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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字的构成艺术与汉语母语写作 汉字的构成艺术与汉语母语写作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把汉字的构成法则归纳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766-769。文字的六书构成艺术不仅规定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特征，也规定了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特征，还规定了汉语母语写作的意象特征。一、六书与汉语母语写作的意象特征中国传统诗学的意象论促进了中华民族抒情文学的高度发达，使中国成为诗的王国，而汉语母语写作的叙事文学相对单薄，发展滞后。中国汉语母语写作的这种意象性和抒情性特征与汉字的六书构成艺术密切相关。汉字是不同于表音文字的表意文字。表音文字一般割裂一个字（词）的形、音、义三者，而主要以字母组合所
2、形成的声音来表达意义。然而，汉字却是以方块字组成一个形、音、义相统一的整体来表达意义，每一个汉字或者几个汉字所组成的词就构成了一个形、音、义相统一的整体，它们大多，特别是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都能够直接在人们的头脑（意识）中唤起相应的表象，即意象。而一般的表音文字却要通过声音的中介间接地唤起约定俗成的表象，因而表音文字似乎是必须通过理性的理解才能够形成相应的意象，这样就形成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因此，尽管所有语言的字（词）都能够唤起相应的表象，即具有意象性，但是，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具有直接的、迅捷的意象性，它比其他一切以字母标示的表音文字都具有更加突出、鲜
3、明、强烈的意象性。汉字的造字过程和构成艺术（六书），也就必然地决定了汉字的直接、迅捷的意象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就汉字的造字过程和六书构成艺术写道：“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緐，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一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寖多也。”1766以上所述的仓颉造字经过
4、，难免存有夸饰成分，不过总体上来看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一般来说，文字来源于图画文字、结绳记事、刻契记事，逐渐进化到真正的文字，世界上最初的文字都是象形的，即模仿现实事物的物像而造出字形，也可能受到鸟迹、龟文、野兽蹄迹等等启发。后来，一部分象形文字演化为字母或者音节所组成的文字，从而形成了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系统。而汉字却随着自然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固定而延续下来，成为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意文字。汉字的造字法或者构成艺术，经过汉代以后许多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的整理，形成了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之六书。当代著名文字学家杨树达认为：“人类既作，厥有语
5、言。然语言声出即消，不能垂久行远，欲弥此缺，文字乃生。文字之作，不由于一人，（荀子曰：作书者众矣，是其证也。）亦不局于一地，各凭意匠为之，初非有定则也。六书之起，乃后人寻绎文字，得其条理，为之类别焉尔。核实言之，文字之制造在先，六书之分类在后，非先有六书定则，而后造文字也。”213因此，汉字的创造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这个实践过程开始于仓颉造字，到黄帝时代以文字教育后代，再到班固、刘歆、许慎等人逐渐由朦胧到清晰地总结出来所谓六书的汉字造字法则或者构成艺术，汉字构成艺术或者造字法则的六书就成为了解汉字特征的一条主要途径。由汉字的六书我们可以看到汉字的根本特征，即以表意为主要方面而组成形、音、
6、义的有机统一整体，它集中表现在汉字的意象性上。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这样论述六书：“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766杨树达引述明代学者杨慎和清代学者戴震的观点，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为经，是字之体，转注、假借二书为纬，是字之用。他还认为，“象形、指事二书谓之文。”“会意、
7、形声二书谓之字。”并且认为，六书就发生之次序为言，应该以象形为第一214-18。所以中国汉字是以象形为最早和最基础的表意文字，它的最主要的造字法则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而这四书都是具有极强的意象性的，它们一起使汉字可以在文字使用者的意念之中唤起丰富、鲜明、生动的意象（表象）。象形是表意汉字最基本的造字法则和构成艺术。我们认为下述观点是比较合理的：文字的产生，首先是从记事开始的，父权氏族部落中的社会分工，有了“吏”和“祝”，这是辅佐部落首领的两大职权人物，“吏”，是记事的意思，“祝”，是主管祈祷祭祀的意思。记事官要记录部落发生的大事，如战争、灾祸、庆典、婚媾等，还要记录群体的劳动和分配、
8、祭祀和占卜等。在文字形成以前，他们便采取了以结绳记事为主的各种记事手段：主要有结绳记事、积石记事、刻画记事、岩画（图画）记事等。这些记事活动，由于过于简单，不能适应发展着的社会所需，它必然发展为文字的创造。因此，汉字的最早造字方法和法则似乎就应该是象形，其次就是指事。凡是随着人类发展正常形成的原始文字，最初都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如古埃及最早产生了图画文字，第一王朝时期发展为象形的表词文字和辅音符号相结合的文字；古老的苏美尔文字也是象形的表词文字；再如克里特人的象形文字等。不过他们的文字逐步发展转化为表音文字后，又演变为音素字母。只有中国的文字，是沿着刚产生时期的古文字特点一脉相承，在象形字的基
9、础上或分解，或组合，衍生出表意字和形声组合字，演化为现代汉文字和现代汉字的书体。而且中国汉字的发展在固有的优点和前提下，仍然向着更加简明、科学合理的方向继续发展。中国汉字最早的造字法是以象形为主的造字法，第一次官方造字时期，除少数的特殊符号演变而来的符号文字以外，几乎都是象形字。汉字象形字，是以描画物类的形象特征或部分形象特征而创造的单音节表词符号。它起源于记事岩画、地画和所谓的“图画文字”，部分的族徽和图腾文字也具备象形文字的特征37.109因此，汉字的象形字和象形的造字法则或者构成艺术及其象形表意的基本特征，就赋予了汉字直接、迅捷、强烈的意象性。许许多多的汉字象形字，不论是独体成字为词，或
