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心理治疗及其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团体中的应用 摘要：本文介绍了叙事心理治疗的发展历史、理论背景、主要流程和常用技术，并重点梳理和分析了叙事心理治疗在团体中的应用现状，讨论了叙事心理治疗在民族高校团体中运用的优势和困难关键词：叙事心理治疗，团体，民族高校，萨宾叙事心理治疗法是受到广泛关注的后现代心理治疗方式，它摆脱了传统上将人看做问题的治疗观念，透过“故事叙说”、“问题外化”、“由薄到厚”等方法，使人变得更自主、更有动力透过叙事心理治疗，不仅可以让当事人的心理得以成长，同时还可以让咨询师对自我的角色有重新的统整与反思因此，叙事心理治疗目前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面对更加复杂的社会背景，也面临更多的压力，因此，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更多的尝试，将叙事心理治疗的方法应用于团体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思考一、历史发展叙事心理治疗(narrative psychotherapy)源于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开始萌芽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咨询治疗模式叙事，简单地说就是说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用叙事的方法对个体的生命历程进行重新解读和赋予意义，从而达到生命不同阶段的整合，使个体的生命不断走向完美和成熟是人类终极的精神追求，也是叙事心理治疗的魅力所在。
因此，叙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讲故事，相比之下，它具有表达内容和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叙事心理治疗重视对来访者叙事材料的使用和分析，即叙事研究的方法其中，叙事治疗的观点强调，叙事材料中的“故事”实质上组织了来访者的行为和生活事件，并赋予其意义，叙事治疗旨在通过倾听故事，进而运用适当方法促使当事人重构故事，对问题产生新的理解，从而唤起来访者的内部力量完成治疗叙事的概念最早由萨宾(Sarbin)于1979年在美国心理学会年会上引入心理学界，当时萨宾阐述了叙事对意义建构和人格形成的作用，随后在1983年和1986年，萨宾通过《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扎根隐喻的叙事》及《叙事心理学：人类行为的故事》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叙事心理学的观点，使之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1]此后，叙事理论及其背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临床心理学产生影响，怀特夫妇(Michael White & Cheryl White)和艾普斯顿(David Epston)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对叙事、文本类比发生兴趣，并在当时家庭治疗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探索，并在1990年合著了《故事、知识、权利——叙事治疗的力量》一书，这也被认为是叙事心理治疗正式诞生的标志[2]。
除了上述开创者的工作外——怀特和艾普斯顿在90年代还出版了几本关于叙述心理治疗的书籍——国外临床心理学家对于叙事心理治疗投入了相当的重视，叙事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操作都有所丰富，同时通过对叙事疗法的实际应用，国外也报告了许多面向各种人群、针对不同问题的干预效果进入21世纪，叙事疗法经由怀特在台北举办的工作坊传入中国，引起了较大的关注，除论述外，在2005年后开始有一些实践报告，但总体而言，从研究的数量、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国内对于叙事疗法还较多地停留在理论阐述的阶段二、理论背景叙事疗法其背景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从诞生之初就与传统的心理治疗有所区别，并带有大量对后者的批判和解构后现代主义思潮大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与西方近现代主流思想的重要区别在于“去中心化”(de-centered)和“多元化”，以及对差异性和创造性的提倡这些基本精神反映在心理科学及相邻学科(如社会学)领域上