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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陡峭与平缓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结构差异及其嬗变 摘要：本文对英国、美国和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结构进行深入比较发现，高等教育体系形成期的国家干预是形成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结构的根源所在，而重要时机促发的国家抉择决定了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分层变迁的走向，并对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结构产生决定性作用。关键词：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层级，国家干预一、引言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人们对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现象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事实上，以大学排名为代表的分层现象已不再是简单的社会现象1，高等教育体系分层变迁是动态演变的过程，在特定的时间点上体现为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现象。德国学者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 T
2、eichler)认为高等教育体系的类型、结构或者形状在过去30年已经成为多数工业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2“想了解它们为什么这么发展，它们为什么按照某种方式改变，什么样的选择来塑造这些动力，以及一旦一定选择被做出会导致什么结果，这是公众争论的典型问题。”3学界对高等教育体系变迁有不同理解。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认为，欧美高等教育系统经历了一个从“大学主导系统”(university-dominated systems)，经“双轨系统”(dual-systems)、“二元系统”(binary-systems)和“一元系统”(unified-systems)，最后到“分层系统”(stra
3、tified-systems)的演进过程。4对于这一趋势，查强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经历了“专业体制”(specialized regime)到“整合体制”(integrative regime)再到“等级体制”(hierarchical regime)的演变。5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指出：“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分层的高等院校系统”。6也有学者认为，高等院校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地位较低的院校对地位较高的院校的模仿，使得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差别趋于缩小，诸多院校向着名牌大学的特点和风格发展。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指出：“美国的大学之所以未能实现多样化的
4、学术目标，是因为在那里，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想成为像哈佛、伯克利或其他的一些为数甚少的至关重要的研究型大学。”7难怪罗杰盖格(Roger L. Geiger)在研究美国研究型大学时指出：“纵观整个20世纪，大学等级化的过程以越来越高的功效发挥着作用。”8对于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变迁的原因，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认为：“现代高等教育系统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则是功能的分化，一个有效的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必须以一种方式分化它的构成院校。”9一些学者也通过国别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如泰希勒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结构近三十年的变迁特点，
5、他认为高等教育体系本身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结构变迁一方面反映了所在社会与职业结构的变化特点，另一方面也受到“等级性与多样性”并存这一困境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些理由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全部的变迁。10加里路德(Gary Rhoades)比较了19601980年间美国、英国、瑞典和法国四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体系分化变迁是政治竞争和国家干预的结果。他还指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分化更多是被社会趋势这一“无形的手”所推动，而不是被国家和社会团体这些“有形的手”所引导。他认为这只是看到了结果而没有找到原因。11简而言之，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变迁客观存在。但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高等教
6、育体系结构会产生变迁，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强化了不同的分层？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解释也各不相同。通观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政府)的作用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尤其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和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头等重要的事业，其活动原则必须符合国家需要和广泛接受的社会标准”12。二、国家与高等教育体系变迁西达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指出，“二战后的发展事实使得各种各样以社会中心论来解释社会变革和政治现象的创举，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和作为有社会影响力的制度结构的观点会变得流行起来。”13同样，从国家的角度来审视高等教育体系的变迁及其结果，能较为清
7、晰地厘清为何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结构存在于特定的国家。1.民族国家与高等教育体系的关系严格地说，国家与高等教育体系的关系并不是伴随中世纪大学的出现而产生的，它们的关系更多是起源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之中。“11世纪、12世纪早期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统一于罗马教廷的庇护之下。但从14、15世纪开始，随着世俗权力，即国家权力的强势，大学越来越具有民族性和国家性。”14斯科特指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副产品，它(民族国家)是新机构的发起者、主要赞助者和规划者或者协调者。15克里斯廷墨斯林(Christine Musselin)在研究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国家与大学的关系时认为：国家机
8、构与大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有民族基础的，而且国家对大学有着严格的控制，当国家改变游戏规则时，大学不得不接受。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改变似乎依赖于国家的意愿。16罗杰金(Roger King)在审视全球化时代下的大学(关于英国的例子)时，也强调“双重体制的创建清楚地表明：国家的教育政策很重要，因此制定政策的权力不可能留给大学；如果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具有竞争力，政府要有更多的控制与责任”17。可见，从民族国家形成以来，高等教育体系与国家一直存在紧密联系。2.国家介入高等教育体系的动因安迪格林(Andy Green)用“民族国家”来解释为什么国家在形成过程中要对教育进行控制，他指出：“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
