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价值的再探讨.关键词：生命权价值/优先性/不可评估性 ；内容提要：生命权价值具有优先性与不可评估性等基本 特征生命权的优先性主要体现为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权 利、主体享有生命防卫权、以生命权为客体的受害人同意无 效等方面，但是生命权并非绝对优先的权利生命权的不可 评估性意味着侵害生命权只能进行不完全赔偿一、生命权价值的法律特征生命权的主体客体均为人自身，具有高度同一性生命是 人格载体为维持主体的法律地位，法律不允许‘把生命直 接作为实现任何进一步目的之途径”，［1］即使生命权主体 本身对客体并无全面的支配效力生命权不能被抛弃，也不 可被转让依人格平等原则可知生命价值也应无高低贵贱之 分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命权的内容也无法作全面 完整的列举生命是自然人享有一切权利的前提，自然人的 任何其他权利均须附有生命权这一 “法定条件”，即便以主 体所拥有的一切权利或利益也无法换回生命，侵害生命权会 导致主体权利能力的丧失，自然人一切权利随之消灭，其损 害无法准确计量，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逻辑上不证自 明正因为生命权主体客体同一，生命与人格具有同步性，生 命权之积极价值反而较少被注意，民法学者更多关注的也是 生命权被侵害后的民事责任问题。
生命权的丧失意味着自然 人本人已不可能享有救济性权利，以由受害人主张损害赔偿 请求权为主要救济手段的侵权法对生命权之救济力度明显 捉襟见肘nbsp；因此,基于生命权的特殊性，生命权的价值有积极价值、消 极价值之分前者是主体积极行使生命权直接体现出的价值, 后者是生命权被侵害后通过救济措施，主要是损害赔偿，从 消极层面间接体现出的价值nbsp；生命权的积极价值具备优先性在宪法确立的价值秩序中, 相较于其他法益（尤其是财产性的利益），人的生命或人性 尊严有明显较高的位阶［2］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是维持现 代民法体制的关键性基础，其中"生命权又为法律保护的最 高法益”［3］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牺牲个体的生命权， 生命权因此成为不可被克减的权利当意思自治与生命法益 冲突时，意思自治也需退居劣位nbsp；生命权的消极价值具有不可评估性自然意义的生命是纯 粹生物学意义的生命，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社会意义 的生命是情感、社会评价的生物载体，是人的生存尊严和意 义之所在，是连接全部社会关系的物质中介两种意义上的 生命均具有极端复杂性、不可认知性，其中蕴含的价值皆具 有不可评估性法律规范中的生命主要指社会意义的生命。
依此进行规范设计更加重视生命权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因 此自然人当然享有的自杀权会被社会秩序观所否定在侵害 生命权的损害赔偿中，只能是第三人作为请求主体，法律只 能重视生命所联系的社会关系的重整然而，法律又不能全 部按照社会意义规范生命权，否则容易丧失最起码的人道主 义关怀例如，完全失去知觉的植物人、毫无治愈希望的病 人，只要在医学上仍然活着，医院或病人家属不能据此而中 止医治nbsp；二、生命权的优先性 ；面对利益冲突法律必须作出优先劣后的选择，当生命权与 其他法益冲突时，生命权应具有优先性，这种优先性在规范 上表现为： ；（一） 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权利 ；生命权属于不可克减的权利，即使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或者 在紧急情形下也不能被限制和征收[4] ；（二） 生命防卫权 ；现代法中，为保全生命权，自然人有权紧急避险、正当防卫, 即便由此对他人的财产权、生命权以外的人身权造成侵害， 也可在民法、刑法上构成免责事由；行为人甚至对危及生命 权的不法侵害享有无限防卫权，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造成 不法侵害人死亡的防卫措施对此，我国《刑法》第20条第 3款有明文规定。
