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需要走出权威体系的怪圈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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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哲学需要走出“权威体系”的怪圈 马克思哲学需要走出“权威体系”的怪圈(下)(二)马克思哲学艰难的三次“思想历险”。自从“两个板块”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后,人们就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马克思哲学,即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在这里,它需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然后才能说明它和马克思哲学的联接,这中间又横出一个“三个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哲学就这样历经一番“思想历险”。这次历险一共有三次: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三是“打通论”的哲学。关于第一次历险。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从定义开始的。先是列宁的定义,后是斯大林的定义,再是学者和权威理论家

2、在定义问题上的争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有一个从贬义的理解到正面理解的“思想历险”。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就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在他那个时代,一种理论加上“主义”是贬义词。马克思就是这样使用的: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巴枯宁等人也是用“主义”来攻击甚至诬蔑马克思及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从贬义理解到正面的褒义理解是恩格斯作出的:法国一次矿工的罢工引起了法国议会中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一词是恩格斯在总结这次实践斗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这次斗争中,蒲鲁东主义的议员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党派的议员,在拉法格工人党人的理论教育下,通过斗争实践改变理论信仰,

3、并在议会中成立了工人党议会党团。恩格斯称这是工人运动史上重要的“划时代的事情”。恩格斯把蒲鲁东主义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党派的议员通过理论教育和实践斗争转变理论信仰的实际行动称为是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有了确定的内涵:其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不同于蒲鲁东等人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二、马克思主义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信仰、人生的价值,不一定要读多少马克思的书;其三、作为信仰、人生的价值,它是一种还未曾实现的,而是要追求的;因此,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它始终是一种实践的精神力量。恩格斯非常重视这一“划时代的事情”,他多次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和拉法格等

4、人,讲述这一历史事件中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本来,在马克思逝世时,有的悼念文章就有人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词语,但并没有被传开。只是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论证之后,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传播开来。关于这一方面,读者可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定义到定位的研究”(东南学术2010年第3期)中找到详细的说明。关于第二次历险,是马克思哲学如何脱离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关卡的。这要从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系说起。这一教学体系是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设置的。有的论者认为这是以列宁的提法为依据的。2001年,江汉论坛2期发表湖北大学郭大俊同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

5、成部分”献疑,提出这是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的“误解”;2004年他又一次写文章,进一步论证说,这“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并提出了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之后,高放教授进一步论证这一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我认为郭文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其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比郭文中提到的还要多,不只是存在重复问题,而且现有教学体系不能引起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甚至使学生学完三个组成部分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三个组成部分”被淡化甚至被边缘化,还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因为这三驾奔驰的马车无法说明不断理论创新的社会主

6、义建设的实践。关于第三次历险,这指的是“打通论”。所谓“打通论”就是有的学者说的把“定义”的研究与“三个组成部分”的研究打通。由以上看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主流方法:一种是定义研究方法和由此衍化而来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解方法;一种是以文本研究和解读的方法。“打通论”体现的是前一种方法,它具体体现在2009年出版的新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这本教材出版不久,2010年7月“马克思学论坛”举行第19届会议。会上有两个主题发言人安启年教授和曾枝盛教授,他们都是从马克思早期的文本出发,探讨的是马克思“巴黎时期”的思想成就。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制定的历史及其得到的理论

7、成果。对于概论我们着重指出三点:(1)这一概念早就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使用。(2)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隔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3)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割裂开来。至于为什么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这一理论,恩格斯在1886年曾经作了说明。他说:“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

8、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前两点,不用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第三点,这里援引的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话来说明的。恩格斯说的是马克思的理论,即唯物史观理论,可是在这里,即在“三个组成部分”下,唯物史观理论被淹没了。马克思理论到底应当怎样理解,我们还是应当求助于文本。我们在重读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5期)一文中作了探讨,因文字所限,这里不再重复。 马克思哲学就这样通过“二分板块”体系三次艰难的“思想

