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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论校方修史与私著校史的异同及互鉴以研究模式与体例框架为例 摘要：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早期校方正史因处于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主流史学的影响与自身“宣教”功能的定位，不免呈现出浓厚的革命史与政治史的研究色彩；而校外私著的大学校史，因站在个体化的学术立场，且起步稍晚，有可资借鉴的正反经验，相对成功地避免了宏大陈旧的“革命光荣史”研究模式，积极尝试引入新兴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路向。然而，两者并非完全“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之间又存有较强的互鉴互补性，若双方能加强对话，携手共进，实有利于大学校史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关键词：大学校史，校修，私著，研究模式，体例框架一、两类校史研
2、究现状述论（一）校方修史与私著校史的成果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于大学校史的著述逐渐在学界升温。从关注主体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各校职能部门如校史办（室）、档案馆等，在校史编纂委员会统领导下所进行的“校方修史”。校史编纂委员会一般由校领导牵头挂帅，代表官方立场，下设校史编写组。编写组的队伍构成，在各个学校不尽相同。有选调史志专业编研人员、图书档案工作者、亲历校情又热心校史的离退休干部或老教师等组成；也有个别高校的校史编写组成员，是由校内文史专业、教育学专业的教授及博硕研究生调组而成的。但无论哪种结构的队伍，这种“校方”修史属于众人合作编著的集体性研究。时至今日，多数知名高校都以校方
3、名义编撰出版过学校通史或断代校史。其中影响较大的参见表1成果：表1 1980年以来校方修史成果简表出版年份著论备注题名主编纂者出版地1981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箫超然，等上海教育出版社修史时段截至建国前，属于断代校史1981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中华书局1983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梁山，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箫超然，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出版社199
4、5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两卷本)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黄义祥，等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南京大学百年史王德滋南京大学出版社修史时段都延伸到当代，可归属通史2006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吴定宇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厦门大学校史(2卷本)未力工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四川大学史稿(共5卷)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上海交通大学史(前四卷)王宗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另一类大学校史著述，是校方之外的专业学者或研究生开展的带有个人旨趣的研究。这种私著校史多系“单枪匹马”之作，其研究范围虽不能对现存的所有高校面面俱到，但他们在各自
5、着力的个案上正式出版或发表的有关断代校史、专门（题）校史的专著与论文，也有一定的数量。鉴于本文侧重考察大学通史与断代校史的撰修状况，故不揣疏漏，试将1980年代末以来校外研究者著述的带有“纵向时段考察”性质的大学断代校史成果制成简表（参见表2）。表2 1980年以来私著校史成果简表出版年份著论备注题名著（编）者单位著（编）者出版或发表地1988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福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0私立海南大学研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苏云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2西南联大的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杨正凯硕士论文
6、苏云峰指导1996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苏云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01年北京三联书店再版1998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苏云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0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1999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章开沅珠海出版社包括金陵女子大学等13本译著2000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苏云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01年北京三联书店再版2000上海交通大学研究(18961949)近代实业教育的摇篮国立政治大学历史
7、学系张志铭硕士论文林能士指导2002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章开沅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江汉昙华林华中大学等7本图文简史2005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东杰北京三联书店博士论文修改出版2006圣约翰大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熊月之周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沪江大学简史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立诚上海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许小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论文修改出版2012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