nbsp；（三） 以生命权为客体的受害人同意无效 ；为维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这一私法的根本原则，在侵权 法中，受害人同意一般可成为阻却违法事由，可免除行为人 的责任然而，以生命权为客体的受害人同意通常不产生法 律效力nbsp；1. 自杀的违法性 ；自杀完全可属于当事人真实意愿之结果，但此时的受害人 同意违反了公序良俗而无效［5］对自己的生命的侵犯同时 意味着是反对公众法益时，同意的效力就被排除［6］ “自杀 秀” ［7］具有双重违法性:其以自杀为手段是违法的；其将自 杀与某种目的相关联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属于扰乱社会 秩序、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表明生命权绝非完全意 义上的支配权；自杀也属违法行为，只不过这种违法行为尤 其是自杀已遂的情形已无法或无必要追究责任例外的情形 是,战场上奋不顾身杀敌而英勇献身、为履行消防职责冲入 火场殉职等行为因为完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要求而不具有 违法性nbsp；2. 参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 ；参与自杀行为指自杀人本身确有自杀意思，但却是在他人 的积极行为帮助下实现了自杀结果，表现为教唆自杀、帮助 自杀、嘱托杀人、同意杀人等情形自杀行为本身就是违法 的，参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则表现为助成违法行为的实现。
nbsp；3. 约定自杀的违法性 ；约定自杀不同于参与自杀，是履行约定义务的自杀行为 现实中表现为：其一，殉情自杀约定，如果双方约定为情自杀, 这种约定因以相互处分生命权而无效如果其中存在帮助自 杀行为，则帮助行为也具备违法性，帮助自杀行为可构成杀 人罪其二，紧急避险中的约定自杀例如,A、B、C三人在 洞穴探险中，地基崩溃，入口堵塞挖开洞穴需20天,但三人 所带粮食只够生活10天于是A提出，三人进行抽签决定输 赢，二位赢者杀死输者以其肉维持生命A由于抽签失败而 被杀［8］这种抽签定生死的协议（可属于射幸合同）也应 无效nbsp；（四）保护生命权的义务 ；生命权的优先价值须从相对方的保护义务体现出来保护 生命权的义务不能仅限于结果义务还应包括那些严重危及 身体健康安全的行为义务，无论侵害生命权之死亡结果既遂 或未遂，只要行为上存在害及生命的可能或目的，均属于违 反了保护生命权的义务这些义务可分为公法上的保护义务 及私法上的保护义务这些保护义务既包括了消极的不作为 义务，也包括了积极的救助义务以下侧重分析积极的保护 义务nbsp；1.公法上的保护义务 ；所有的国家机关都应当积极地保护生命［9］。
在立法上，涉 及生命权的立法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所谓“撞 了白撞”的法规不应产生法律效力国家应尽量废除死刑, 不得已保留的死刑制度中应避免出现“对非暴力犯罪行为适 用死刑”的状况［10］ O在司法上，非经正当审判、适用严格程序不能适用死刑，由此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 权之举实值赞成在行政上，涉及生命安全的事项须经严格 的行政许可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确保生命安全［11］警察负 有救助生命的义务，违背救助义务可产生国家赔偿责任［12］ ；12.私法上的保护义务 ；特殊行业工作人员依法负有积极救助生命的义务，医师不 能因为患者未交医疗费等理由而见死不救［13］按照诚实信 用原则的要求，合同当事人负有保护相对人生命权的附随义 务或先合同义务等从事经营活动的民事主体未尽安全保障 义务导致生命权受侵害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14］在劳动 法上，用人单位应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预防工伤事故发 生，避免职业病，一旦发生工伤，用人单位应采取措施使其得 到及时救济［15］ ；3.救助生命的道德义务 ；尽管在道德上每位社会成员均负有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的 义务，但法律却不宜规定普通社会成员对他人所遭受的死亡 危险负有积极的救助义务，普通人的“见死不救”也不能成 为违法行为。