9、历险”回到“权威体系”。三、马克思和蒲鲁东的论战唯物史观的最初制定(一)只有马克思的文本才能把马克思哲学引领回家。回过头来看看,“两个板块”的哲学体系不是依据马克思的文本,从一开始就迷失了路径。在“定义”和“三个组成部分”的阶段,好像是依据了文本,但这不是马克思的文本,而且是“误读”误导了。“打通论”的哲学力图用恩格斯的论述来挽救,结果又引出了问题:一是在“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下淹没了唯物史观及其形成的历史。二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搞的混淆不清了:在马克思那里是唯物史观;在恩格斯这里,是个混合物,既是唯物史观,又是“三个组成部分”。说是唯物史观,因为恩格斯参与了唯物史观的制定;说

10、是“三个组成部分”,恩格斯也这样论述过。那么,马克思理论到底是什么,就得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去打嘴仗了。有人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探寻马克思哲学,也不妥。因为它是马克思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文本,它曾引起过实践唯物主义的不同的理解。有人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来阐述马克思的哲学,可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而且关于制定唯物史观的部分还没有写完。在这里,我们只有一条路,就象有的学者所说的,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只能由马克思的文本来说明。(二)两个理论家的论战,表示的是唯物史观第一次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交锋。两个理论家马克思和蒲鲁东的论战,是以他们各自坚持的理论观点决定的,这就是一个

11、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个坚持的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哲学贫困序言中说,蒲鲁东和他都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马克思和蒲鲁东都用哲学和经济学论证自己理论,到底什么理论使马克思必须要对蒲鲁东进行批判呢?“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

12、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enement如果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以上是马克思转述的蒲鲁东的话,不太好懂。应当指出,这里争论的问题不是世界是不是物质的运动的、运动是不是有规律的、是不是否定之否定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也不是世界第一哲学,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不是安年科夫认为的蒲鲁东提供的是“可笑的哲学”。马克思认为蒲鲁东通过“可笑的哲学”提供了一个他不了解的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哑谜”,即“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马克思称这是蒲鲁东先生不理解的“哑谜”:“他(指蒲鲁东引者)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

13、的钥匙。”下面,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对蒲鲁东“哑谜”的批判,则成为对自己唯物史观的正面的阐述。(三)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信的重要意义。以上转述的蒲鲁东“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的一段话不容易理解。为此,需要先说明以下问题:1、安年科夫是马克思的俄国友人,他较马克思略早地读了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安年科夫认为蒲鲁东的书所炫耀的是“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希望马克思对该书作出评价。马克思的回信是对一个已经读过蒲鲁东书的人说的。因此,信的内容非常直白地表达了他对蒲鲁东理论的看法,同时也正面阐明了自己观点的理论依据。所以,它成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文本。2、上面引的这段话,对

14、蒲鲁东来说,表明这是他自己并不理解的“哑谜”。3、蒲鲁东不理解的“哑谜”,却成为“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四)蒲鲁东的“哑谜”是出于他的两个错误的理论:一个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一个是“一种可笑的哲学”“辩证法怪论”。马克思说蒲鲁东是两个理论家,是这样的两个理论混合起来的理论家:“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注意,蒲鲁东先生为什么要谈上帝、普遍理性,这对他很重要。下面会谈到引者),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为什么要政治经济学呢

15、?因为它需要从这里获得经济学的材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指经济事实引者),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正如马克思说的,这里是同两个人打交道: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的蒲鲁东,一个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蒲鲁东。蒲鲁东从经济学家那里拿来经济学一系列范畴,把这些范畴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之运动起来,就构成了历史的运动。经济学的范畴,如分工、信用、货币等等,在经济学家那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在蒲鲁东这里,这些范畴脱离了现实生活,变成了原理、抽象的思想;因为它没有了来源,就成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在蒲鲁东那里,上帝是

16、范畴的来源,普遍理性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消。两个观念相互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份出现了。”懂得黑格尔肯定否定一否定之否定或正、反、合的读者,就会看出,这是蒲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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