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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综述(20072011) 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综述(20072011)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不断升温，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出现了喜人的成就。随着尹伟先的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和陈楠的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几本专著的问世，将明代藏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成果颇丰，在政治、经济、宗教研究领域中均有所突破。笔者拟从政治、经济、宗教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进行基本概述。一、政治研究一）对乌斯藏的研究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明初，针对“备虏”大计，明廷部署大量军队防
2、止北元南下。因此在无力驻兵藏区的情况下，明代治藏政策只能是“非强制性的、多封众建的、经济手段为主的” 1。合理的政策使得明廷“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对此，泽勇在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西藏研究200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相比较元代的军事震慑，明代经济怀柔更有利于巩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王建敏在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中亦持同样观点。明代的多封众建正好体现了现代政治中的均势思想，贾丽芳的简析明朝治藏的均势思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一文从均势角度出发，论证了明代治藏政策的优越性。敏政的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
3、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羁縻贡市的经济角度解释了明代治藏政策的合理性。明初册封八大教王，推行贡市羁縻的政策，以此来实现对西藏的控制。牛绿花的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一文对元明立法管理宗教事物进行了研究，认为不断完善宗教立法是其成功施政的关键。刘永文、韩殿栋、李军在明代进藏人员论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央派出不同身份的人员进藏，实际是中央对藏拥有主权的体现。进藏人员对藏区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也是明廷治藏政策的体现。桑扎、琼措的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应召进京受封看明代治藏
4、政策和汉藏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总第210期）一文以释迦也失入京及其在内地的活动为线索，认为藏传佛教高僧入京体现了明代的分封政策，而且还促进了内地对藏传佛教的了解。陈楠在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中提出，对留京藏人予以优待，是明代既定的治藏策略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统一和维护西藏的稳定与和平。另外，关于留京藏僧的问题，日本学者乙坂智子还提到“由于朝廷内有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体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优势” 2，值得借鉴。明承元祚，从中央对藏区施政的延续性角度，李清凌在其所著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
5、想和实践（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从元、明、清三代中央治理甘、青地区政策为线索，分析了其治藏政策的统一性与演变。张云在舅甥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原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以历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区的各种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为线索，论证了明代中央施政的合理性，并再次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王朝实力变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对藏施政亦是学者关注的一个方向。邓前程、邹建达在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一文中，从民族差异的角度出发
6、，认为正是基于实力的考量，造成明朝采取相比元、清更为谨慎的施政策略。在这个问题上，马啸在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中做了政策的对比研究，认为明朝对藏区的政治安抚模式作用要好于蒙古地区武力冲突模式。终明一世，明王朝往往根据情况的变化，调节治藏策略。在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中，喜富裕从贡道角度分析明王朝在解决危机时灵活而富有成效的治藏政策。对于从明王朝实力出发去研究治藏策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张屹的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统治者之所以主观上追求温和的策
7、略，与当时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藏区教派林立的现实有关，并非明朝国力强弱所至。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进行了研究。星全成的元明清中央政府治藏失误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明代分而治之政策实际是人为制造地方冲突，并对明代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忽视藏区区域安全、藏区官员无法得到有效监管等七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了其治藏政策的失误所在。邓前程、邹建达在“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认为，过分扩大藏传佛教的作用，虽然有利于地区稳定，但也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另外，对于西藏地方的组
8、织制度的研究，罗广武、何宗英的西藏地方史通述（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在引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西藏历史，成果颇具意义。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黑龙江史志2011年总第246期）一文的作者秦红利从政教合一的定义出发，认为政教联合的说法更符合出元明清时期西藏地区的现实状况。二）对安多、康区的研究在对安多、康区的研究方面，近五年来仍然集中于土司和都司卫所的研究。在2009年出版的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总结了任先生在西康地区深入研究的成果，对研究明代多康地区藏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史地资料。洲塔、乔高才让的甘肃藏族通史（民族出