即表现为对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权威社会规则的怀疑和批判其中，社会建构论是与叙事疗法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方面，这一取向首先是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具体到心理学领域即不再强调稳定统一的心理结构；同时，这一取向重视语言和社会建构，认为语言不仅是工具，而是自有其体系，对人和事物发生互动式的、不确定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人或人格等心理结构)和客体(客观世界或社会等)都经由语言的中介参与到动态的建构中[2]。
在后现代思潮中诞生的叙事疗法受社会建构论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鲜明地凸显了上述思想首先，在叙事治疗中，稳定统一的心理结构是不被强调的，也就是说，一者来访者的问题并不一定对应了一个器质性的或心理结构的障碍，二者来访者是独特的个体，其症状具有复杂的成因，很大程度上是个体主观建构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因此传统的诊断应为非普遍性、非系统化的方式取代其次，叙事治疗的观点认为，语言建构了现实，个体在将生活存入记忆时经过了语言的选择，因此个体的故事带有个体的情绪性、倾向性，而非生活的镜像，叙事治疗正是聚焦于语言如何组成个体和社会的故事，并通过语言的改变进行治疗最后，个体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是由故事组成并维持的，因此叙事和叙事的发展是治疗的中心，治疗师所做的努力就在于解构来访者的原有叙事，建构新的、积极和谐的叙事[3]在上述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叙事治疗将问题视为叙事的产物，是特定背景下在社会互动中建构出来的，因此作为一种叙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同样的心理、行为在不同背景下可以被话语赋予不同的意义，问题的产生往往就是，对于“问题”主流叙事和来访者的个体叙事间出现了冲突[2]，或者以一种略为极端的表述，个体的问题来源于主流文化借助话语权力的压制[4]这种冲突往往表现为：人们赋予生活的并非自己真正想要实现的意义，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影响下的“主流叙事”。
这种叙事结构僵化使个体以此为蓝本进一步选择、诠释新的故事，叙事治疗对于问题的解决就在于打破这种结构，寻找一些独特的结果(unique outcome)，主流故事之外的例外事件，一些所谓的“闪亮时刻”(sparking moment)，并使这种新的个人叙事足够强大，取代旧叙事的支配地位，完成来访者的成长和蜕变三、主要流程和常用技术基于前述的理念，叙事治疗中来访者与治疗师的关系与传统模式有一定的差异，治疗师和来访者是互为主体的关系：治疗师不是专家，而是倾听者、陪伴者；来访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也是新故事的主要创作者；治疗师与来访者是合作者的关系，前者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引导后者，通过倾听和解构式问话了解更多，经由对话、协商以及文本的运用促进和参与新故事的创作[2]叙事心理治疗的操作并不固定，疗程一般也较短，一般包含以下几步程序首先是问题外化(Externalization)，治疗师通过问话了解问题的相关情况，主要是来访者与问题的关系，界定问题之后即须将之外化，从来访者的自我认同中剥离[4]外化是叙事治疗的特色之一，其理念前提在于，人不是问题，问题本身和人与问题的关系才是问题[2]通过外化，问题与当事人分离为独立实体，从而使改变易于发生，奠定后续程序的基础。
随后，治疗的主要工作在于寻找例外事件前述叙事疗法的观点认为问题在于主流叙事与个体叙事的冲突，主线故事是受问题影响的，而问题的影响力并非百分之百，问题影响之外的事件即为例外事件，是独特的结果，未被主流叙事压制的故事，往往也是所谓的闪亮时刻，它们能够帮助来访者建立期待的自我认同[5]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例外事件或特殊意义事件的存在是叙事理论的一种基本假设存在”可以是在过去、现在(治疗过程中)或未来(想象、目标或计划中)，虽然叙事理论假设这些事件存在而且很多，但在实际的治疗过程中需要治疗者挖掘，甚或从建构的视角来看，叙事治疗中的特殊意义事件往往需要治疗者引导、协助来访者共同建构——这可能需要治疗者寻找例外，询问行为的意义，并进一步打开包装(unpacking)，探索来访者对于问题和时间的感受、态度、信念、历史——即特殊意义需要来访者自身赋予和认同在明晰和外化问题并找到特殊意义事件后，最后的程序在于重构(re-authoring)来访者的新故事，治疗师寻求来访者的支线故事，挖掘其特殊意义和闪光点，并着力于新故事的丰厚这一步骤中，故事的丰厚依赖于许多具有叙事治疗特色的技术，如使用一些“开启空间的问话”和发展故事的问话，这可以使来访者加深对支线故事的认识，产生更立体生动和富有力量的诠释，并串联其他经验引发新的故事；又如引导来访者对事件进行联结和迁移，同样有助于新故事的扩展(深度上和广度上)。
