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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导言中国经济 30 年来的进展，高举的是“改革”和“开放”两面旗帜；论及改革和开放两者的关系，不少争论者倾向于认为，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进展的主要动力；这不仅由于对外开放 为中国引入了国内稀缺的物资、资金、技术、治理、市场，乃至全球眼界，而且，西风之东 渐，实质上为中国的改革供应了方向和前进的压力；这涉及对一个历史进程的大论断，如无 深化争论，难以做出判定，姑且存而不论；可以确定的是，30 年的对外开放，不仅逐步将中国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的聚光灯下，而且使得我们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面临一系列新 挑战；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来说，就是使自己同时面对两个市场
2、，得以同时利用两种资源，但也要同时处理来自国内外的两种冲击；对于宏观调控而言，就是把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常常并不一样的任务同时摆在自己面前；然而，尽管对外开放与中国 30 年的进展相伴始终，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相应的宏观调控仍是出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鉴于国际收支是一国全部对外经济交易的货币记载，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我国国际收支的进展变化，来把握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阶段性特点；1994 年以前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符合经典进展经济学的范式：常常项目在许多年份显现逆差，而资本项目（后改为“资本与金融项目”）就在多数年份保持顺差；这种国际收支格局的经济含义就是：作为
3、一个进展中国家，中国既缺少促进国内经济进展所需的资源、技术和设备，又缺少能够购买这些物质产品的资金，即存在所谓的“双缺口”；于是，在常常项目上保持逆差（多进口），同时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上保持一个规模大体相当的顺差（引进外资），当能同时弥合这双缺口，并使国际收支大体保持平稳；在国际收支基本平稳的条件 下，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平稳所造成的影响大致趋于中性；这里的中性主要指的是：尽管有了十余年的历史，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未脱离开传统的在实物上“互通有无”的范畴；在20 世纪 80 岁月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当然曾掀起过几次高潮，但那也主要是为进出口服务的，从机制上看，这一时期的外资流入具有明显的补偿性；质言
4、之，在1994 年之前，中国经济当然与全球经济有了日益深广的沟通，但交往主要仍局限于实物面上，我国的金融运行 仍是与国际金融市场割裂开的；1994 2004 年可划为其次阶段；中国政府于 1994 年实行了汇率并轨，并逐步放开了对常常项目下外汇兑换的限制，同时， 正规的外汇交易市场和正规的交易机制也开头形成；这些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在金融面上与 国际金融市场联系逐步亲密起来，其突出的表现就是，1994 年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逐步脱离开其与常常项目的对应补偿关系，开头了自己的独立旅程；与此同时， 国内储蓄快速增长态势也逐步显现并导致常常项目开头显现连续顺差，从而使得常常项目和 资本与
5、金融项目“双顺差”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常态；国际收支连续顺差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增长； 1993 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 212 亿美元， 1994 年便跃增为 516 亿美元，到了 2004 年，就已增长到 6099.32 亿美元；这种状况，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 1994 年以来，中国便已显现了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从而资本外流的现象；据此，可以提出更为尖锐的问题：在国内储蓄相对过剩且相伴资本外流的条件下连续引进外资（资本与金融项目连续顺差），其合理性何在？这种情形不久就引起国内外争论界的关注；国外学者用既惊且疑的眼光在远观中国这种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高
6、储备长期 同时并存现象，并将之概括为“中国之谜”；自20 世纪 90 岁月中期以来，间续有一些争论成果问世；由于复杂的缘由，多数国内学者在很长时期中并没有对此产生爱好；直到21 世纪以后， “三高”和“双顺差”问题方才成为一些学者的争论对象；但是，仍是有一些学者很早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现象；记得在 1996 年，我赴广东参与国家外管局召开的外汇储备治理研讨会，时任建设银行投资争论所所长的刘慧勇先生就曾同我较深化地争论过此类的问题；他的问题从另一角度提出，大意是说：如今国内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投资的主要领域集中于基本建设，诸如修桥、筑路、盖厂房等；但是，这些投资所用的物资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都
7、是国内的，基本上没有从国外进口；在这种情形下，有什么必要引进外资呢？直接用国内的信贷不就可以推动这个过程吗？更何况，国内的资金已经开头相对过剩？这位仁兄长期在投资的第一线从事争论，他的看法当然尚未形成系统理论，但无疑有极强的洞悉力；连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对国内金融运行的影响，最终也被货币当局感觉到了；长期以来，在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中，“对存款货币银行的债权”和“对政府的债权”是其主要资产；基于此，调控对存款货币银行和对政府的净债权，一向就是中国调控增加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这种情形在 1997 年开头发生变化；那一年，中心银行对存款货币银行和对政府的净债权首次趋零，而且，从那以后，这两个项目就长期保
8、持负值；在另一面，央行的“国外资产净 额”（主要是外汇储备）逐步增大，并很快成为其增加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1995年，外汇占款仍只相当于央行基础货币供应的30%，到了 2005 年，该比例已超过 100%；于是，外汇储备连续增长给国内货币供应带来单方向压力的问题显现了；“对冲”这种压力，由此成为央行的工作中心；这种压力如此之大，致使央行于2003 年初启动了富有新意但也备受诟病的央行票据市场；可以说，正是外汇储备的连续增长，将一个宏观调控当局过去从未现实遇到过的问题同时保持国民经济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提到了面前；2004 年以来是第三阶段；中国外汇储备于 2004 年达到创纪录的 6099.3
9、2 亿美元，比 2003 年净增 2000 亿美元；从那以后，中国外汇储备更以令世界侧目的年增2000 亿美元以上的格局，踏上了超高速增长之路；外汇储备超高速增长，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转换，形成了对国内货币供应的连续压力；面 对这一压力，对内和对外两个均衡问题开头成为各种研讨会的争论主题；2005 年新一轮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更为这一进展增加了复杂的新因素；及至国内同时显现局部物价上涨现 象，一个开放的大国可能遇到的全部问题，诸如经济的连续高增长、初露端倪的物价上涨、 高悬的国内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国内投资和净出口、连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巨额的外汇储备 积存以及规模日益增大的跨境资本流淌等，同时出
10、现在国人面前；如何实现内外两个均衡问 题，开头困扰中国的宏观调控当局；一方面，2000 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逐步加速并逐步显现过快苗头且引致物价水平开头上涨；另一方面，因国际收支顺差连续扩大和外汇储备急 剧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也由微而著；针对经济增长过快和物价水平上涨，货币当局的正常 反应是提高利率；但是，面对愈演愈烈的资本流入，货币当局又担忧国内利率提高导致中美 息差扩大，进而对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升值造成新的刺激；简言之，当内外均衡的目标同时摆 在面前，囿于调控工具的有限性，货币当局实际上被逼进了无法两全的境地；无独有偶，大约也是自 2004 年开头，全世界的进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外汇
11、储备也快速增加，并引起了国际经济组织的高度关注；例如，世界银行在其2005 年的年度报告中就不无担忧地指出：“近来许多进展中国家的储备规模显现了创纪录的高位储备的超 常规模引起了对目前政策的成本和可连续性的担忧”这样，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的分 析，又多了一个全球的视角；现在看来， 2004 年当真是必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倾气力去争论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已经知道，就在这一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有了跳动性增长；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 1%的新低；同样是在这一年，国际石油价格摆脱了其长达20 年环绕 30 美元一桶缓慢波动的格局，走上了飙涨之路；仍是在这一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显示出其最初的征兆；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