［16］惟须指出，通常情况下当法律义务与道德 义务发生冲突时，当事人应履行法律义务，但当保护生命权 的道德义务与法定义务冲突时，道德义务可居于优先地位 例如，医生本应负有告知患者真实病情的法定义务，但是如 病人知情后会不堪打击、加速死亡，则医生可从道德良心出 发隐瞒其真实病情而不构成对法定义务的违反因为挽救生 命的道德义务优先是实质正义的要求，挽救生命可以实现社 会公共利益，为履行此项道德义务可以违背法律义务需要 指出的是，挽救生命的道德义务优位于法律义务只限于抗辩, 不授予义务人强制履行力nbsp；（五）生命权并非绝对优先的权利 ；生命权具有优先性并不意味着生命权是优先于任何法益 的绝对优先权在公众道德观中，生命权并非绝对优位，所谓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法律上， 生命权也绝非在任何情况下均优位于所有其他权利，例如， 国家可在刑法上设置死刑，依法剥夺生命权应该特别指出 的是，由于自然人的生命处于同样等级，不同的生命权之间 也不具备优先性nbsp；首先，生命价值不存在质的差别为保全自身生命权而侵 害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不具备免责效力，法律不承认为保护自 身的生命权而牺牲他人的生命权的行为的合法性，即便在紧 急状态下也不例外。
［17］其次，生命价值无法在量上比较，即 不得根据自然人生命的数量进行权衡，不能说为了挽救多数 人的生命，少数人负有牺牲生命的义务［18］最后，数人陷入 共同生命危险中，客观上已无法确保全体的共同生存，而任 何一位或数位的牺牲可能导致其他人的存活此时，并无理 性标准确定危险共同体中的某人存在牺牲义务，［19］无论在 伦理、法律上均存在选择难题nbsp；三、生命权的不可评估性 ；侵权法以实现矫正正义为根本宗旨，其规范目的主要在于 通过对权益侵害的事后补救，将救济限定在补偿原告的损害 所必需的范围内，以恢复被不法行为扰乱的原状［20］生命 权被侵害时，矫正正义的依托主体已不存在，恢复原状的目 的已无法实现，侵权法的功能注定要落空一）生命损害赔偿规范设计之失灵 ；首先，损害赔偿不能全面恢复生命损害在侵害生命权致 死的场合，主体资格丧失，其无法主张对生命本身的损害，价 值上无限大的事物反而变得没有任何赔偿价值［21］申言之, 生命价值本不可以与折算为金钱的损害赔偿之间划等号将 生命价值简化为损害本身属于经折扣后的生命价值，其规范 重点只能是弥补相关费用的支出与未来可得利益的丧失而 不是对生命的恢复：由于死亡费用的支出可能远低于致残， 这在表面上造成了法律责任的失衡状态。
离开了刑法等公法 上的责任，加害人致人死亡所受惩罚要比“仅”致人重伤好 得多［22］在未来可得利益丧失层面上，一定程度上法律将 生命简约为经济单位(economic unit)而非具有伦理目的 和追求生活享受的人［23］,从而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可能的生 命质量，例如法律根本不考虑死者生命享受利益之损失，也 不考虑死者未来可能存在的各种生活机会的丧失［24］总之, 法律不能在生命价值与财产价值之间建立等式，生命损害无 法进行等值赔偿而只能以更趋近于生命价值进行赔偿nbsp；其次，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客观化是对生命 价值的进一步折扣按照全面赔偿原则，损害赔偿应尽量采 取主观标准计算损害然而生命权的主观价值是无穷大的， 评估无穷大的主观价值显然超越了法律的限度因而总体而 言，依仗社会标准评估生命权的客观价值是法律不得不作出 的次优选择，尽管客观标准不能真实全面反映生命的主观价 值然而，为达到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等目的，以客 观标准确定生命损害赔偿存在概括化、抽象化的趋势而概 括性、抽象性赔偿给人制造了给人命定价的假象，与生命的 无价性渐行渐远且按照客观标准确定生命损害赔偿必定需 要依据死者的身份、地位确定赔偿标准，产生“同命不同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