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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研究-情真味长气胜岁寒堂诗话的审美观 张戒生活于两宋之际，他的诗学理论在宋人中独树一帜，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一、主张诗歌创作以“言志为本，咏物为工”；二、强调诗的“意趣、情味”，主张诗“以韵胜”；三、在风格上提出“气胜”类型，崇尚“卓然天成”的审美意味；四、重视在变化中求新，反对“预设法式”，提出了“中的”说。这些观点都集中于他撰写的岁寒堂诗话之中。言志为本张戒论诗强调“情志”表现，以为“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张戒认为，“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在“言志”与“咏物”关系的认识上，他举曹植和陶渊明的作品予以剖析，“子建明月
2、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妇人清夜独居愁思之切，非以咏月也；而后人咏月之句，虽极工巧，终能莫及。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咏田园之句，虽极工巧，终莫能及。故曰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叹之，咏叹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后人所谓含不尽之意者，此也。”他认为，后人咏物，缺乏主观情感的深刻体现，所以尽管诗句写得极为精妙，最终也比不上曹植或陶渊明的“情志”所表现的深度。张戒“言志为本”的审美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宋人诗的批评中，他说：“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
3、扫地矣。”张戒认为苏轼、黄庭坚在引用典故和讲究格律方面确实达到至高水平，但由于他们背离了“言志为本”的“风雅”传统，因而成为诗歌创作中的一大危害。张戒强调“言志”“咏物”不得离“风雅”传统，但在具体审美要求上，他标举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他认为：“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虽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他认为曹植“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等诗，“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此所谓韵不可及也”，认为杜子美的诗意气高迈，气吞曹刘，是无可匹敌者，甚至称赞“刺规多谏诤，端拱自光辉
4、”“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为圣贤法言，说杜甫不只是诗人，也是圣人。张戒“言志为本”的审美思想，尤其观照“思无邪”这一儒家诗学正统思想。应该看到，虽然张戒把“咏物为工”视为“余事”，但是他并不排斥艺术表现形式，甚至还推崇那些“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的佳作。他如此立论，旨在批评江西诗派“专意于咏物”的倾向。诗以韵胜张戒论诗提出“意味”说。他说：“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可复观。”张戒以此作比喻，意在强调诗的审美意蕴和艺术感染力。对“意味”的表现，张戒不强求一律，他认为：“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然意可学也，味亦可学也，
5、若夫韵有高下，气有强弱，则不可强矣。”他用“意、味、韵、气”揭示四位诗人不同的“意味”特征，认为“意境”和“趣味”可学而得之，而“韵”“气”则是不可强学而得的。所谓“韵”，是指曹植独特的艺术个性，即如钟嵘所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的气韵风致。所谓“气”，是指杜甫诗的独具审美特征，即元稹所谓“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的特色。张戒还从经历、修养、品格等方面切入，探索不同诗人“意味”表现的差异。他认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又说：“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
6、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他把韩愈诗的“意味”阐释得如此透彻，正可见出他对“意味”审美蕴涵的深刻体会。同样，他对其他诗人的比较也大多从各自的“意味”特征出发，以探索他们各自的审美特色。他说：“韦苏州律诗似古，刘随州古诗似律，大抵下李、杜、韩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随州诗韵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意味不能如王摩诘、孟浩然之胜绝，然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则皆过之。”他认为，刘长卿的诗，气韵风致不如韦应物，意境趣味不如王维、孟浩然，然而其诗豪放雄厚，气韵风格、辞章功力深厚，都高人一筹。这些看法