8、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John Israe九州出版社饶佳荣，译（二）两类校史研究的撰述特点从修撰与出版的年份看，校方修史明显经历了两次热潮。一次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这大致缘始于1984年国家教育部“为了全面、系统地回顾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总结办学经验，积累和保存资料”1，要求所有“文化大革命”以前建立的高等院校立即着手编写校史。于是，建校时间较长的高校纷纷成立校史研究室，组织力量开展校史编研工作。这一时期的校方修史因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不可能不受制于当时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校史研究模式、体例框架、叙事方式等方面，难免会带上宏大的、有“匠气”的政治革命史研究色彩。第二次修史热
9、潮则出现于21世纪初之后。这一时期的校方修史可以说是在国家盛世之期与高校大发展大繁荣之际启动的。它距离前一次修史已逾20年，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导向，还是主流史学研究的走向，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于是，高校修史也相应地在研究范式与视野上一反早期的陈旧思路，积极借鉴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使新时期的校方修史佳作迭出。如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史（前4卷）、等等。再来看校外私著校史的研究，从表2中罗列的成果看，具有几个鲜明特点：第一，私家著述大学史之风，最早由台湾学者发轫开启，大陆学者的开拓相对
10、迟缓。其中，以陶英惠、苏云峰、黄福庆为代表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学者对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的研究起步最早，用力尤深，成果也最为显著。第二，私著的大学校史，因带有个人的旨趣选择，往往用力不齐不均。总体看来，研究时段偏重民国时段，极少涉及共和国时期与当代新时期；写作题材偏爱已逝的教会学校或知名度甚高的北大、清华、南大、中大等，或有特殊历史意义的西南联大等，对其他大学关注度不高。第三，近年来，学术界将大学史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现象有所增多，这类论著多截取一定的时段，且选题具有较强的专题性、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色彩，比早期台湾学者著述的校史又更趋细密化与学术化。二、同中存异：两者对教育史研究模式的“
11、扬弃”（一）教育史模式：校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从学科上来看，大学校史研究是介于历史学和教育学研究之间的一个交叉门类，它要求研究者站在以教育为本位的观点上，以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将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大学校园的“内部史”，从学校沿革的角度，对办学方向与宗旨、系科设置与演变、教学举措与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教育先贤的思想与实践等与教育学意义紧密相关的面向进行详细的描述，将国家宏观层面的制度史、政策史、措施史，及他们与大学教育发展的关系细微化，以展示一所大学发展的具体境况。综观现今各大学出版的校方正史，教育史的研究取向随处可见。如清华大学校史稿按时序沿革共分四编：清华学校、初期的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2、时期、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在每一编的书写安排上，编者分置了比较整齐划一的内容，都是与教育本身息息相关的。他们分别是行政组织与体制沿革，以办学方向、方针、学制、教学科研、训育体育为主的教育概况，以人事、经费、设备、建筑为主的校务概况，以及文、理、法、工、农等各院系的教学科研概况。就全书将近500页的篇幅来看，这些内容的书写比重达到70%以上。而对外部的校史研究者来说，他们一方面也极注意校史与教育史的学科关联，强调从教育学的范畴、视角来审视历史事实，主张在校园“内部史”开展校史研究。如台湾“中研院”的资深校史专家苏云峰曾表明24：研究学校教育史，就应该站在教育的观点上，把研究之主要范围放在校园以内研
13、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学校教育过程这不是说我们只注意学校内部的活动而不注意社会对学校的影响，因为社会的需求已透过教育理论、教育政策及教师的运作而投射于学生身心之上。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教育史模式易将校史狭义地限定并割裂为制度、机构、思想、实践几大块的“生硬而老化”的研究套路不是全盘可取的。它固然抓住了校史内涵中的几个核心元素，但却又无形之中使它成为思想史、制度史的一种。而注重“思辨”的思想史与偏重“典章”方面的制度史往往是抽象与机械、艰涩与枯燥的，所以只用单一的教育史模式书写大学校史，要想写得生动活泼，的确相当困难。（二）“革命光荣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取向由于校方修史毕竟代表学校的对外形象与影响
14、力，承载着以史育人的教化功能，这难免在潜意识上要求校史叙述者在价值判断上要彰显出正面积极的倾向性。即要着力挖掘并凸显百年大学的“光荣历程”与“优良传统”。也就是说“对于学校源远流长的历史与过去光辉的一面是集体记忆的重点，此外，若是有艰辛的历史，会更加深集体记忆的效果。”3而要突出这种“百年光荣”的正面形象，政治史层面的学生运动史、抗日战争史等能表现“红色革命”、“爱国荣校”的内容自然是校史书写的一大重点。如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开宗明义地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革命史逻辑”极强的历史分期来布局校史的书写。在各个时期都专辟一节分别论述学生反帝反军阀、抗日救亡、反内战的爱国运动，篇幅比重约为全书的1/3。相比之下，校外学者著述的校史在研究模式的选择上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在纵向书写大学校史时，对那种将研究重心过多地移向校外社会特别是偏重宏大起伏的革命史、政治史的研究倾向颇多微词。苏云峰曾直言：“如果把学生政治性运动作为大学校史的主要内涵，则完全扭曲了教育史的本质与意义。”24另一位台湾学者王健文也认为，紧随“革命光荣史”的书写模式，是“校史在书写过程中，学校主体位置的失落，而由政治或民族意识形态凌驾其上的结果”。4那么，如何既能“扬弃”纯粹的教育史模式，又能避免“阶级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