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资料可编辑修改——欢迎下载 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1998 篇一：于右任标准草书 草书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创作期和集字期，草书的创作期是指草书形成的汉代，经魏晋、至唐宋时期，（当然也可以直至明清、民国，甚至现代）大量的草书家创作了无数的草书作品，许多墨迹本、历代丛帖、个人丛帖、碑刻塌片留下了他们的手迹 从古到今，草书的典籍异常浩繁南宋高宗赵构手中的《草书韵典》，又名《草书礼部韵宝》，是编按宋仁宗时所颁《礼部韵略》纂辑，其字形采自古帖，皆赵构一人所书明神宗朱翊诏辑特颁的《草韵辨体》，是编按《洪武正韵》纂辑金张天赐《草书韵会》、清陶南望《草韵汇编》等书皆集历代草书家之字形，全以韵部排字清石梁集《草字汇》、现代洪钧陶编《草字编》等书都以偏旁部首为属部分类编排，便于读者查找不管是韵部分类，还是偏旁分类，皆“采聚群帖，仅便检寻，省变所因，初未疏解”，其用意在于提倡草书，遗传名家的手迹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充其量只是集字的汇编，对于草书的组织系统及结构规律尚未认识符号在草书中的作用也未被认知 清李滨《草说》十四卷以部首编排前人草字，少数字国以笺注解说，即该书《草书编类序》中所说的疏解。
第十五卷著文叙文字之演变，草法之源流书末附《草书编类》，其中“一笔”、“省点”、“省戈”、“缺左”、“删损”、“籍笔”等是例举草字的删繁省变之法；“篆变”叙草字借用篆体形势而立；“起手同”、“辨微”，“半体同形”等辨疑似之微同主要栏目“偏旁同文异形”、“偏旁异文同形”则例举各家之字说明偏旁草书之混乱此《编类》虽触及草法之皮毛，亦认识到草法之混乱，但对此状况却表现得无能为力这个时期，尽管草书符号已经形 成并在书写中普遍地使用，但编纂者却毫无知觉这个集字时期也就是草书符号的盲知时期 我们也看到，在集字时期中还涌动着一股可喜的潮流宋人佚名撰《草诀百韵歌》（或简称《草诀歌》前人伪托王羲之撰），是编专叙草书作法，以歌诀的形式介绍草书的偏旁结构，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以启初学是编虽未言明“符号”，却把相近的符号（偏旁）以及疑似字加以辨别如“宀头无左畔”，“长短分知去”（图3）等等但其中也多有使人惶忽费解处，如“有点方为水，空挑却是言”，但是“水”字的草书字形却无点，仅比“言”字略短一点，造成“水”与“言”无别的错觉（图4）；“左阜页丁反，右刀寸点弯”，也造成了学者草书字形“阜、贝”无别，“刀、寸”无别的错误（图5）……遂后又多书与之“商讨”。
首先，明范文明《草诀辨疑》就《草诀百韵歌》举例所未及者，列举古代书家其他字例不同写法进行辨疑，意在告知学者不必拘泥于一法，与《草诀百韵歌》唱了对台戏清朱宗文（学古）《草圣汇辨》，取《草诀百韵歌》逐字辨明其误汪由敦撰《草诀偏旁辨疑》，则增订改编《草诀百韵歌》为四百言民国初，王世镗曾修订《草诀百韵歌》作《增改草诀歌》（后又加以删定，易名《稿诀集字》），纠前人之失，抒自得之见，并在汉中刻石印行以上这些典籍仅供初学，偏旁以例举，尚未自成系统，正如刘延涛先生所云：“草诀百韵（歌）仍为列举的，而非系统的且于草书形联之微妙变化处，无以阐述显然这时还处于一个实验性的初知阶级 现存最早的书学论文东汉赵壹《非草书》，以及晋索靖《草书势》、梁萧衍《草书状》……直到明清草书论著，皆叙书史，叙流变，叙书家……未见有论及草书结构及符号者发现草书构成规律（秘诀）和符号者，于右任为古今第一人 于先生早在20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草书，他深恶痛绝草书中的“难识、难写，难以记忆”这些“怪”现象，决定研究草书并使其规范化其方法步骤有六端： 1、明确目的和原则; 我国文字繁杂，偏旁部首繁多，难认难写，识难用迟，所以为了“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欤！”也就是说，把中国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书体——草书，怎样使他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苦而乐，由纷歧而趋于统一，由虚玄而归实用。
这就是最终目的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唯其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之唯一希望也 2、立草书社 1932年12月在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弄堂名）9——11号（三宅相通）成立标准草书社，邀集同好，共同研讨、切磋周伯敏、刘 延涛、杨天骥、刘海天、曹明为、刘生芳等人参与其事胡公石先生1932年5月拜于先生为师1935年夏，他从暨南大学毕业后进入草书社工作，主要参与了选字与释例工作于先生任社长，并亲自主持工作，“整理那千头万绪、茫茫无所归的草书”，使草书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为草书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3、广泛地汇集草书资料 草书社成立后，在上海各报刊登征集草书告白，广泛搜集历代草书的书作（墨迹、塌本）、论著全社同仁用数年时间广求历代草圣遗迹数百种上千个版本，潜心于书理、书法的研究 4、决定标准草书的“母本”——今草，并以“千字文”为选字基础 于先生最初拟以章草为“标准草书”的“母本”，因有其不可克服的缺点，遂更改计划，逐渐形成了以今草为标准书的“母本”。
隋唐以来，草书者率众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求之于《草圣千文》于右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千字文是历代草书家最关注、最着力的课题，“名家聚会，各献其长”，便于名迹之间的比较而择优汰劣，再者，“千字文”字数之多，常用字已占大半，定一，习者可以举一反三，以少胜多，以点带面，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5、集体研究，逐字比对 古玩论坛草书社同仁对草书法帖上的每一字的结构，以及位于不同部位的偏旁、部首的草写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就同类字进行排比研究，反复比对；对于一字多形、结构各异的各家草字进行比较、归类、筛选、定型在前人积累的零散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共同“代表符号”在草书中的重大作用，并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由于右任述意、刘延涛笔録撰写了《标准草书凡例》，说明“凡代表二个以上部首之符号曰代表符号”并例举了左旁27个、右旁23个、字上7个、字下7个、以及对称符5个、右上符、左上符、交笔符2个、补笔符累计74个代表符号《标准草书释例》则对各种符号作了详细的剖析、解说《附录》则有《符号之互借与习惯字》、《词联》、《略论书理》、《疑似字表》，对一些习惯字及草书书理、疑似字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或比较。