9、的形成首先也是最快发生在那些国家形成的过程最强烈的国家。教育在所谓的发展型国家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教育的迅速进步，既是发展型国家的产物，也是它得以运转的重要工具。”18克尔认为：“大学按它们对促进普遍知识的承诺的性质而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机构，但是它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对它们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19“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的情况是，有那么多国家，以那么多的方式，极大地强化了它们对高等教育的兴趣。”20高等教育系统俨然成为各国之间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的潜在工具。世界大战和强烈的军备竞争已远离民族国家一段时间，但在经济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经济的更加国际化竟然导致大学目的的更加
10、民族化。”21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绝不会放弃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介入。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认为：“没有理由事先假定(一个国家)在所有政策领域内都同样强势或软弱。”22以标榜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为例，其独立后特别是二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体系变迁深受联邦政策的影响。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指出：“美国现代大学体系的铸成得益于两次巨大的冲击，这两次冲击都来自大学的外部，主要是联邦政府。而这两次冲击都是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作为高度分权化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的大学，可能仍是十分忠诚和十分欣然地来满足国家的需求。”23同样，张建新在研究英国高等教育体制从二元制向一元制变迁时指出，
11、虽然英国大学一直以来具有根深蒂固的自治特点，但英国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的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于国家的自觉推动和适时引导。24然而，国家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介入似乎并非朝着相同的方向进行，麦克加拉格尔(Michael Gallagher)认为，在高等教育体系的变迁中，“有些国家的政府可能正在加强大学的战略定位，甚至步步紧催；有些国家施加阻力，防止机构之间的分化，抑制国家精英机构的宏图大志；还有一些国家的立场是不论国家政策背景如何，精英机构都要繁荣。”25可见，学者大都认同国家与高等教育体系之间有着甚为紧密的联系，并且国家有越来越明显的意图和越来越强大的能力推动高等教育体系的变迁以实现国家目的。与此同时，高等
12、教育体系的变迁状态也越来越复杂，趋同现象和趋异现象并存。观察不同国家复杂的高等教育体系变迁历史，可以发现高等教育体系形成期的国家干预和重要时机诱发的国家抉择对该国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结构变迁有着决定性作用。三、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结构的根源形成期的国家干预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期状态是决定其长期结构发展方向最为重要的基石，从这个时期可以追溯形成分层和出现差异的根源。在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期，国家的干预意图和干预强度出现明显分化，进而使高等教育体系的分层状态在形成期就出现国家之间的差异。具体而言，以英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和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其高等教育体系形成期的分层结构就截然不同；在后发国
13、家中，美国与德国在其高等教育体系形成期的分层结构也各不相同，前者的结构相对均衡，后者就更显陡峭。1.平行的层级自由放任下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分层状态英国是最早发起工业革命的国家。早期工业发展对技能的要求相对较低，这些技能的获得并不太依赖教育机构的支持。因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或者说，绝不会超过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锁匠的创造能力。”26与工业革命时期的其他主要国家相比，英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方面并不领先。不过这不妨碍其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最为成功的国家，“在1750年的时候，英国的制造业的产量只占世界的1.9%，到了1860年已经是一百年
14、前的十倍。”27英国成为毫无疑问的“世界工厂”。在取得了成功的开端后，英国的经济在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的“黄金年代”里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但是这种成功只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不需要太多技术或正规的培训。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在18世纪早期，除了那些实用机械之外几乎不需要什么科学知识或技术技能。”“只有如此幸运的工业力量，才能承受如此的缺乏逻辑和计划，才能有一如既往的信心，而这些最后都变成了19世纪英国的特征。”28英国作为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当时的英国几乎不具有干预科学技术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意识。相反，国内的保守教派势力和18世纪由亚当斯密(Adam Smi
15、th)提出的自由放任和最小化政府原则已在英国社会形成共识，并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部门。英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受此影响。在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其教育体系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缺少全国性的机构。不仅政府的公共性财政支持非常少，而且国家对学校的督察也很少。伴随着英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无论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改革，还是伦敦大学的成立，以及19世纪上半期出现的“新大学运动”，基本上是依靠社会力量的先行推动，国家几乎未采取行动。一直到19世纪末，英国特别是英格兰的高等教育体系保持了其延续已久的分层格局。其中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因其与皇家的紧密联系和历史地位居于上层，伦敦大学虽
16、然也拥有皇家特许状，但它略逊一筹。在“新大学运动”中产生的学院更像是缩小版的伦敦大学，事实上在早期由于没有皇家特许状，这些学院在学位授予上受制于伦敦大学，它们的地位和重要性明显不如前三所大学，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中发展较快的几所大学才被赋予特许状。总体上看，19世纪开始形成的英国高等教育体系整体上是平行分层结构，即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古典大学为一派，以伦敦大学为首的世俗大学为一派，在英国社会自治传统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管理下，两派大学之间的交集并不明显，它们很少受国家的影响，也没有上层和下层的地位争夺。2.陡峭的层级强力介入下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分层状态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在其著名的“后发展理论”(theory of late develo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