10、者是作为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的造字字根，还是成为转注字和假借字的本义字，都给接受者带来极强烈的意象性，可以在他们的头脑（意识）中引起或唤起丰富、鲜明、生动的意象（表象）。因此，作为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唯一表意文字，汉字的意象性是世界上一切文字中独具特色的，源远流长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文字则是语言的物质固定者和物质承载者，因此文字必然又是语言艺术的最主要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正是有了文字，民间的口头文学才得以记录和传扬，避免了年久失传和歧义纷呈。因此，离开了文字的记载，文学几乎不可能正常进入写作创造、阅读接受和传播影响的通道。正是汉字的意象性特征，决定了汉语母语写作和汉语文学
11、的意象性根本性质，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象论4。这种意象论的变化发展，不仅决定了中国文学的意象性和抒情性特质，也决定了中国文学中叙事文学的发展迟缓滞后。二、六书与意境论汉字的六书构成艺术决定了汉语母语写作的意象性，这种意象性又决定了汉语文学的意象性和抒情性，从而形成了汉语文学的抒情诗歌发达繁荣的局面，因此，随着汉字造字六书的总结和传授，逐步形成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意象论，意象论在唐代逐步发展成为意境论，促进了抒情诗歌艺术的高度发展。众所周知，汉字六书构成艺术和汉语诗学的概括，都与汉代的经学发展密切相关。一般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学，就是指儒家经典的传播、注解、阐释、研究的学问或者学术。汉
12、代经学是中国传统经学的确立时期。相传，春秋末年（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儒家始祖孔子在周游列国的从政活动失败后，回归鲁国故里，开馆授徒，编订和整理了周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并根据鲁国史实编写了春秋，作为教材，形成了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几乎毁于一旦。汉高祖刘邦以马上得天下，并不重视儒家经典，但在文景时期，统治者日益意识到儒家经典的作用，开始收集民间献书和古籍文献，也有一些先秦遗留的博士和儒生口述默诵六经，或以汉代流行的隶书抄录六经。这些口述、传抄的儒家经文就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末年，鲁恭王毁孔子旧屋，兴建王府，从墙壁夹缝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
13、时，河间献王刘德收集了一些散失民间的周官等经典文献；汉宣帝时又有人从破旧老宅中获得几篇尚书。这些典籍文献主要是以秦朝“书同文”之前的古文字书写，与当时流传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在字数、篇数、内容上都不相同，它们就被称为古文经。汉武帝即位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统一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价值观，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儒学经典得到官方尊崇。所谓五经就是除开已佚失的乐以外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儒家典籍之总称。自此，五经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士子干禄求仕的必读经典。同时，形成了以传授、注解、研习、解释五经为业的汉代儒生。汉代经学在继承和发展先秦儒学的基础上确立了经学，被称
14、为“汉学”。“先秦时期只是经学思想的酝酿期和发生期，严格说来，儒家经学只有在汉代被立于官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后才得以正式确立。”53西汉主要流传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主要是阐发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以春秋公羊学为正宗。以董仲舒和公孙弘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以“天人感应”之学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有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这些微言大义适应了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受到西汉朝廷的尊崇，成为西汉时代经学的主导流派。到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今文经学被立为官学以后注重师法、家法，形成了难以统一的不同派别，大兴门户之见，导致了抱残守缺、僵化保守的弊病；另一方
15、面，经过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努力，今文经学形成了以阴阳灾异说经的习惯，导致谶纬迷信之学泛滥，进而经过统治者的提倡，今文经学就日益神学化了。缘于此，西汉中期早已开始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趁势兴起，从而产生了所谓“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重点关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而古文经学则重点关注历史史料学和语言学。古文经学最早兴起于春秋谷梁传，经过不断努力和争辩，西汉后期终被立为博士。刘歆在王莽篡权时期不遗余力地鼓吹古文经学，终于将之立为新朝博士。东汉时期，一直活跃于民间的古文经学，影响日益扩大，在漫长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出现了一些卓有成就的古文经
16、学大师，如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授徒众多，成绩斐然。以致东汉初年（公元79年）由官方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也不得不请古文经学家参加，以求今古文经学的协调统一。班固所写白虎通道德论（即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统一了汉代经学。东汉末年，郑玄集古文经学之大成，汲取众家之长，皓首穷经，全面总结今古文经学，成一家之言。郑玄之学以此兴盛，从而终结了“今古文经学之争”，不仅今文经学逐渐销声匿迹，汉代经学也由盛极而衰。正是在这个“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过程中，语言文字训诂之学和阐释诗经的诗学脱颖而出，成为汉字母语写作的重要理论依据，也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经学思想史指出：“古文经学在今文经学流行之后，借鉴新发现的古文经，顺应时代对文化和学术发展的新要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