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文献综述参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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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综述参考范文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CT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 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 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木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木原理、方法，去 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 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 “传统智慧”(Montig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3),为主流 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O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

2、辑，力 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 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己基本 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 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 供一些有益的视角。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木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 (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 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

3、管 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 Hart 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 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 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 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 (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 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肴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 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

4、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 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 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 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 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 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一德布鲁(Arrow-Debr

5、eu)模型一样，作为市 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一勒纳一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 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 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 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 1998)的改变，致使经 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己经观察到 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 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

6、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 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 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 润(萧好，2000)o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 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 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 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 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

7、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 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 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 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 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 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 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 选择自由等等。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

8、镇企业的 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 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 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 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 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 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 的表现。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

9、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 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 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 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 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 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 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 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Weitz

10、man-Xu (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 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 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 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 1990； Pitt and Putterman, 1992； Dong and Putterman, 1997）。Weitzman 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 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

11、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 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 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神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 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 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 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 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 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四

12、、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 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共至 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 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 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 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 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

13、，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 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 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 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 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 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II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 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己经观察到的，随肴政府的全 面退出，中国民

14、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 “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 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肴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 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 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 IM “解决问题” 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 和塔涅夫（2001 ）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 ）对乡镇企业产权制 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 （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 究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 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 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 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 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 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