7、体现了他审美的独到和深刻。张戒在分析王维诗与李、杜诗“意味”差别时，尤其重视对学养的观照，他赞成世人所谓“王摩诘律诗配子美，古诗配太白”之说，以为“摩诘古诗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律诗至佳丽而老成”，但是他觉得王维“虽才气不若李、杜之雄杰，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亚也”，因为王维“心淡泊，本学佛而善画，出则陪岐、薛诸王及贵主游，归则餍饫辋川山水，故其诗于富贵山林，两得其趣”。张戒的“意味”说源于陆机的以味论诗理论，也是对钟嵘“滋味”说、司空图“韵味”说的开拓和发展，对后代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卓然天成张戒在艺术风格上崇尚“气胜”，认为气胜而“卓然天成”，“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他说：
8、“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他把“气胜”视为与“情真”“味长”相关联，相为表里的艺术表现特征，即“气胜”是“情真”“味长”的艺术风格体现。在气胜风格的构筑上，他认为“卓然天成”是实现气胜的基础，而雕琢是实现气胜风格的障碍，“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张戒赞赏“卓然天成”，称赞黄庭坚所谓“诗句不凿空强作，对景而生便自佳”的说法，但又认为：“惟子美则不然。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喜怒哀乐，不择所遇，一发于诗，盖出口成章，非作诗也。”又说：“山谷晚作大雅堂记，谓子美诗好处，正在无意而意已至。”可见，他极为崇拜杜甫“出口
9、成章”，自然出之于胸臆的“天成”诗篇。同时他对唐宋的一些注重雕琢者又深表不满，“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又说“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他提出了“世间一切皆诗”的观点，这对于拓宽创作领域，引导诗人从注重雕饰的氛围中走出来，无疑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但应当指出，张戒的批评往往有言之过重或偶尔失之于偏的倾向。张戒“一切皆诗”的美学观点，与其“卓然天成”的风格追求相一致，张戒崇尚“卓然天成”的艺术风格，但又强调“气胜”，强调“含蓄”。说杜甫诗“专以气胜”，“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他还肯定苏辙的说法：“子由
10、有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亦可兼韩之豪也。此论得之。”所谓“气吞”“雄豪”等说法，都是指诗的气势雄健、气韵高深的风格特征。张戒推崇“气胜”的审美表现，强调“气胜”与“含蓄”的巧妙结合，他认为白居易的诗能“道得人心中事”，自是其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他指责杜牧说：“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词意浅露，略无余蕴。”以为国风的一些诗句“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张戒在诗的风格审美探索上，重“气胜”贵“含蓄”，崇尚“卓然天成”的风格特色。这些观点无不带有对宋人雕琢刻镂和以议论为诗创作倾向的批判
11、色彩。以“中的”为上张戒反对讲“诗法”，推崇诗经中的比兴手法：“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固不可预设法式也。”所谓“不可预设法式”，是指诗歌创作不能限定诗人在固定的程式中去写作。张戒认为，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所讲的“无一字无来处”“夺胎法”“换骨法”，对诗的创作极其不利。他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与反对“预设法式”相关联，他又提岀了“中的”这一主张。他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唯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荆轲云：
12、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自常人观之，语既不多，又无新巧，然而此二语遂能写出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此亦所谓中的也。”这段文字两次使用“中的”这个概念，而含义不同，前者是指语言精练自然、生动传神，重在体现“中的”的巧妙特色；后者是说所用语言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事物的本质，重在说明“中的”的审美特质。他又用苏轼诗和杜甫诗作比照说明，“（东坡）登灵隐寺塔云：相劝小举足，前路高且长。渐闻钟磬音，飞鸟皆下翔。入门亦何有，云海浩茫茫。意虽有佳处，而语不甚工，盖失之易也。”又说：“杜子美则不然。登慈恩寺塔首云：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而穷高极远之状，可喜可愕之趣，超轶绝尘，而不可及也。”于是得岀“人才有分限，不可强乃如此”的结论，把语言“中的”的高下差别上升到学养才力的高度。在岁寒堂诗话中，张戒对诗学理论的探索，较之于同时代的其他诗论家有较大的理论突破，对苏黄、元白等人的批评也显得更为大胆，其中有些观点不无偏颇之失。无论怎么说，他的理论建树及其开拓探索精神，无疑是中国诗学理论宝库不容忽视的一份珍品。-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