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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原则（作者:单位:邮编:）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有较强的政治 性。探讨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为统治阶级提供历史借鉴，以制订和 修正政治措施。褒扬善人善事，贬斥恶人恶事，极力宣扬伦理道德, 加强人们道德修养，教化人民。正如唐太宗李世民给编纂史书所规定 的政治原则那样“极为治之本，尽君臣之义：使史学著作与政治紧密 结合，得到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促成了我国丰富的史著，也使史著 在封建社会的全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举例探讨一下 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性原则，以期为现代史著编撰提供有益的借 鉴。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下面二个方面。以资治道1
2、 “明罗治体”，就是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探讨为政优劣, 和推测未来，给统治者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行为 规范。我国最早的史书就是从服务于赞治的文字中编纂出来的，诚如柳诒 徵先生在国史要义史源中所说r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 史。”即史书的最早编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春秋编纂的目的就是“惩恶而劝善”,要明君臣之分，以维护周天子的统治。司马迁编写史 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 为原则，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亦欲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他在史记中探求 天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人事的作用，对鬼神提出大胆的怀疑，
3、为 后来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教训。他在楚元王世家中说： “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而乱臣贵。”这里祯祥即政治清明，是“君子用而小人退”的 结果，妖孽就是政治黑暗，是“贤人隐而乱臣贵”的结果。他还直接批 判今上（汉武帝）的施政得失。他在项羽本纪赞中指出，项羽“身 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过也 岂不谬哉蒙恬以筑长城为绝地脉，司马迁在赞中责备他“轻百姓力: 他在伯夷列传中说r或曰r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 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 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
4、善人，其何 如哉r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 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这决不是由天命， 而是人为造成的现实问题呀！说明事在人为。他在封禅书所载李 少君、文成将军、栾大等，皆以鬼神欺诳为事，浪费了大量财物，这 只能反映出统治阶级的贪婪无厌，为求长生不老，可以一欺再欺，而 终不悔悟：方土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司马迁目睹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败，人民遭受到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他深刻地揭 露统治集团的腐朽，热情洋溢地歌颂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列之于 世家，比之于“桀纣失其道而汤武
5、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 其政而陈涉发迹：实际是告诫统治者要引以为戒，否则腐败到一定程 度就会覆灭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之中。东汉荀悦提出了“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3,他认为编写史著的原则是“综往 昭来”，记载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让统治者有鉴于此。4 在汉纪序中，他自信此书：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 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 之渊薮：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也是以为统治阶级提供前朝经验教训为原则的。他注重T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还通过篇后的“赞曰”:论事非，寓褒贬”，以使皇帝“明鉴戒：从而明显 地体现出为政治
6、服务的精神。他在汉书中充分肯定郡县制的作用, 指出汉初郡国并行，诸候“骄骞，数不奉法”:率多骄淫失道”，是皇朝 离心势力，对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才有贾谊、晁错之议，削藩 之策。他评论贾谊之议“通达国体T吴楚合从（纵）赖谊之虑”；评论 晁错削藩之策：锐于为国远虑”5。这就为东汉推行郡县制，削弱诸 侯国之权势提供了借鉴。班固认为西汉刑狱繁重，其原因是存在“五 疾”：一是“礼教不立”；二是“刑法不明”；三是“民多贫穷”；四是“豪杰务 私”而匿奸；五是啾秆不平”6。这“五疾之论，具有远见卓识，至 今对政治仍不乏借鉴意义。班固创立了沟池1志主要写治河，汉代 以农业为基础，国家经常“劝农”，注意兴修水
7、利，水利得失直接影响 民生，贾让的治河三策，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汉代武帝时之强盛 而汉末之衰败，同黄河的治理与失修关系甚大。班固写历史人物，字 里行间都透露出使贤任能的思想。对汉初任用智士，他曾经发表议论 说f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智）辩，并成大业。语 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r使后人借鉴 重用才智之士。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他强调与各族和邻国通使 和好。西域传赞记说，武帝为“断匈奴右臂”,凭借丰厚的物质条件， 穷兵鬆武，奢侈浪费，以致繁重的赋税而导致民众起来反抗末年遂 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班固认为汉朝时西域“得之不为益，弃 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
8、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恩德，咸 乐内属。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可见， 班固主张以德服人，自愿通好，反对索取和奴役各族，为统治者提供 处理少数民族与邻国关系的借鉴，这就是为政治服务。唐代李渊在命萧踽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 “考证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 将来”7。唐初所编六史都是遵循“贻鉴将来”的原则的，突出反映 了事在人为的思想。魏征主持修史，更明确提出了取“鉴于亡国”的原 则，即从前代“危乱亡啲教训中，求得自身政权的“安:“治存8。 杜佑生活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亲身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变化, 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
