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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论洋务派教师聘任的思想 摘要：洋务派在洋务学堂的办学活动中，为了解决西学专业学科的教学困难，采用了聘请外籍教师的应急措施。他们以真才实学，合同制管理作为主导思想，并认为这种解决师资的途径只是权宜之计，并非久远。从客观上看，洋务派的教师聘任思想有深刻的历史影响。关键词：洋务派，洋务学堂，教师聘任，学科教学，教师教育19世纪60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中国处于强敌深入，国土日蹙，权利丧失，民不聊生的危境。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政治官僚，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掀起了一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某些枝节性
2、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这一政治势力中即中国近代的洋务派。“洋务教育”就是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兴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等。从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看，这些活动在传统的旧教育向近代新教育转变的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对近代教师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洋务派最早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中撕开一道裂缝，开设西方教育模式洋务学堂，引进西式课程体系及具体学科内容，这犹如在封闭的围墙上开了一扇窗户，异域海洋的风气徐徐吹拂，新式学堂师生及先进知识界借此眺望远方蔚蓝的海洋世界。但是，标新立异的新生事物，要想生存，必须有环境条件，尤其教师问题最为棘手。洋务派是如何应对这种挑战的呢？学界
3、对此鲜有研究，笔者对洋务派的教师聘用问题略作探讨。一、借才异域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门户之后，新风气、新思潮不断的涌入，旧的教育制度逐渐被排斥，最后不能不淘汰。清末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各地都开始设立新式学堂，从小学校到大学，有的地方还是从幼稚园起。建立学校，物质方面容易解决，可是师资却是一大问题。有些课程，像国文、修身可以由旧科举出身的暂时充任，但一些新的课程，如图画、体操、音乐到物理、化学（格致）、博物等，连听都是第一次听到，更不必说教授了。这种虚患及困乏可以说是贯穿了从洋务派兴学到清末民初新教育运动的整个进程，于是迫不得已的情由之下，首选方略便是聘请洋师。在“新教育”起步之初的洋务运动中，尤
4、其明显地采用了这种“应急之策”。“举凡一切富国强兵的事情，都是必须求教于外人的。”随着洋务教育的开展，洋务派不得不开始大量聘任西藉教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W.A.P. Martin）在其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说道：“好不耻辱！但事实所示，中国当时不独语言文字。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开始只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人馆学习，后又招15岁以上，25岁以下满汉学员。由洋文而及诸学共须八年，馆中肄业洋文四种，即英、法、俄、德四国文字也。”但是师资问题首先出现，偌大一个清朝能熟练掌握外语，并能任教之人非常难以找到，他们在国内搜寻不得的情况下，只得将目光转向国外。后来经过英国公使威妥玛推荐，包尔腾
5、（J.S. Burdon）被首选为英文教习。奕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广东、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人中延访。旋据英国威妥玛言及该国包尔腾兼通汉文，暂可令充此席。臣等令来署察看，尚属诚实，虽未深知其人，惟以之教习学生，似可无事苛求。”1863年傅兰雅（John Fryer）接替包尔腾，1864年美国人丁韪良接替傅兰雅任英文教习。1863年4月开设法文馆和俄文馆，1867年开设算学馆，1872年开设德文馆，1896年设东文馆。俄文教习为柏林（A. Popoff），法文教习为司默灵（Smorrenbery），德文教习为第图晋（N. Titouskin），算学馆的第一
6、个教习是李善兰，东文馆教习为杉几太郎，前后有31名外国人在馆中任教。1869年丁韪良出任总教习，即第一任校长。1895年欧礼斐（C.H. Oliver）任总教习。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同文馆被迫解散。同文馆的课程，起初是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设立的，教授外文，同时也教授汉文。但1865年扩为高等学堂，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以后逐渐增加其他自然科学课程，这是恭亲王奕力谋改变办学模式，拓展人才培育规格的一种探求及努力。为培养专业人才，1866年奕等人又上奏同治帝，说同文馆：祗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讲请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白天文、算
7、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用。臣等共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澈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李鸿章在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中说：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语言文字之粗者，一教习已足；其精者，务在博采周咨，集思广益，非求之上海、广东不可。故行之他处，犹一齐人傅之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更置之庄岳之间之说也。臣愚拟请仿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选近郡年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聘西人
