者会认为评估结果应当成为政府资源投入的主要依据，高校管理者和学科从业者则认为赢得评估是获取资源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高校与政府，评估者和被评学科间的合作或妥协成为必然。和其他事情一样，对于评估有规则就有例外，有成功就有失败。对于被评学科在“一流”的争夺中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时间和精力的付出都是必须的。面对这种不可控的结果，一流学科评估本身有时会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当然，争议本身并不必然就是坏事，有原则的争议绝对好过无原则的妥协。在一流学科评估或同行评议过程中，“如果政治家对科学必须独立于政治控制而
14、运作作出让步，或者科学家接受科学必须始终并即时服务于国家目标的话，这就有更多的理由令人担扰，因为，任何一种让步都意味着将带来危险的损失。如果政治家放弃他们引导和监督科学的责任，那么，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将会损毁。如果科学家放弃他们科学自治的主张，那么，科学家关于科学的方向与可能性评价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将会丢失”2（P31）。无论何时在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政治问责性与学科自主性之间都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政府出于向纳税人负责以及保证资源配置的科学，必须对一流学科的建设进行绩效评估，强调效率和问责，大学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则必须对于政府的功利主义政策取向时刻保持警惕，力争学科自治与学术自由。在一流学科评估
15、过程中，如果政府与高校、学术与政治公开合谋那才是最坏的结果。如果学科的发展极力讨好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果政府部门完全放任学科的自利行为和知识的粗制滥造，那么一流学科的建设将成为空谈。今天，随着大学规模的增大，学科的规模也在增大。在某些大学内部一流学科本身就成为一个小大学。在这些像小大学一样的一流学科内部，随着研究成本的上升其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日益强烈。作为大学内部自治的基本单位，学科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和自治的组织，而是逐渐成为一个自利的组织和附属的组织。为了满足组织内部对于外部资源的强烈需求，在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学术之外的因素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来。就像有考试就会有应试一样，有评估也就
16、会有“迎评”。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评估极有可能成为一种事关资源和利益分配的面子工程，所有参评的学科都很优秀，各方皆大欢喜。这方面英国高校学科评估过程中的“分数膨胀”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获得优秀等级的学科的比例越来越高，英国最终终止了对于高校的综合性的学科评估，以院校审查来替代7。最后要指出的是，无论何种评估，绝对的公正都是一个神话。任何评估都是情境性的，绝对客观的评估是不存在的。“过分接近真实与过分远离真实都同样会构成通向科学认知的障碍”3（P1）。无论评估专家还是学科专家都是有情感的个体而不是机械的评估工具。在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学科专家的学术专长与学科本身的社会网络相互重叠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当然，强调需要理解评估者的主观性和情境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容忍学科评估中的道德失范和学术不端。相反，任何严肃的评估活动必须坚决抵制道德失范和学术不端。一流学科评估当然也不例外。除了评估本身的主观性和情境性之外，无论评估专家还是学科专家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