这样既使草书符号系统非常条贯，明朗、清晰，又得到书法理论的支持，完成了标准草书的系统化、理论化工程标准草书“解开了草书古今难传之谜，揭示了草书制作与普及的秘诀胡公石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摄影技术还不发达、精湛，更无复印技术，只能采用传统的向塌技术，把每个字用拷贝纸衬灯光双钩空心字的办法，把各种字帖上的字双钩后，按字分类，进行同字整理——把相同的字或相同偏旁的字进行结构分析，从中找到他们的共同规律再开会集体审查、讨论、淘汰不合原则的字，按“四则”选用合适的字在选字中，多取较早的字刘延涛先生回忆说：“当时选字的情形是这样的：千字文中每一个字，古来书家的草法，只要我们能看到（的），就把它钩出来，然后再开会审查审查时，先 篇二：一代大师于右任的学书经历 一、于右任的学书经历 民国三十八年，于右任随中枢迁台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内涵下，所蕴育的真行草各体，气势磅慑浑凝，纵横排荡，震慑住了每颗热爱书学的心灵为当时碑风日炽的台湾，带来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时洛阳纸贵，求书者踵接不暇，获书者视若拱璧近二十年来，书坛、社会、甚至军中，许多人沉湎于汉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则直接奉〈标准草书〉为圭臬。
一代草圣的影响力，比台湾三百年来任何书家要光芒万丈而无远弗届 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陕西泾阳，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刘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至于他的治学方式和态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览群书，伯母房太夫人督导又严格，受益于庭训多右任学书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随诸牧儿游走放牧的时光，当时他只要见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会随手摹拟涂画，或是拔取冢旁的杂草，捆结代笔，依样书画十一岁进入毛班香私塾，记忆中太夫子毛汉诗喜爱作草书，写王羲之的「鹅」字，具各种姿态，幼小的心灵，深受潜移默化幼年时代的他便以书法见赏于毛班香生 (一)汉魏碑志的搜集钻研： 右任曾经说过，他自十九岁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由于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遗留的真迹、碑碣像民国九年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便曾令他雀跃震惊！甚至赋诗赞叹说：「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 民国十五年，他奉命绕道俄蒙援陕，等到会师中原后，便又往来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种种机会，收买古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热诚，使他的碑石数目日增，到抗战军兴，共有三百八十块，墓志铭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这些珍贵的史学、书学资料，捐赠国家所属的西安碑林。
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书学毅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 民国十九年，右任赋诗表白了学书的甘苦和执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这首诗为标草的仰慕者说明了最好的入门途径；也点出了这段时光他所规抚的对象，是偏重北碑案头常见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杨翚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尘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书，涵育着力鼎千钧、排山倒海的气势，便是早期对汉、魏石刻拓本反复摹，长期酝酿的辛勤与智能的结晶！ (二)章草的研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国三、四年才真正体会作书的个中乐趣特别是接触〈广武将军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民国十六年前后，便开始搜集研究前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至于临写，应迟到民国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国文字笔画繁复，书写困难，于是成立「草书杜」，期望找出草书「实用目的」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过于注意美术价值，使写法不一，愈难辨认他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
事实上，民国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滨(1855一1916)，卓君 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书写；可惜后继无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广工作，始终不曾中辍 右任至民国二十一年成立「标准草书杜」的第一阶段工作，也是想订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还曾把〈急就章〉彻底的考证一过，二十三年命刘延涛参与甚至在上海登报征求草书有人持太和馆〈急就章〉〈吴、皇书〉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获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兴奋异常同年在还获得甲秀堂残帖，内有萧子云的〈出师颂〉，虽怀疑是临索靖的版本，但也极难得右任在大陆的属下李楚材曾说：「我在于先生左右时，每见他临〈出师颂〉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应该就是指的这件藏本此外又获得曹子健手稿，钟繇道德经墨迹；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获索靖〈月仪帖〉墨迹数字，更为惊叹！虽然真伪难定，但这些章草的宝贵资料，是每一位草书爱好者所梦寐企求的 民国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前辈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办公室、家中书房，从不悬挂他书法，有则王氏的章草世镗殁后，他曾有挽诗：「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可说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来，对右任的章草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