8、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艺。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在详议创设船政学堂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中提出：窃臣前议习造轮船，曾将应办情形迭次陈明。所有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岸一切工程，经日意格等觅中外殷商包办。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人局肄业。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1894年，何启、胡礼垣撰新政论议，后汇编新政真诠一书提出改革教育方案，主张
9、“宏学校以育真才”，在“各府、州、县俱立学校，每省发一大臣为学政，以总其成，每年成材者等诸册薄，以记其才学人数”。学习科目包括中西学各科，以西学为主，如中国律历、中外医道、地图数学、步天测海、格物化学、机器工务、建造工务、轮船建法、轮船驾驶、铁路建法、电线传法、电气制用等。各分科中凡愿学者25人为之一师，“中国人有曾学得其事，经外国考试得隽有执照为凭者，则延以为师”。如无合格中国教师，则延外人暂为之师，不过仍应有资格要求，以保障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水准，“例以有考取之执照为凭，方能居此师习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盛宣怀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提出：所有学堂事务，任大责重，必须遴选深通西
10、学体用兼备之员总理，方不致有名无实。头等学堂拟请宪台札委二品衔候选道伍廷芳总理，二等学堂拟请札委同知候补知县蔡绍基总理，并拟订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该堂延订中西教习，考取学生，购办机器书籍等事，均由职道会商伍道蔡令及总教习于年内妥速开办，以免因循虚旷岁月。随着洋务派开办各种厂矿、架设电线、修筑铁路等各项洋务事业的拓展，又产生了对各种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张之洞在创设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折中说：“从前北洋亦经设有铁路学堂，其学业有成者经臣调用数人，惜为数不多，殊不敷用。今拟另延洋教习三人，招习学生九十人，别为铁路专门，附入陆军学堂，以资通贯。”洋务运动期间，由于
11、学习西方语文及军用科技方面的需要，在当时中国尚缺少这类人才的情况下，任用了相当多的西方教士或学者作教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当时，任用洋教习是洋务派所办学校教育事业中的普遍现象，有的洋教习还担任教学方面的领导工作，如美国人丁韪良曾担任同文馆的总教习。自同治五年至光绪五年这一段时间，在同文馆担任教师的洋教习就有法国人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教化学，美国人海灵顿教天文，德贞（John Hepburn Dudgeon）讲医学与生理，欧礼斐教物理，丁韪良教万国公法等。同文馆共聘请过30余位汉教师和50余位洋教习。详见表1：同文馆副教习由优秀学生担任，协助教学，分副教习、
12、副教习上行走、记名副教习几种，详见表2：京师同文馆是洋务学堂的标本，其组织管理、课程设计、教师聘任等均堪表率。洋务派创办的其他学堂纷纷效仿，在解决师资困境的问题上也如此举措。1863年3月11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北京同文馆例设广方言馆于上海、广州。3月28日，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外国语文学堂，称“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招收14岁以下学生学习外语及自然科学，聘西人傅兰雅、林乐知（Young J. Allen）教之，以华人徐雪村、叶若汀等为翻译。1865年6月左宗棠创设福州船政局，采用“借才异邦”的办法。他与日意格（Prosper Giquel）、德克碑（Paul A. d Aiguebe
13、lle）等订立合同，雇募“外国谙练精明员匠三十七名”，连管理外国帐务1员，共计38名。后来实际雇佣51名。其中不少人曾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前学堂、绘事院、艺圃等担任一定教学工作。但据日意格Notice Sur Larsenalde Fou-Teheon一书记载，其职务明确是教习的有8人。另外，沈葆桢在同治九年（1870年）设立“建威”练船，延英国水师管逊顺为教习。所以，在18661873年之间，福州船政学堂共聘用专职外国教习9人。1869年11月，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广方言馆课程设有外国语、算学、代数学、几何学、对数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馆设监督、总教习、外文教习和中文教习。张安
14、行任首任监督，林乐知任英文教习，傅兰雅任法文教习。1880年9月16日，李鸿章提出：“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且南北洋水师调兵馈饷，“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故奏请设立电报学堂，雇佣洋人教习中国学生。10月16日，天津设立电报学堂，招雇丹麦人来华教习电学和电报发报工作。1889年11月，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内添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等5所西艺学堂，各招生30名。延聘英国人赫尔伯特（Harper）、葛路模（Percy Groom）、骆丙生（H.H. Robinson）、巴庚生，分别教授公法学、植物学、化学、矿学。1889年，经李鸿章批准，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威
15、海卫筹设水师学堂，以培养枪炮、水鱼雷、船艺等军事人才。丁汝昌兼任学堂总办，延聘美国人马吉芬为教习，沪、粤、闽招生36名。1890年，北洋舰队于旅顺口鱼雷营内筹设鱼雷学堂，名为旅顺口鱼雷学堂，由鱼雷总办兼摄堂务。本年开始招收学生，聘德国人福来舍为教习。课程以学鱼雷为主，兼习德文、普通数学、航海常识，先后毕业三届学生，共23名。同年，德国工程师包尔受聘来华任北洋武备学堂铁路总教习。德国瞿思图亦于该年来华任教习。新办学堂属于近代“新教育”体系，延至清末（18951911年）成为一场新教育运动，但仍在聘用洋教习，可见，新式学堂借助洋师任教模式其影响之深远。1898年9月5日，山西巡抚胡聘之奏准令德书院为山西省省会学堂，书院院长改为学堂总教习，再聘西学副教习2人，按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西并课。1902年6月26日，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开办山西大学堂，分中、西学专斋。中学专斋选调令德学堂和晋阳书院学生入学肄业，以文史为主科；西学专斋向各省选调学生，以数理化为主科。均三年卒业，给与贡生、举人出身奖励。任姚文栋为督办，聘谷如墉为中斋总理兼副总教习，西斋总理由李提摩太担任，并聘英人敦崇礼（Moir Duncan）任西斋总教习。1907年聘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