此外，丰厚还常常运用文本和仪式，作为治疗的见证，如记录、保存来访者每次的改变，颁发证书，进行宣言等仪式，有学者指出这类丰厚手段往往具有极好的效果，可以相当于若干次面谈治疗的效果[4]至此，来访者已经通过独特结果/例外事件/特殊意义事件得到了新故事，又通过丰厚技术扩展了新故事使之能与旧故事相抗四、主要作用及疗效叙事治疗是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现代心理治疗技术，具有操作性强，效果显著等特点，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叙事治疗通过当事人对自己生命故事的重新编排和诠释将困扰当事人的问题外化，从而形成积极有力的自我观念，赋予当事人更加正向、积极的能量叙事治疗承认环境、互动以及社会意义的重要性，它使心理学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历史、地域特点及日常生活相结合，可以克服以往心理学研究及心理治疗将人从特定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中剥离出来的弊端，为我们的教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背景叙事治疗中的“叙事”是对个体生命成长经历获得深度资料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可对个案做出深入剖析其次，叙事还可作为干预手段在研究与治疗中使用当个体在叙说生命故事的过程中，也审视了自己这种反思或审视是心理治疗的一种内源性干预，它使人们变得自律，变得学会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叙事治疗在面世后的近30年中得到了大量的实践，涉及了多种不同的问题其中经常出现且疗效较好的障碍包括(不限于)抑郁[6]、性别认同障碍[7]、进食障碍[8]等，疗效通常表现为症状的减轻及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等指标的提升上述文献的研究者在文中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主流叙事对于问题的影响，较典型的如对于性别认同障碍或者进食障碍，来访者的困扰有相当大的程度是来源于主流社会规范、社会赞许的压力自2000年传入我国以来，我国本土研究者也进行了一些叙事治疗的实践——其中有一些研究者指出这一治疗模式与我国文化背景能够很好契合，因而非常适用[3]——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园情境下进行的，涉及的问题包括失恋的生活事件的应激、睡眠障碍、危机干预等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叙事治疗的疗效目前仍是受到质疑的，一方面是因为用以衡量疗效的指标往往过于主观，由治疗者评价或来访者自陈报告而来(这一点在国内研究中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对于叙事治疗疗效缺乏长时间观察，因此疗效是否持久也是值得斟酌的问题五、叙事治疗在高校团体中应用的思考叙事疗法是White和Epston在家庭治疗的实践中逐步建立的，许多叙事疗法的重要观点也是从家庭治疗中总结而来，尤其是由于参与人数较多，每个参与的家庭成员对问题都有自身的不同叙事，而外化地建构问题、重视结果等等取向相比传统关注原因(内在动机和创伤事件)的取向更有助于问题的缓解[9]。
由于采取了“去中心化”的取向，叙事治疗中界定、解读问题的权力不为治疗师独有，而事实上叙事治疗也并不执著于对问题的诊断，鼓励来访者的自主诠释，因此团体中应用叙事治疗的空间相当充足，来访者的数量增加并不像在传统治疗那样在治疗中构成过于复杂的局面甚至妨碍治疗的进行事实上如一些学者报告的那样，团体形式的叙事治疗中成员间可以互相支持，识别和质疑支撑问题的主流文化叙事，从而有益于治疗的进行[9]早期带有团体取向的研究主要为家庭治疗，这作为叙事治疗的起点长期以来得到了较多的报告[6]，而明确的团体叙事治疗很少，疗效亦不确定有研究对多个家庭组成的系统进行干预并报告了对抑郁症的较好疗效，其中多个家庭的结构对治疗有重要的意义：家庭成员因为这样的结构而改变了自身的叙事，更倾向于将家庭作为整体叙事的主题，从而在家庭内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各个家庭间相互联系，从而所有人都享有了更多的资源；多个家庭形成一个微型社会(mi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