9、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甘肃藏区做了基本概述。书中对甘肃藏区的情况如明廷政策、藏传佛教发展、蒙古入甘肃藏区等史实做了具体的叙述。贾霄锋在所著藏区土司制度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从土司的渊源出发，详细叙述了土司形成、发展、到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指出，藏区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传统治边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 根呷翁姆在浅谈甘孜藏区的政教联盟制度（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对甘孜地方体制进行了探索，认为甘孜藏区所采取的“政教联盟”土司制度与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王晓霞在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0、年第3期）中提到，明代通过对湟水地区土司的有效管理，使其成为抵御蒙古、管理西部藏区的重要依靠力量。对此，陈亮的浅析明代甘青李鲁土司家族的发展与历史作用（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文章也认为，李、鲁为代表的西北土司在抵御蒙古管理西藏，稳定边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初在藏区设立行都武卫，实现了藏区稳固。王建敏在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一文中，对行都武卫的设置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政策为明代之后分封众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在行都卫所的治理上，沙勇的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文章提出，明朝对洮州卫
11、的经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交流。针对明代在安多、康区所制定的土流参治政策，贾霄锋在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明代以都司卫所为中心的土流参治，在土司势力较强的西南藏区，大多难以真正贯彻实施。与此同时，在僧官制度研究方面，张治东的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认为，僧官制度对藏区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二、经济研究一）茶马互市茶马互市问题一直是明代藏族经济研究的热点。肖文清、武沐的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4期）一文，从经济发展
12、和民族融合的角度论述茶马贸易的意义。王晓燕的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文章则从农耕经济文化和农牧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研究茶马贸易对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在茶马互市的交易中，明廷一度颁布榷茶法来管理茶马贸易，以此实现对藏区的经济控制。在这个研究领域中，邓前程在论明代“以茶驭番”的立法与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茶法是以经济手段实现对藏区的控制，弥补了政治、军事手段的不足。魏志静在其博士论文明代茶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中论述了茶法对保障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巨大作用。明中后期，官营茶
13、马互市开始衰退，王平平在浅议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中就原因做了分析，认为茶马互市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源在于是明政府利益协调和分配上存在问题。伴随着官方茶马互市的衰退，民间茶马互市随之兴起。王连连、王平平在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民间经济做了研究，提出民间茶马经济虽对官方茶马互市存在一定的冲击，但还是对藏区经济改善起到了推动作用。茶马贸易不仅加强了明廷对藏区的管理，而且藏区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李新贵、王亚勇的论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湟水流域市场格局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
14、1年第4期）一文从地区市场形成出发，研究茶马互市经济模式与湟水地区市场形成的关系，并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影响了该地区的市场分布。为研究藏区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宋家乐的述论川藏茶马古道的门户邛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四川邛崃的研究，分析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及对当地的影响。就茶马古道领域，王丽萍、秦树才在论历史上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交融及其发展途径（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一文中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他们在茶马古道经济交流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上做了具体的阐述。二）贡赐贸易明期西藏地区的朝贡贸易，政治意义往往起主导作用，因此，朝贡贸易被评价为“相对分裂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需要中原王朝
15、的册封来取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 3。邓前程的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主权问题辨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一文从朝贡性质出发，驳斥了西方一些别有用心学者的错误论点。论证了明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其次，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张向耀在从朝贡看明朝汉藏交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朝贡经济促进了藏区经济繁荣，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巩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吴明娣的明代丝绸对藏区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一文，从艺术领域出发，以贡赐贸易时内地输入藏区的大量丝绸对藏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影响做了一定的探索。针对明朝中后期日益普遍的“诡名冒贡”问题，喜富裕在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西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诡名冒贡”这种现象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是涉及僧俗首领和卫所官员复杂利益的社会问题。此外，在川、青、甘地区的贡赐活动也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格桑卓玛、陈改玲在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甘南地区频繁的贡赐贸易加强了明廷对该地的控制，促进了当地经济进步。胡巧竞在论明朝的藏区宗教政策对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四川民