9、编纂，总结经验教训，以寻求治国安民之术, 从而挽救唐王朝政治经济的危机。于是，他在通典序中提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在献通典表中说f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 之方：于是，他据“往昔是非，可为来今之龟镜”的原则，编纂了通 典。他认为唐中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盖是人事，岂唯天时：抛 开天的作用，从人的因素中寻找国家兴亡的原因，得人才则兴。他说:“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 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颍”，这些都是成“王业：“兴霸 国富国强兵，的“贤者：社会安定在于“薄赋轻徭”，律己节俭。他说f夫 欲人之
10、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不节而敛之欲薄, 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天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 心，取非获己，自然乐其输矣。”显然，这就是通过编纂史书为统治者 提供轻徭薄赋，开源节流，社会才能安定的借鉴。故清乾隆帝称誉通 典为经国之楷模”9。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则一语破的，道出了编辑的原 则。直接以资治通鉴为名，宋神宗读后甚为赞赏，御赐书名，认为此 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一点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 得很清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 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以戒者。”点明了编书的原则是为统治者治 国施政提供借鉴。并通过编史书，“
11、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 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要“穷探治 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胡三省更是把资治通鉴说成是统治阶级 必不可少的东西，他非常肯定地说f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 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 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致辱先, 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 鉴古人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0这足以 说明通鉴编纂的政治原则是治身治世，有利于政治教化。司马光 完全抛开了天人感应说，主要从统治集团本身去探索治乱兴衰的原 因。他说f未通人理于万一，而
12、遽从事于天，是犹未操舟而欲涉海， 不陷溺者，其几矣。”故而，他认为统治者“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D1, “天下兴衰，系于用人”，这个结论至今仍对政治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元朝编纂宋、辽、金三史，也是以给政治提供借鉴为原则的。进 金史表说：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 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 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进宋史表说鉴于有夏，鉴于有殷，乃臣 子告君之道。”朱元璋建立明朝，下诏编纂元史，其原则在进元史表 中说因已往之废行，用作将来之法戒。”明清之际，历史著作的编纂 与现实政治也紧密相联，引古筹今，鉴往训今，从历史中寻求解救社 会危机的良方。王
13、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r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 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 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为史为？ ”12这就提出了编史的 原则是经世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由上可知传统史著编纂以探讨政治兴衰，为现实提供借鉴为原则, 或以古为镜，帮助统治者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俯顺民心；或考究国 家政体的历史沿革，揭露封建专制政治的黑暗和专制君主的腐朽；或 寻求历史根据、阐发自己政治主张，革除弊政；或探求历史发展的方 向，实行社会变革等，充分发挥史学著作的社会作用，使史著对推动 社会政治的进步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2 “扶明义教”，就是在史著中极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记载的
14、各个 皇朝政务记录、王公将相的世系家谱、专制政治的政教典章，都贯串 着儒家的伦理纲常，广泛推行礼乐教化政策，淳化社会风俗，稳定社 会政治。传统史著的编纂都以立德为先，一些虽无事功表现但在立德上有突 出事迹的人物往往在列传中居于首要地位，身为平民的孝子、烈女亦 在青史上留名。历史家柳诒徵所著国史要义中谈到“礼”（儒教伦 理）与中国史著的关系时，曾有下面一段精辟的论述：夫本纪世家何以分？分于礼也。封爵交聘何以表？表以礼也。列传 之述外戚、宦官、佼幸、酷吏、奸臣、叛逆、伶官、义士，何以定名？ 以礼定之也。不本于礼，几无以操笔属辞。故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 之核心也。史著正是通过定名分，褒善贬恶，以达到
15、谏i争君王，赞助 政治的目的，编辑者以礼仪或伦理原则审判历史人物和事件。春秋 用道义发挥政治教化的功能，古人把它视作伦理教科书，认为它可以 “崇善而抑恶”，可以“昭明德而废幽昏：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春 秋具有教化功能，他说r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 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 宜，遭事变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 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纂弑之诛，死罪之 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他认为“春 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 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13。春秋贯穿的伦理道德思想 通过“书法”即微言大义寓褒贬表现出来的。史记孔子世家说f故 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 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 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左传更是把 一切政治事件说成是礼义教化的结果。在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发生 的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败而告终，作者分析其因说“出毂戍，释宋围, 一战而霸，文之教也：也就是说这次战役晋胜是政治教化的结果，德 和义是胜利的根本。汉书的编纂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